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维平：揭开历史真相，重现遗失千年的盛唐音乐

监制：梅聪，文若愚 邓丽昀 策划：卢佳，张诺晗，周凌燕 制片：冯铁军 摄影：张宇(16:51)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一首诗这样写：“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让许多人对千年之前的唐代音乐充满了遐想。所谓“霓裳”指的正是《霓裳羽衣曲》。相传，唐玄宗李隆基在一次游历中，被女儿山的壮丽景色震撼，心生灵感，创作出了这首传世之作。他将西域传入的《婆罗门曲》与自己的音乐创意相结合，打造出了一部中西合璧的大型歌舞套曲。

唐朝是中国古代音乐发展的鼎盛时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丝绸之路的开启，让大量西域乐器、乐人、乐律、乐舞涌入，与中原音乐交融，催生出独特的音乐风格。可惜的是，历经千年岁月的洗礼，唐代音乐的音响资料已所剩无几，盛唐之音悄然沉入历史的长河，无声无息。

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发现了一份古代琵琶谱，这份采用古代记谱法的“天书”揭开了唐代音乐的神秘面纱。此后，历代中外学者皓首穷经，试图破译这些古谱，还原唐代音乐的原貌。其中，上海音乐学院的学者们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比如20世纪80年代引领古谱研究热潮的叶栋教授、从北宋的文献中提炼出“掣拍说”理论的陈应时教授，以及将古谱研究与乐器复原相结合，开创了唐代音乐复原新篇章的赵维平。

赵维平教授在他的著作《胡乐的传来及其历史迹象——丝绸之路上的音乐史研究》中，以亚洲为主要研究地域，涵盖了丝绸之路的前端如印度、波斯，中段的中国，以及下游的东亚国家如日本、朝鲜。他运用文献史料、出土文物、佛教洞窟等一手史料，对胡乐人、乐器、乐调、乐舞、音乐体裁、音乐现象、地域文化交流等进行了多视角、深层次的立体性分析，力图更真实、全面地叙述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现象。

为了将盛唐乐舞重新带回当代，赵维平在日本正仓院研究了大量唐代遗留的音乐史料，对每一件乐器的形制、材料等进行细致考察，成功复原了四弦曲项琵琶、五弦直项琵琶、箜篌、横笛、羯鼓等30余件乐器，并且于2022年策划了“丝路之乐·唐韵回响”音乐会，以严谨的治学态度让真正的唐代音乐穿越千年时空。

12月24日赵维平作客思想湃×别克GL8 PHEV，带领大家一起揭秘丝路唐韵的真相。

（以下内容节选自讲座《穿越历史，聆听壁画中的声音》）

丝绸之路上，唐代高峰文化的璀璨传奇

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前一世纪，匈奴民族频繁骚扰，百姓苦不堪言。汉武帝刘彻决心打破边疆的僵局，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历经千辛万苦，打通了这条连接中国腹地与欧洲各地的陆上商业通道——丝绸之路。

自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特产便沿着这条路线源源不断地输往西方。与此同时，西方的珍宝和文化也随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丝绸之路不仅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贸易的发展，而且成为了一条名副其实的文化交流大动脉。

到了唐朝，在亚洲地区，整个东南西北全都都向着长安进发、交汇，形成了大唐帝国的高峰文化。完整地来看丝绸之路，它的前段在波斯和印度和中亚诸国，中段在中国境内，来自西域的胡文化与中国的固有文化继续融合，从而达到一个高峰时期，而它的下游则是日本和朝鲜,形成了东亚汉字文化圈。站在亚洲的版图上，目光沿着丝绸之路缓缓移动，南亚对中国的影响悄然涌来。印度虽以印度教为国教，但公元前6世纪时，佛教迅速发展壮大。丝绸之路恰似一条无形的纽带，将佛教的火种从印度引渡到中国。而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南部的犍陀罗文化更是将多元文化的交融推向高潮。它巧妙融合了印度、希腊、罗马等文化元素，将西方立体文化与东方平面文化进行碰撞。当这些艺术瑰宝随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这些偶能在新疆克孜尔石窟、敦煌石窟等地，它们以壁画、雕塑等形式呈现出来，为中国艺术家们带来了全新的视觉体验，也为本土艺术注入了新的灵感与活力。

目光看向中亚，九个沙漠绿洲国家就像一串珍珠，串起了古丝绸之路的繁华。人们称它们为“昭武九姓”，康国、安国、石国、史国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这里的居民，个个都是经商的好手。而康国的粟特人更是出了名的商业奇才。他们不仅会做生意，还热心文化交流。佛教在这一带传播开来后，许多粟特人以及沿途众多虔诚的佛教徒。他们把佛教经文、佛像等宝贝，小心翼翼地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在敦煌等地，他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佛教文献和造像，让佛教文化在中亚和东亚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再往西走，羽田（和田）、龟兹（库车）、吐鲁番（高昌），这三个古代西域的重要地区位于丝绸之路的中段。这些不同国度的文化就像小溪流，慢慢汇聚成大河，浩浩荡荡地向东流去，涌进了中国。

隋朝统一后，宫廷里的乐师把西域的音乐融入到了自己的演奏中，创造出了七部伎、九部伎这样绚丽多彩的宫廷乐制度。到了唐朝，国力更加强盛，与西域的交流进一步展开，宫廷伎乐继续发展到高度成熟的十部伎。因为承载着安国、康国、疏勒、龟兹、羽田等国家和地域的多元文化精髓，唐代的音乐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成为今日中国民族乐器代表力量的琵琶、箜篌、横笛、筚篥其实都是来自西域的乐器。事实上唐代的乐律、乐器、乐人、乐舞都广泛地受到了西南亚整个丝绸之路的影响，也就是西域外来文化的影响。

而东南亚地区的音乐也在丝绸之路的交流中传入中国。林邑乐是越南中部的一种音乐形式，早在隋朝时期就已经传入中国。隋朝的宫廷音乐中就有林邑乐的元素。骠国乐是缅甸的音乐文化，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成为唐朝宫廷音乐的一部分。扶南乐是柬埔寨的一种音乐形式，同样在隋唐时期传入中国，影响了当时的宫廷音乐。

视线最后转向东亚。朝鲜，从高句丽到高丽，再到进入中国后的高丽乐，它的文化发展与中国紧密相连。日本，原名倭国，最初是通过朝鲜来接触和理解中国文化的。公元600年，日本圣德太子为了直接与中国交流，毅然决然地派遣使者，史称“遣隋使”，开启了中日两国直接的文化交流。隋朝灭亡后，日本并未中断这份文化交流的热忱，反而更加积极地向唐朝派送遣唐使。从7世纪到9世纪末，近三百年间日本先后向中国派出了二十几次遣隋、唐使团，学习大唐的法律、艺术、科技、风俗等多方面的文化知识，这也让日本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浓厚的“唐风遗韵”。

遗失与重现：唐代乐谱的发掘与研究历程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早在周代，音乐文化便已初具规模，出现了“八音分类法”。这是以乐器的制作材料为分类依据，将乐器巧妙地划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大类别，彰显出古人对音乐世界的细致观察与独到见解。在乐律学领域，周代先贤更是智慧非凡，创立了“三分损益法”，为音乐的调式、乐器的定音、乐律的排列等关键问题提供了科学的解决方案，使得音乐创作与演奏有了严谨的理论支撑。同时，周代音乐题材也呈现出多样化态势，既有庄重典雅的“雅乐”，用于宫廷祭祀、朝会等重要场合，彰显皇家威仪与礼乐教化之功；也有贴近民间生活、通俗易懂的“俗乐”，在民间广为流传，为百姓所喜闻乐见，丰富了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大量外来乐器传入中国，与本土音乐相互融合。到了中唐时期，这种融合趋势愈发明显。在北周和北齐时期，有一位名叫苏祗婆的音乐家，他随突厥阿史那公主嫁入北周时来到中原。苏祗婆不仅带来了琵琶等西域乐器，还引入了“五旦七调”的音乐理论。这一理论对后世的音乐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隋唐时期的燕乐宫调体系奠定了基础。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乐谱，因为从未见过实物。直到20世纪初，法国冒险家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了乐谱，并将其带到法国，人们才得知中国古代确实存在乐谱。实际上，中国古代拥有丰富的乐谱资源，包括古琴谱、琵琶谱、笙谱、筝谱、横笛谱等。中国现存最早的古琴谱是《碣石调·幽兰》，被证实为六世纪的乐谱，是一份文字谱，用4954个汉字详细记录了每个音在古琴上的弦序、徽位以及演奏法。到了唐朝，乐谱的记谱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出现了简字谱。简字谱通过提取文字中的关键部分，形成新的符号，简化了记谱过程。例如，古琴的简字谱将左手的徽位和琴弦、右手的演奏法等信息，以更为简洁的方式呈现，一个字代表一个音高。这种记谱方式极大地提高了乐谱的可读性和传播效率，为后世音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唐代的乐舞方面，胡旋舞、胡腾舞和柘枝舞等都是源自康国粟特人的舞蹈形式。莫高窟第220窟中有一幅非常著名的壁画，描绘了胡旋舞的场景。画面中，舞者们在园地毯上随着音乐旋转起舞，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小型乐队在演奏。舞者们从两侧进入，当音乐响起时，他们在中央的圆毯上快速旋转，这种舞蹈被称为“胡旋舞中堂”。

随着丝绸之路的交流，胡乐传入中国后，又通过遣唐使传到了日本。日本在756年建立了正仓院，这个位于奈良东大寺后侧的“仓库”内收藏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其中包括来自盛唐时期的宝物。正仓院的藏品中，有18种、75件乐器，保存得非常完好。这些乐器不仅包括中原的传统乐器，还有从西域传入的胡乐器。正仓院因此被誉为丝绸之路的一个终点站，为我们了解唐代音乐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对中国的乐谱研究最早是由日本学者进行的，因为绝大部分乐谱都流传到了日本并传承与本保留至今。日本学者林谦三在1938年首次翻译了敦煌琵琶谱，成功地将乐谱中的音高全部翻译出来，但当时未能解决节奏问题。1955年，林谦三用英文撰写了一篇《中国敦煌古代琵琶谱的解读研究》（Study on Explication of Ancient Musical Score of Pi-p’a Discovered at Tun-huang，China）论文，在英语世界引起了巨大震撼，人们这才意识到东亚竟然拥有如此独特的乐谱。上世纪70年代，英国剑桥大学的劳伦斯·皮肯教授，原是生物学家，因为热衷于中国文化，结识多位中国音乐家后，转而专注音乐研究。他发现中国乐谱稀缺，遂赴日本搜集大量乐谱，带回剑桥大学开设博士班，深入研究唐代音乐。在他主编的《唐朝传来的音乐》，（Music fromfTang Court）与《亚洲音乐》(Musica Asiatica)上撰写研究文章，引起国际广泛关注。上世纪80年代，上海音乐学院的叶栋教授首次尝试翻译敦煌琵琶谱，突破了节奏问题。他的研究引发了古谱学热潮，推动了古谱研究的发展。随后，陈应时教授根据北宋文献中的节奏因素，提出了“掣拍”说理论，合理地解决了节奏问题。

重现古韵：唐代音乐复原的挑战与成就

要让这些凝固在纸质文献上的音乐遗产以生动的音响方式回到现代人的耳朵里，需要做好三个方面的研究。首先，要能够理解古代的乐谱。经过几代音乐研究者的努力，我们已经发现了很多规律。其次，我们要对古代的乐器进行复原。中国古代的乐器有些延续至今，但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有些则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例如，古代的琵琶是横抱并用拨子弹奏的，而现代的琵琶则是竖抱并用手指弹奏的。在这个变化中，音响和音乐的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幸运的是，林谦三对日本正仓院的18种（75件）乐器进行了详细的形制研究，包括尺寸、材料、做工和音高测定等，这为我们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当然，我们也实地考察了新疆克孜尔石窟、博斯克里克孜石窟、敦煌石窟、云冈石窟以及大量的出土文献，进行了双重考据。

我们复制了13种（32件）唐代乐器，包括五弦直项琵琶、四弦曲项琵琶、阮咸、竖箜篌、十三弦筝、箫、尺八、筚篥以及各种形制的鼓等。复原乐器的过程非常艰难，因为制作的材料必须非常讲究，以尊重历史的规律和真相。以弦为例，现代乐器多用钢丝绳，而古代中国乐器则多用丝弦，因此我们专门前往京都的丝弦制造工厂采购，使用在复原的琵琶、箜篌、筝的乐器上。

理解唐代的乐谱、乐器形制以及演奏法后，我们还需要通过演奏来真实地呈现出原汁原味的音响。2022年1月5日，我们在上海音乐学院的歌剧厅上演了一台关于唐乐的复原音乐会。舞台设计我们参考了大量的佛教洞窟壁画以及文献史料。现场还使用了数字影像来辅助呈现。

复原、重构唐乐是一项极为浩大的工程。我们通过丝绸之路，从对古乐谱的解读到复原古乐器，以画面和声响的方式重现了洞窟壁画中的音乐现象。我不能说这就是唐朝音乐，只能说是竭尽全力去接近历史的真相。期待我们的后代之辈在我们的基础上，逐步揭开更多的秘密，呈现出真正的中国唐代音乐。

来源：尹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