日本老兵回忆：曾用女俘虏练习刺杀，被俘后受到优待，痛哭忏悔

冈村宁次的一道命令，让大量中国战俘被虐杀

冈村宁次在关东军担任少将副参谋长期间，有一个私交很深的朋友石井四郎，也就是后来的731部队的领导者。石井虽然当时只是一个少佐军医，但因其是高度机密的“细菌实验室”的首脑，地位非常特殊，他所领导的实验室在日军内部被称为“石井机关”。石井机关的任务是研制开发可用于实战的细菌武器。

1933年，石井机关从日本迁到中国的哈尔滨市南郊，与日军关押抗日游击战士的看守所相邻。

搬迁的真正原因只有一个：在中国可以很方便地获得大量实验用的活人！石井机关需要用活人做实验的时候，随时就可以到看守所去挑选。看守所实际上就是石井机关的“试验品”供应站。

直接将活生生的人体用于鼠疫、伤寒、霍乱等传染病菌的培养与传播的实验，甚至做解剖学的研究，这种灭绝人性的兽行连日本人自己也觉得太不光彩，因而石井机关的性质始终处于极端保密的状态，并直属日本陆军省少数首脑人物的领导。

时任关东军副参谋长的冈村宁次，就负责直接与石井机关的联络。

石井四郎的身份是日本军医，但他的职责和兴趣却不是治病救人，而是让医学如何在战场上残害更多人的性命。

在他的实验室里，中国人跟专供医学实验用的小白鼠唯一的区别只是取得的数据更精确可靠。他用这种惨无人道的方法，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战争结束之后，他在日本竟然凭着这些沾满无数抗日志士鲜血的成果，取得了200多项医学研究方面的专利。

冈村宁次十分欣赏石井的“才华”和“敬业精神”，对取得的“成果"大为赞赏，认为日本军队需要更多、职能更广泛的石井机关，以便充分利用“战俘资源”，更有效地为侵华战争服务。

华北大扫荡开始后，冈村宁次便公然下达了一道命令，为在扫荡中俘获的抗日军民制定了三个去向：

其一，当作“训练器材”，给那些刚入伍的新兵当活靶子，以“培养他们的战斗精神和意志”，尽快把新兵训练成合格的“帝国军人”；

其二，直接作为向日军医院提供新鲜血液的“血库”，充当医学“研究”和培养日本军医的实验品；

其三，输送到河北、山西、东北各省及日本国内充当劳工。

就是在这道命令之下，无数抗日军民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无情的历史，不光把这一笔笔血债记在了中国人民的心里，也刻在了那些曾作为中国战俘被感化了的日本人的内心深处。

日本老兵的回忆

月田出生于日本北海道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这里气候恶劣，每到冬季常常会大雪封山，村民们要赶在大雪封山前准备好一冬的粮食和烧柴，然后全家人蜷缩在家里什么也不干， 省吃俭用，熬过漫长的冬季。

1942年的冬天，一纸征兵令打破了小山村的宁静。这一次，全村有3个还不满18岁的少年应征入伍，月田是其中的一个。这几年，村子里先后已经有十几个青壮年应征入伍，现在轮到他了。

月田挥泪告别了父母，来到新兵营接受军训。负责新兵军事课目训练的军曹，是个骄横刻薄的家伙， 对月田这个来自北海道的乡下少年怎么都看不顺眼，动不动就扇他耳光，找各种借口罚他扫厕所、刷鞋洗袜子，还常常辱骂他，说你这种人就应该送到前线去见见血！

军曹是受过多年“武士道”精神培养出来的正规军人，目空一切，根本就看不起他们这些新兵。

战争一年又一年地持续着，日本老百姓们从最初日军捷报频传所激起的狂热中，逐渐感受到了另一种滋味，那就是生活越来越困窘，还有失去亲人的悲痛。

月田家乡那个小山村，已经有好几户收到了阵亡通知书。日本政府为了应付兵力日渐匮乏的局面，在国内越来越多地征召新兵送往战争的前线。

这些新兵们大多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会变成手持长枪、刺刀到战场上去拼命、去杀人的人。

在新兵训练营，月田每天用刺刀对着稻草扎成的人形靶子练刺杀的时候，总有一种小时候做游戏的感觉。他从未想过如果那不是草靶，而是个大活人的话，还能不能下得了手。

一个漆黑的夜晚，仅仅接受了几个月训练的新兵们就接到了出发的命令。他们临行前甚至都没来得及跟家人见上一面，就乘上了运兵船，飘洋过海，来到了战火纷飞的中国大陆。

月田这批新兵来到了中国大陆，被补充进了华北方面军驻太原部队，安尾大队长是他们的指挥官。

安尾在检查了这批新兵的训练情况后大为不满，大骂他们是饭桶，上了前线全是送死的窝囊废！还当场打了几名让他特别看不顺眼的新兵的耳光。站在后排的月田看着那几名伙伴被打得口鼻流血还不敢去擦，不禁胆战心惊，腿都有点发软。

在村里，街坊四邻都相处得很和睦，交往很讲究礼貌，军队里这种粗野霸道的作风让他很难适应。

安尾大队长目露凶光地吼道：“两天之内， 我要把你们全都变成真正的武士！变成名符其实的大日本帝国军队的土兵！”

许多年后，直到月田躺在家乡自己那间小木屋里与世长辞的那一刻，他都忘不了当时发生的那一幕幕情景：

那天是1942年7月26日，天气很好，夏日的晨风吹在脸上很清爽。一大早， 新兵大队全体集合，安尾大队长宣布今天的训练课目是“用中国俘虏练习刺杀”，随后新兵们分队登上几辆大卡车，被拉到太原市小东门外赛马场。

这里是一片面积很大的开阔地，四周是高墙，入口处有端着刺刀站岗的士兵把守。这里属于专门关押中国战俘的“太原工程队”的地界，一般中国人是不允许靠近这个地方的。

月田他们到达的时候，场地的边上已经站着长长一队双臂被捆着的俘虏。场地的正面，是一长溜木桩，每个木桩上都捆绑着一名战俘。他们的双眼都被黑布蒙着，个个都面黄肌瘦，勉强可以辨认得出他们身上破烂不堪的军装是蓝灰色的。月田听教官说过，只有八路军的军装是这种颜色的。

第一中队的50名新兵们列成横队，端起上了刺刀的步枪，在安尾的口令下，向正前方的木桩上绑着的战俘冲去，用一个标准的“突刺”动作，将刺刀扎进俘虏的胸膛。刹那间，新兵们嚎叫的声音和俘虏们的惨叫声混成一片，惊心动魄。

下一轮就是月田所在的中队。前面木桩上已经被刺死的50名战俘被解下来，扔到一边，又新绑上了50名活战俘。月田全身的血液都像凝固了似的，手脚无法控制地打颤。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鲜血，从活人的胸膛上冒出来，染红了全身，染红了地面，整个世界仿佛都成了红的，红得让人不敢睁开眼睛。

突然，一只大皮靴狠狠地踹在了他的屁股上，重重地摔倒在地上的月田突然清醒过来。他看见同伴们已经像狼似地嚎叫着冲上去了。安尾拎着他的脖领子，把他拽起来，左右开弓就是几个耳光，打得他眼冒金星，脑袋里嗡嗡作响。

以后的事情就像做梦一样，月田好像失去了思维能力，下意识拼命地张大了嘴巴，嚎叫着向前冲去。他觉得手中的枪刺碰到了一个柔软而坚硬的东西，只感觉热呼呼的液体迎面飞溅过来，喷了他一脸。

他知道自己杀人了，有生以来第一次杀人了！他不知道怎么会杀人，为什么要杀人，杀人竟然这么容易，又这么不可思议。

这天，一共有 220名八路军战俘死在了日军新兵的刺刀之下。

收队回到营房后，安尾大队长得意地宣称，这种训练新兵的方式，是奉了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的命令，看起来效果非常令人满意。

半个月之后，新兵大队又在相同的地点参加了第二次用战俘练习刺杀的训练。

有了第一次的杀人经历，月田这次表现得从容多了。尸体、鲜血和惨叫声让他感到恶心，却不会让他发抖了。他已经可以胜任来到中国专门杀人的“使命”了。

然而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却让他的内心再一次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以至于终生难忘。

这一次在杀了70名男战俘之后，最后押上来绑在木桩上的竟然是50名女战俘。她们虽然都蓬头垢面，头发散乱，但仍然能看得出她们都很年轻。

安尾大队长狞笑着说：“这些女八路都是最顽固的抗日分子，还是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是皇军在太行山扫荡的时候抓住的。现在端起你们的刺刀冲过去，把她们统统杀死，让中国人知道抗拒大日本帝国的军队会是什么下场！”

月田在口令声中机械地端起刺刀，对准了他前面的一名女人。是的，她只是一个女人，修长的身材，连血污和泥垢都遮掩不住她的青春和美丽。

“前进！前进！”安尾挥动军刀，声嘶力竭地下达着口令。新兵们按步兵操典的要求，移动脚步逼近绑在木桩上的女战俘们。

突然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月田面前的那个女战俘突然高喊了一句抗日口号，声音尖利而响亮，就像划过长空的一道闪电。接着起了连锁反应，所有的女战俘们都喊了起来，口号声此起彼伏，在上空回荡。

那是一种只有从女性的胸膛里才能迸发出的声音，甚至比男性的怒吼更可怕，它穿透了耳膜，直达内心。

月田听不懂中国话，不知道她们在喊什么，但她们那种令人胆寒的愤怒，那种让人魂飞魄散的抗争，让他的心脏仿佛停止了跳动，四肢发软，头脑一片空白。他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女人！

不光是月田，还有许多新兵在女战俘们的面前都呆住了，手中的刺刀在瑟瑟发抖，任凭安尾大队长如何地怒斥打骂，他们就是下不了手。

指挥官安尾看到这种情况，怒吼着挥起军刀冲上前去，朝着月田面前的那个女俘一刀劈了下去！

最终，月田在安尾血红的眼睛注视下，踉踉跄跄地把刺刀插进了一名女战俘的胸膛上。

半年之后，月田所在的日军部队参加太行山区大扫荡时，中了八路军的埋伏，损失惨重。月田的腿部受了伤，同伴们只顾自己逃命丢下他不管，让他成了八路军的俘虏。

刚当俘虏的那几天，月田吓坏了，想起自己在新兵训练营里所干过的那些事情就不寒而栗。也许今天，或者是明天，他也要被捆在木桩上让八路军练刺杀，这大概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报应吧。

可是月田所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他受到了他根本想象不到的优待，后来还送他去了延安。

结语

在日本工农学校学员座谈会上，月田怀着沉痛的忏悔，讲述了他在“太原工程队”所亲身参与过的对中国战俘的屠杀。他不能不说，不说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更对不起中国人民对自己人道主义的优待。特别是英勇牺牲在自己面前的那位不知姓名的女战俘，让他此生永远无法忘怀。

战争本身是残酷的，但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展，残酷的战争也逐渐向着越来越人道的方向发展。在1899年的海牙第二公约的附件中，对于战俘的待遇就作出过明文规定。

在1929年日内瓦外交会议上，则进一步制定了战俘公约。日本是签署国之一，理应遵守国际法，给予战俘起码的人道主义待遇。

然而，侵华战争时期的日本军人在“武士道精神”和军国主义扩张野心的毒化之下，早已异化成嗜杀成性的毫无人性的刽子手。他们欠下的这一笔笔血债， 是中国人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