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王学与西学

本文转自“历史学报”公众号，原载朱维铮《走出中世纪》，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7。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王学与西学

黑格尔说过：偶然的东西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有某种根据，而且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也就没有根据；偶然的东西是必然的，必然性自己规定自己为偶然性，而另方面，这种偶然性又宁可说是绝对的必然性。我以为，辩证法关于必然与偶然的这 论述，也适用于我们的论题，明清之际学术文化已到非变不可的地步，便是其证据。

还在十六世纪初期，那时欧洲耶稣会士尚未入华，中国统治思想营垒里便分化出了自己的异端，即王守仁的“王学”。这一派学者，集合在王守仁“致良知”的旗号下，是偶然的，但他们提出的种种命题，虽不新鲜，却是由战国到南宋各种异端思想的变形。我曾经指出，王学自身的毛病很多，但他们反对做《四书》章句的奴隶，反对做古圣前修的学舌鹦鹉，甚至叫喊“满街都是圣人”，否认只有诵法程朱的少数理学家才能做圣贤，这对正统理学无疑是一种严重的挑战。照王学的逻辑，必定走向撤除纲常名教的思想樊篱，包括所谓 “ 夷夏大防”在内。

十六世纪晚期罗明坚、利玛窦等入华的时候，正是王学思潮旺盛之际。在士大夫中间，首先对利玛窦传播的欧洲学术和教义发生兴趣，乃至改宗天主教而不自以为非的，有不少正是王学信徒，例如李贽、徐光启等。反之，明末徐昌治编《圣朝破邪集》所录攻击西士西教的文章，大部分作者都是以卫道士自居的朱学末流。

这一对照所透露的消息，是值得寻味的。假如说，西学输入恰逢王学盛行是偶然的话，那么这样的偶然性恰在晚明出现，不正说明那时的中国也同当时的欧洲一样，已经有走出中 世纪的必然性在起作用？同样，假如说，作为中世纪统治学说异端的王学信徒，较易接受近代意义的外来文化是必然的话，那么王学在明清易代之际受到激烈批评乃至全盘否定，不也正说明理由并不在于学术本身必有的逻辑取向，而是在于历史的偶然性么？

正因如此，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来看，王学在明清之际并非只有负面意义，如王夫之、顾炎武等所指斥的那样。

事实上，还在明代万历间，因作《毛诗古音考》而被认为是清代汉学最早先驱的福建学者陈第，便反对理学更甚于反对心学，特别批评程朱理学割裂义利关系，强调“义即在利之中，道理即在货财之中” ，这同两百年后戴震的论调一样。因此，早有学者指出，陈第的思想更接近王守仁。在清初，黄宗羲尽管憎恶王学末流好尚空谈，却不否定王学本身，而他也正是 在清初诸大师中唯一公开讨论过天主教义得失的人。如所周知，他的《明夷待访录》，表达出的朦胧的近代意义的民主要求，也是当时学者中所仅见的。同时代的北方学者颜元，憎恶程朱也远过于不满王学，以至于宣称程朱之徒才是圣学的真正大敌。

其实，王夫之、顾炎武否定王学，又何尝对程朱理学表示好感？王夫之认定唯独张载才是可以肯定的宋学家，那意思是否定程朱具有代表传统的资格。顾炎武仿佛不否定程朱理学，但他大唱 “舍经学无理学”，那潜台词不也正是要求理学家放弃空洞的义理说教，以换取人们对理学统治形式的容忍吗？

可见，从晚明到清初，人们反对王学，只是因为在空谈误国这点上，王学信徒已变得同程朱信徒毫无二致。 但谁也不否定王学信徒接受外来文化，皈依西方宗教。这就反映出一个事实，即王学藐视宋以来的礼教传统，在客观上创造了一种文化氛围，使近代意义的西学在中国得以立足，而王学系统的学者， 在认知方面的特有平等观念，即王守仁所谓“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在清代仍以隐晦的形式得到保存，实际上为汉学家们所汲取。这看来是悖论，然而却是事实。

尊朱抑王的奥秘

与明朝对王学的宽容不同，清朝显然有意扶植程朱理学，而抑制王学。这一策略的形成，同清初帝国政府与东南地区士绅的特殊矛盾，有着密切联系。

包括江浙皖赣闽诸省的东南地区，是朱学和王学的共同策源地。但从明中叶起，后起的王学，在这里已超过了朱学，成为士绅们热衷的思潮。这一地区，尤其是江南，经济之发达，文化之先进，都居于全国前列，而明朝实行的文官考选制度，给这里的士大夫提供了最多的参政机会，因而享有的政治权益也最多。这就不难理解，这里的士风在明代何以远比其他地区活跃，而比朱学更少受传统拘束的王学，何以恰好以这里作为辐射中心。

然而这样的格局，却被满洲贵族的武力征服所打破。满洲建立的清朝，统治形式散发着浓烈的民族压迫气息。原来享有权益最多的江南士绅，感受到的打击和屈辱也最大，因为他们通过文官考试进入帝国政府的大门变窄了，地租等收入却被迫割出更大份额作为奉献给皇室贵族的赋税，同时还被迫抛弃传统而改从满洲的衣冠礼仪。打击和屈辱，引起反抗和愤懑，一有机会就爆发。举子因考官舞弊而闹科场，绅商在郑成功进军得胜时表归顺，在顺治后期已使满洲统治者大受震动。顺治生前已对江南士绅大加打击，临终还下诏罪己，更说渐习汉俗，效法明制，偏用文臣，委任汉宫，都是自己的大错误。结果康熙刚即位，满洲顾命大臣鳌拜等，便假手汉奸朱国治，制造“江南十案”，广泛株连，搞得江南士大夫人人自危。不消说，在晚明形成的活跃文化氛围，趋向消歇，沉寂。

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认为应对晚明士风负责的王学，受到清朝统治者的冷遇和压抑，又有什么奇怪呢？清初还有几个王学家，如孙奇逢、李颙、黄宗羲等。他们在政治上都不同清朝合作，在学术上都多少采取调和王学与朱学的态度，并且强调所谓躬行践履，实际是向清朝奖掖的朱学取向妥协；因此他们作为王学家，都后继乏人，孙奇逢甚至还替清朝教养出 一批所谓“理学名臣”。康熙亲政后，在学术上明白尊程朱而抑陆王。善于投机的“理学名臣”熊赐履甚至专著《道统》一书，大言唯有程朱才是上继孔孟道统的“正统”，陆王则是“杂统”。这话连康熙也认为太过分，在谕旨中将此公申斥了一通。然而到十八世纪，堪称王学家的著名人物，就只有一个李绂。此后王学便成绝响，直到下一个世纪末，即戊戌维新时期，忽然又奇迹般地复活，成为改良和后起的革命派共同尊崇的学说，但那已是后话。

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把尊崇朱学当作一以贯之的国策，效应不能说没有。康熙将朱熹抬得比孔子还高，致使在十七世纪末，著名理学家陆陇其敢于声称，只有朱熹才懂得孔孟 “圣道”，做学问只要读朱熹的书，就算到家了。到十八世纪，从皇帝的日讲官到三家村的塾师，捧着的钦定教科书，都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及“御撰”的《性理精义》、《四书文》之类；被皇帝表彰的模范官员，也都号称“理学名臣”，或者号称 “清官”，例如汤斌、李光地、张伯行、于成龙之流。无可否认，此类书和此等人，对于庸人的影响是很大的，一瞥《儒林外史》所描写的周进、范进、马纯上、匡超人等形象便可见一斑。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庸人尸居高位，权术盛极一时，尽管屡见不鲜，却从未见过他们能够抵挡住社会发展的最终趋势。在十八世纪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