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里的北川】北川人为何告别了石碉房

北川人为何告别了石碉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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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座岭上砍木头，搬回木料做房梁；

九匹梁上背石头，搬回石头砌墙垣；

九沟九坝去背泥，泥巴碾细房顶盖。

这是羌族史诗《羌戈大战》中对古羌人修建房屋的描述。诗中所说用木料做房梁、石头砌墙壁、泥土盖房顶的房屋，就是羌族的传统建筑——石碉房 （俗称寨房）。

《羌戈大战》形成于两千多年前，讲述的是西北羌人南迁到岷江、涪江上游定居的故事。上述诗句说他们如何修建房屋，反映了其迁徙历程中的一次住房变革。“野兽歇窝巢，羌人住帐篷”，当初他们生活在西北大草原的时候，把帐篷当成他们的居室。当其南迁到松潘草原时，发现自然条件和原来差不多，便继续保持着住帐篷的习惯：“羌人驻扎热兹（松潘）地，羊毛帐篷架河边。”再后来，他们打败土著羌族戈基人进入茂县后，这里的高山峡谷地形完全无法再使用帐篷，于是开始使用当地的建筑材料修建石碉房。

羌族的石碉房通常为两三层，也有四五层甚至十几层的，像宝塔一样，被称为碉楼（邛笼）。石碉建筑下大上小，墙面平整，线条端直，需要高超的建筑技术，这显然不是惯用帐篷的西北羌人的长项。西北羌人之所以很快就掌握了这门技术，是因为岷江上游早已有了现成的样板。在他们到来之前，生活在这里的戈基人根据当地的自然环境创造出了这种房屋样式。西北羌人打败戈基人之后，不仅向他们学习农耕技术，还向他们学习建房方法，逐渐适应了新的环境。石碉楼本是土著羌人戈基人的杰作，又被迁徙而来的西北羌 人普遍接受，后经千百年的升华积淀，在崇山峻岭之间留下了许多让今人叹为观止的建筑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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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新县城被称为现代羌城，在建筑方面特别注重体现羌族特色。羌族传统建筑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用石头修建的碉房、碉楼，新县城无论是原生羌风型、传承羌风型还是现代演绎型，三种不同风格的建筑都不同程度保留了使用石头的痕迹。但现在除了特别偏僻的村寨，北川已经很难见到原生态的石头房屋了，于是有人误以为新县城的建筑样式源自阿坝州。事实上，石碉房并不仅仅存在于岷江流域，历史上涪江上游的北川乃至平武地区的羌族都普遍使用石头来修砌房屋。

《后汉书》上说，汶山郡的居民“皆依山居止，累（磊）石为室，高者达十余丈，为邛笼”。这是古代文献对羌族建筑最早的记载，意思是说，汉代汶山郡的居民都靠山居住，以石砌的碉房为居室，最高的达十几丈，叫做“邛笼”（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碉楼）。北川关内地区汉代属汶山郡管辖，也普遍使用石头来修建房屋。这一点可以从明代官军攻打羌寨的战报中得到证实。因为石头建筑很牢固，不仅可以用作居室还有利于军事防御，所以官军攻打羌寨时“所过碉寨皆毁之”。所谓碉寨，就是石头建筑。官军拆毁石碉房最多的是1547年，巡抚张时彻在《平白草番记》中说，官军“ 凡攻克番寨五十有奇，夷毁碉楼四千八百七十有奇 ”。此次官军围攻的主要是白草河与青片河上游的番寨，其总人口不过一万左右，被官军毁掉的碉楼碉房却达 4870多座，可见他们的住房基本上都是用石头修建的。

以上说的是北川关内的情况，北川东南部旧属龙州管辖，因为史料中没有见到关于石碉房的记载，现实中也没有发现相关遗迹，于是连民俗专家也往往根据自己所见现状进行推测，认为这一带的民居自古以来就是以木材构建的干栏式建筑为主。幸有清康熙年间著名诗人朱樟留下的诗作《龙州杂吟二十首》，其中提到“龙州蛮”住碉房的习俗，由此得知县境东南部的居民历史 上也是以石碉房为居室。

朱樟于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选任江油知县。在明末清初四川盆地因战乱人口几乎灭绝的时候，处于盆地边沿的江油县还算幸运，大山中有很多羌人在浩劫中得以幸存。朱樟看到羌人生活慵懒不思进取，作为父母官深感没有尽到教化子民的职责，于是用诗歌记录了羌人的生活状况，借以表达自己内心的无奈。

朱樟在诗中把那里的羌人称为龙州蛮，这个称呼实际上包括了平武西南和北川关外地区的羌民。虽然此时龙州改土归流已经一百多年了，朱樟所说的龙州蛮也早已成为地方政府直接管理的“编民”，但这些“编民”仍然保持着鲜明的民族特色。《龙州杂吟二十首》中称：龙州“碉房住白人”。“白人”是对普通羌人的称呼，意思是说龙州的羌民一般都住在碉房里。关于“碉房”，朱樟解释说：“羌人谓石室曰碉房。”朱樟还对“龙州蛮”所住碉房的结构和用途作了如下说明：“ 龙州蛮俗住碉房，下喂牛马，中聚粮糗，上住男女，楼皆三级。 ”原来“龙州蛮”所住的碉房都是三层，底层圈养牲畜，中层储放粮食和杂物，顶层住人，各有功能，这和北川关内地区现存的碉房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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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碉房就地取材，修建方便， 冬暖夏凉，坚固耐用，受到岷江、涪江上游地区羌人的青睐。即使战乱中常被官军拆毁，但他们重新修建的却依然如故。康熙年间江油知县朱樟说“龙州蛮俗住碉房”，乾隆年间石泉知县姜炳璋看到石泉县羌寨房屋是“粼粼石瓦覆墙壁，亦有高楼雄里中”，可见无论是关内还是关外，这种石头建筑直到清代还在普遍使用。

从清代至今不过三百多年，遍布北川大山中的石碉房几乎全被废弃，代之而起的是用木头修建的干栏建筑。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首先是官方的引导。在民族纷争的年代，石碉房因为有军事防御功能而被官军拆毁；在和平年代，石碉房又被官方视为异类文化的象征。石泉县的地方官员不时深入边远村寨，用汉族文化去教化羌民，即所谓“但将花（华）雨洗蛮风”。县境西北部盛行火葬，就是由于地方官员的反复劝说才改行土葬的。在住房方面也不例外，因为碉房与汉族的传统民居截然不同，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因而成为官方想要改造的对象。1867年，青片乡正河村儿巴垭杨姓人家新居落成，石泉赵知县特意题写了“修名之立”四个大字表示祝贺。“修名”，就是改变名声，提高名望。当时杨姓人家所建的房屋现已残破，只不过是几间木结构的平房。在今天看来如此平常的房屋，当时之所以能够起到“修名”的作用，就在于它不同于石砌的碉房，是汉族聚居区所共有的汉式建筑。赵知县为杨姓人家的新居题词，就是希望羌人都建这样的房屋，这是地方官员引导羌人改造传统住房的一个典型例子。

▲石泉赵知县为羌民新建木屋所赠送的“修名之立”贺匾

造成石碉房消失的第二个原因，是羌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住房观念的转变。青片乡正河村儿巴垭早在1867年就有了木屋样板，但可能是出于经济和建房技术方面的原因，这里的民居仍然是以石碉房为主。直到上世纪70年代，由于经济条件改善和外地建筑文化的影响，住碉房被视为没出息，碉房成了贫穷落后的象征。于是羌民纷纷将自己的石碉房拆毁，改建为木头房子。

在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流行了数千年的石碉房最终成为北川地区羌民的历史记忆。

来源：县决咨委

撰文：赵兴武

审核：蹇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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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嗨北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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