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周官》出自大宰官档，代表有周一代的王国官书。汉晋以来，《周官》的地位与《诗》《书》《易》并列，它们一道集中反映了周王室的文化和制度。若比喻成一个人，《书》《易》是思考和决策的大脑，《诗》是说话的嘴，《周官》则是骨架躯干。作者认为，作为“六经”之一，《周官》在华夏文明中的地位是第一的。要了解夏商周三代文明，《周官》是唯一门径。《周官》包含了三个时期的官制变化：一是前期职文原档的形成；二是中期职文原档被修改、加入、删除与重新编排等； 三是后期正式编纂到纂定，基本上浓缩了周王朝800余年的官制变迁史。作者指出，《周官》原本记载的是官制，汉以后称作“周礼”，严格讲是张冠李戴。这是因为，《周官》不仅有表示礼仪的官制，还涉及爵制、赋役制度、城邑制度、田亩制度、户籍制度等，其范围非礼制所能涵括。《周官》的底子是周大宰官署保存的官制档案，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周官》所记载的王官制度，是打开上古国家及制度文明最关键的一把钥匙。但由于今本《周官》中有大量窜入文字，一些研究者便认为《周官》是汉儒伪纂，这无疑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大冤案。
俞江的《〈周官〉与周制：东亚早期的疆域国家》一书透彻描述了夏商周三代官制、赋役制度、城邑制度等，展现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细节。作者首先从《周官》“虞人制度”说起，阐明夏商周三代就形成了大型疆域国家，拥有灿烂的华夏文明。虞人代表的是军事防御体系，做到有点有面也有纵深，人员文武兼备。虞人制是东亚国家常备军和边防军制度的源头，也是早期大型疆域国家诞生的标志。早在4200至4500年前的上古王朝，就已经建立起保卫国家安全的常备军，这应该算是文明早熟的标志。接着，作者对考古发现的天峰坪史前遗迹进行了评述。天峰坪遗址初步证明东亚在史前时期已经出现大型疆域国家。其主要特征是：按周的里制计算，国土面积远不止方百里；第二，采用两级以上城邑统治全境；第三，以天险为边境线，在边境上布置常备军以维护国土安全。有把握地说，它是东亚地区疆域国家的雏形，后来的疆域国家由它发展而来。这个区域气候宜人，水土丰美，适宜农耕，引来众多民族的激烈竞争，不同民族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最终产生了夏、商、周三代为代表的华夏文明。这些文明体一概依附于大型疆域国家，以图自保或伐人。在这一意义上说，大型疆域国家是华夏文明的政治基础。
该书还对《周官》里涉及的行政区划演变过程加以爬梳，让人们看到周王朝时期完备的行政管理架构。州城的兴起，标志大量荒地变为农田，道路从平原延伸到山地或丘陵，贸易范围也更广更方便。随着州城的发展，西周早期的人口和财富也迎来繁荣。从邑的出现到县、州的兴起，足见夏商周时期行政框架逐步完善，国家治理的雏形基本显现。在行政架构完善的同时，官府治理国家的“民本思想”理念也渐渐形成。从《周官》中的《司约职》可知，西周时的约分为“邦国约”与“万民约”。“万民”是全国人民的代称，与今天的百姓概念最接近。《〈周官〉与周制》的作者以历史典籍为依据，阐述上古时期的“民本思想”。《尚书·盘庚》中有一个例子：盘庚决定率民迁往殷，但“民不适有居”，于是有人向盘庚吁告：“重我民，无尽刘。不能胥匡以生。”盘庚听到后说：“毋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也就是说，不敢听闻人民的箴谏而不作答。在《盘庚》中，类似重视万民利益的表述还有不少。商周时期的王国，主要的政治关系是王与万民。万民的主体是姓族，包括归顺的戎狄部落和前朝遗族，也包括附庸国的国族。他们与王室订立盟约，万民与王国牢牢地捆绑在一起。万民的利益在朝廷中有代言人，形成一种超稳定的政治结构。“民本思想”自然而然也就烙印于这样的政治体系与国家治理中。
《〈周官〉与周制：东亚早期的疆域国家》一书首开先河，完整恢复了《周官》原貌，溯清了《周官》的出身、特点，还原了《周官》的历史地位，让人们对《周官》有了全新的认识与了解，为我们探寻中国历史的源头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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