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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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这片位于中国西南部的神秘土地，拥有着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无数人心中的圣地。无论是朝圣者还是旅游者，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心灵寄托和人生感悟。

大昭寺内，经幡飘扬，酥油灯闪烁，每个角落都诉说着信仰的力量与轮回的奥妙。现今平静美好的背后，在清初至近代曾经激流涌动，一幕幕慷慨激昂、惊心动魄的故事在雪域高原轮番上场。

01 蜜月与裂隙

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定都北京，进而统一中国。清朝循历史定例在西藏行使主权，只要前朝所封官员进送旧朝印信，即改授新朝印信，其原有地位不变。

顺治九年(1652 年)正月，五世达赖带领着由大批蒙藏官员组成的庞大使团动身来京。达赖五世（1617--1682）富有政治才能，公元1643年，他藉蒙古固始汗的兵力打败藏王，统一西藏，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甘丹颇章王朝”。

政教分离，以蒙治藏

五世达赖一行到达京城，仅仅一个月后，固始汗即遣使“表贡方物，兼请达赖喇嘛还国”。五世达赖便以“水土不宜”为由向顺治辞行。此种不寻常的举动，显然是五世达赖离藏前，蒙藏两方事前的布置，只等达赖抵京后，固始汗的朝贡人员立刻接踵而至，敦促达赖返藏。

其中缘由，一种看法是西藏地方政权建立不久，藏巴汗和噶玛噶举派的残余势力仍不时掀起抵抗运动；倘若达赖喇嘛在内地逗留时间过长，恐怕不利于新政权巩固。

也有说法认为，固始汗敦促达赖喇嘛从速返藏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蒙古信仰藏传佛教的历史悠久，二者的密切关系不仅仅是在精神领域，也渗透进政治领域。

固始汗深知清政权定都北京后，加紧与西藏联系并不仅仅为了和平取得西藏地方统治权，也有争取达赖喇嘛对清王朝认可，以便更顺利地延续其“兴黄教，安蒙古”的传统政策的目的。

此次达赖入京与顺治皇帝会晤，固始汗担心清王朝为了更易控制达赖而将达赖软禁，致使他失去黄教保护者的身份，进而动摇其西藏汗王的地位，削弱其在蒙古诸部中的影响力，最终遭到其他蒙古部落的刁难，使整个和硕特部处于危机之中。

当然，五世达赖本人也害怕被扣留于京师。这样蒙藏统治集团事先计划，待达赖到京后立即派人要求其返藏也在情理之中了。

顺治皇帝并未极力挽留，当即准行，而且命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偕固山贝子顾尔玛洪、吴达海等人率领八旗兵丁护送达赖喇嘛至代噶地方(今内蒙古凉城县)。

随即，顺治皇帝又派遣了礼部尚书觉罗郎球、理藩院侍郎席达礼等人，送赐于达赖喇嘛的金册金印至代噶地方，宣布封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同时赐封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

从册封五世达赖的敕谕可看出，清廷给予达赖的是“领天下释教”，即是说清政府承认达赖在西藏以及蒙古地方是精神上的最高领袖。

而从册封固始汗的敕谕则看出，清朝统治者认为固始汗“尊德乐善，秉义行仁，惠泽克敷，被于一境，殚乃精诚，倾心恭顺”，令他“文宣声教，作朕屏辅，辑乃封圻”。即是说清政府承认固始汗在西藏地方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决心通过和硕特蒙古对西藏地方实行间接统治。

这样，清王朝对治理西藏进行了首次尝试确立了以达赖喇嘛掌管释教，支持和依靠和硕特蒙古汗王掌管西藏地方政治的“政教分离，以蒙治藏”的统治政策。

蜜月下的裂隙

此后由于几代汗王的忠顺，和硕特蒙古在西藏做了长达七十余年的实际统治者。值得肯定的是，政策的实施确实在清朝建立之初有效地帮助了清政府顺利地履行了对西藏的主权。

然而和硕特汗王在西藏实行的某些具体措施却令蒙藏上层贵族之间产生了矛盾，为“以蒙治藏”政策的最终瓦解埋下了隐患。

一方面固始汗统治西藏时期只重视对政治、军事的控制，而将全藏的经济大权拱手交给达赖喇嘛。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寺院势力，本来就有相当强大的经济实力，又取得了固始汗给予的西藏地区赋税支配权和赐封土地的特权，更是如虎添翼。

黄教集团正是通过赐给西藏贵族和寺院大量的土地使西藏僧俗势力疏远和硕特蒙古汗王，转而依靠自己。

另一方面固始汗为了便于统治西藏，有意借助于达赖喇嘛的声威，将本来总管达赖喇嘛事务的第巴任命为地方政权的第巴，使第巴一职成了西藏的政务总管。如此一来，以五世达赖为首的黄教寺院集团势力便很容易地进入到西藏的政治领域。

固始汗统治期间，鉴于他的威慑力以及政权中自第巴以下的藏族官员实力尚显弱小，西藏的蒙藏统治阶级的矛盾尚不突出。顺治十二年(1655 年)，“以蒙治藏”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和硕特蒙古族杰出的领袖人物固始汗去世。

他的死使和硕特部在藏势力受到了重大影响，也使清政府“以蒙治藏”的政策出现了动摇的苗头。由于固始汗的继承者达延汗(1658-1668 年在位)和达赖汗(1671-1701 年在位)不论从统治才能还是用人手段上讲均十分平庸，加之西藏地方藏族官员自第巴以下羽翼渐趋丰满，和硕特汗王的统治不时有被架空之势。

02 波谲云诡的布达拉

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在他曾亲自主持修建的布达拉宫白宫涅槃，享年66岁，第司桑结嘉措秘不发丧，称五世达赖喇嘛开启了漫长的闭关静修。西藏历史从此进入了波诡云谲的深水期。

刚刚建立，根基不稳的甘丹颇章政权危机四伏——原本的盟友，以达赖喇嘛为领袖的西藏格鲁派势力和“护教法王“家族，以青海为根基的和硕特蒙古部势力开始激烈摩擦，北方强大的准噶尔部有意南下，控制西藏。彼时，大清帝国刚平定三藩之乱，千头万绪，无暇西顾。

准噶尔的突袭

从康熙二十一年到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这是一段动荡的西藏史。

1696年，即康熙三十五年，康熙两次发兵亲征噶尔丹。在征途中，康熙得知了五世达赖喇嘛久已圆寂的消息，大为震怒，致书严厉责问第司桑结嘉措，指责其纵容噶尔丹对抗清政府的罪行。

威压之下，第司桑结嘉措不得不迎请多年前就选定的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来拉萨坐床，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

1705年，即康熙四十四年，西藏战乱再起，“护教法王“家族的蒙古和硕特部汗王拉藏汗袭击了独揽西藏大权多年的第司桑结嘉措，将其斩杀。

眼看自己的世仇和硕特部落统治了广阔的西藏，刚刚惨遭清军击败的准噶尔蒙古部落开始眼红。1716年，准噶尔部落的名将大策凌敦多布(此人曾经率军在哈萨克斯坦亚梅什湖畔大败沙俄军队，可谓准噶尔第一名将)率精兵六千，从汗庭伊犁出发，突袭西藏。

将如此名将从吃紧的西线调往进藏的战线，可见准噶尔对于突袭西藏的重视。由于进藏的两条大路：青海及四川分别被蒙古和硕特部以及清军控制，所以准噶尔军选择了一条几乎不可能的道路—翻越昆仑山，从阿里荒原直插拉萨北部的当雄。

第二年，准噶尔军突然出现在拉萨北面的当雄，拉藏汗兵败被杀，准噶尔军如旋风一样横扫西藏：宁玛派大寺多吉林和敏珠林寺、雄色寺几乎被彻底摧毁，高僧堪布等被杀死。准噶尔人成为了西藏最高的统治者。

从 1642 年固始汗在西藏建立地方政权，到 1717 年拉藏汗被准噶尔兵杀害，和硕特蒙古在西藏的统治彻底结束，清政府实行的“”以蒙治藏”的政策也就此解体。

这一年是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日渐老迈的康熙皇帝正被九个儿子的激烈夺嫡弄得心力交瘁，但这并没有让这位大帝失去对局面的控制力，他犀利地看到，必须要发兵西藏，击败准噶尔人。

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康熙在后来写的《御制平定西藏碑文》中说得很明白：达赖喇嘛已经向清帝国三代皇帝恭顺，捍卫西藏是清帝国固有的职责；此外，清帝国还有保卫佛教、保卫蒙藏各部落信仰的责任。这块碑今天依然矗立在布达拉宫的大门前。

驱准定藏

1719年，即康熙五十八年，清军分兵进军西藏，以抚远大将军允禵率军，由西宁移驻穆鲁乌苏，居中调度；授都统延信为平逆将军，出青海，向喀喇乌苏进兵，此为清军中路；授护军统领噶尔弼为定西将军，会合云南都统武格所部，由四川巴塘进藏，此为清军南路；命靖逆将军富宁安与振武将军傅尔丹，分别于巴里坤、阿尔泰策应。

事实上对清政府而言，西藏当时的情况恰好为其提供了一个重新部署治藏政策的大好时机：第一，准噶尔人控制西藏之后，并没有表现出一丝黄教忠实信徒的样子，也没能履行策妄阿拉布坦所言的“护送”七世达赖格桑嘉措回藏的诺言。

相反，进入拉萨的准噶尔兵到处抢掠，肆意将寺院、神殿的贵重物品占为己有。意大利藏学家伯戴克在他的著作《十八世纪前期的中原和西藏》一书中也有这样记述：“准噶尔人不像是占领军，倒像鞑靼土匪，为了搜索粮食和燃料到处抢劫，农村当然同样遭殃。他们的所作所为造成严重后果之一，就是使拉萨地区一片光秃秃。”

准噶尔人土匪一样的行径，不仅使西藏本土贵族大失所望，而且引起西藏民众的强烈愤慨。相反，清朝军队纪律严明，当时在拉萨的外国传教士记载清军“军纪良好”。

西藏上下自然将希望寄托在清王朝身上，相信清政府能够帮助他们摆脱准噶尔人的蹂躏。《卫藏通志》中也说西藏人民见到解救他们脱离苦难的清朝皇帝派来的大军时“纷纷欢悦，举掌叩首”。

另外，清朝出兵之前允禵又亲自到塔尔寺会见了格桑嘉措，表示要将其护送到拉萨，以此来争取青海蒙古各部和西藏喇嘛集团的支持。如此一来，出兵西藏必定得到西藏群众最大程度的支持。

第二，准噶尔入侵西藏，将和硕特蒙古在西藏的势力彻底扫清，客观上给清政府直接插手西藏事务创造了良好的内部环境。清政府只需将准噶尔人驱逐出藏，就可以很容易地以救世主身份重新构筑西藏地方的政治框架。

第三，清朝经历了顺治、康熙两朝的努力，至康熙末年南方的明朝余党已经肃清，三藩叛乱也已平定，全国政权基本稳定，保证边疆稳固逐渐成了清政府工作的重点。

此外，至康熙三十年(1691 年)圣祖多伦会盟后，南、漠北蒙古诸部已完全隶属清朝，准噶尔部处于相对孤立的地位，也为清朝出兵西藏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当年四月，清军出发。平逆将军延信统领中路清军，护送达赖喇嘛，由西宁进藏。这条道路多深山穷谷，瘴气弥漫，清军除战胜恶劣的自然条件外，接连打破大策零敦多布的重重阻截。

八月十五日夜，大策零敦多布袭击驻于卜克河的清营，反被击败。八月二十日、二十二日凌晨，大策零敦多布先后袭击齐伦郭尔和绰马喇的清营，均被击败。大策零敦多布慌忙掉头退向拉萨，然后率少数人回到伊犁。

延信将大军留驻达木，率少量骑兵，护送达赖喇嘛向拉萨进发。南路清军在噶尔弼率领下，自成都启程，经打箭炉、里塘、巴塘，于六月间至察木多（今西藏昌都）；七月底八月初进至拉里（今西藏嘉黎）。时大策零敦多布派吹木丕勒寨桑，率2600人，守御墨竹工卡。

噶尔弼改变原定等候中路大军的计划，于八月初六日直扑墨竹工卡。吹木丕勒寨桑逃往达木，墨竹工卡的呼图克图归顺清军。清军顺利占领墨竹工卡后，即向噶尔招穆伦渡口，这里有第巴达克领藏兵2000余人据守。

清军一到，藏兵便不战而溃，达克率先投降。至此，进入拉萨之路被打开。噶尔弼决定乘拉萨兵力空虚，直捣黄龙，遂命达克准备皮船，于二十二日率清军渡过噶尔招穆伦河；随即兵分三路，进攻拉萨。

二十三日晨，拉萨一攻即下。九月十五日，格桑嘉措在布达拉宫举行七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驱准噶尔安定西藏战争结束。

清军入藏后，摆在面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重建西藏地方政府，统一西藏政令。清政府顺势废除了“以蒙治藏“”的传统策略，组成了以西藏本地贵族康济、阿尔布巴、颇罗鼐等为首的噶厦政府，三人俱授噶伦之职，以康济为首席噶伦，共同处理西藏地方事务。

可以把清政府实行的这种各个噶伦互相牵制的制度称为“众噶伦负责制”，这便是清朝重新规划西藏地方管理模式对治藏政策所做的第一次重大调整。

入藏的清军主力驻扎在大昭寺以北的扎什城空地上(今扎基寺一带)，并在这里建造了军神关帝的庙，供清军士兵祭拜。据《扎什城关帝庙碑》记录，“乌斯藏自圣祖仁皇帝归入版图，驻兵扎什城，旧建有帝君庙”。这是清代在西藏驻军和建造关帝庙之始。

1722年的传召大法会中，增加了新的内容，诵经为大皇帝祝寿，康熙皇帝的长生牌位也被供奉在布达拉宫的殊胜三界殿内，上面是竖排的藏、汉、满、蒙4种文字书写的“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9个金字。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皇帝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12月20日驾崩于畅春园，享年69岁。

03 噶伦的内斗

康熙皇帝驾崩了，雍正来了，这位皇帝果然不同于自己的父亲，颇有真性情。

《卫藏通志》中忠实收录了他的两篇文章，分别是《御制语录总叙》和《御制语录后序》，这位自号“圆明居士”的雍正在文中酣畅淋漓地讲解了自己如何在章嘉活佛的指点下参透禅机的过程，“章嘉呼图克图实为朕证明恩师也”。字里行间都将自己当作一位僧人，甚至有指点佛教江山的意味。

此外，他将自己做王爷时的府献出来，成为藏传佛教寺庙，由此成就了北京最著名的藏传佛教寺庙--雍和宫，清朝皇室对藏传佛教的推崇，雍正时期到了新的高度。

1727年，鉴于西藏局势开始动荡，雍正决定派出大臣驻藏维持局势，是为驻藏大臣之始，这一制度后来延续了将近200年。

首先派出的两位驻藏大臣是僧格(蒙古镶红旗人，二等轻车都尉)与马喇(满洲正黄旗富察氏，正红旗满洲副都统)。首先，这两位驻藏大臣都是满族、蒙古族;其次，都是武将，这两点由雍正首创，几乎贯穿了整个驻藏大臣历史的始终。另外，马喇所属的满洲富察氏，与驻藏大臣制度关系密切。

戕杀康济鼐

果不其然，驻藏大臣刚到，西藏就出事了。这一次是噶伦的内斗，原本都是击败准噶尔的英雄，但彼此之间却无法相容，矛盾无法化解之时，暴力便是最好的解决手段。

1727年，前藏出身的噶伦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鼐等人为争权夺利，煽起内讧，戕杀康济鼐，并派人去后藏捉拿颇罗鼐。颇罗鼐闻讯，立即意识到这是背离中央政府旨意的一次阴谋。

于是在火速奏报朝廷的同时，毅然再次于后藏起兵，联合康济鼐之兄阿里总管噶西鼐等，率后藏及阿里精兵数千人，向阿尔布巴等人宣战。双方在江孜交战半年多，颇罗鼐攻入拉萨，在三大寺僧众的帮助下，擒获了阿尔布巴等人，奏请清廷处置。

此时清朝派遣的大军抵达拉萨。1728年，雍正皇帝派出的使臣亦抵达拉萨，在拉鲁花园进行审判，审判结果是将杀死康济的阿尔布巴、隆布等在巴玛日山前的草地上处死。清廷肯定了颇罗鼐的功绩，封他为贝子，任命他为首席噶伦，后来又晋封为郡王，由他来领导西藏地方的行政。

颇罗鼐之下，清朝还任命噶西巴•纳木扎勒色布腾和策仁旺杰两位噶伦，但地方大权由颇罗鼐一人总揽。

雍正帝还颇有远见地命令康区东部的康定、巴塘、理塘等地划归四川管辖，中甸、德钦、巴龙(维西)归云南管辖，日后清军多次进藏，都是以这些川属、属的重镇为后方。

最后，雍正指令达赖喇嘛迁居康区惠远寺，西藏地方政府以颇罗为首重建，颇罗鼐家族甚至受封为西藏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郡王，西藏进入了颇罗治下的和平时代，直到乾隆十五年(1750年)通司岗血案爆发。

驻藏大臣

和平终于又降临了，颇罗鼐麾下藏军兵强马壮，足以防备北方的准尔入侵，于是驻藏清军的主力开始逐步撤退，最终减少到500人的定额，按期轮换。清军也从拉萨城中开拔，前往新建筑的要塞式军营:扎什城。

雍正十一年(1733年)7月29日，扎什新城开始兴建，颇罗发动了为数可观的工匠和民夫，至于所用的物料，正好可以拆除被处死的阿尔布巴位于工布地方的官邸。

将近4个月后，驻藏大臣清保汇报：扎什新城建造完毕，方圆二百丈，南东西三门，城墙总高度一丈六尺，均以石砌，设有总兵、游击、守备、千总、把总、管理粮饷同知等住宅，有营房、粮仓，守门士兵的哨卡，北城墙上还有火药炮弹仓库。共有房屋341间。

这也就成了历史上第一座驻藏大臣衙门所在地，日后，这座兵营要塞伴随着驻藏大臣使命的始终。

在这段时间里，驻藏大臣的主要职责乃是同颇罗一道，巩固西藏北方的边防防止准噶尔南下，其中当雄尤其是重中之重。例如《清代驻藏大臣传略》就有这样的记载：“雍正九年六月，驻藏大臣，大理寺卿苗寿与其他大臣率领川兵一干五百人出防卫腾格里诺尔(纳木错)，与先前在那里设防的玛换防。

“亚谿”家族

由于在上述的争斗中，七世达赖喇嘛的父亲等人和阿尔布巴一派关系密切，与颇罗鼐关系不好，为防止准噶尔军再次侵扰和集中西藏的事权，1728年，雍正皇帝下令把七世达赖喇嘛移到四川泰宁的惠远庙居住，同时还命七世达赖喇嘛之父索南达结进京。

索南达结本来担心进京后会受罚，一直惶恐不安，由于他到京后态度恭顺，同时雍正考虑到处罚他会对七世达赖喇嘛产生的影响，所以只是让他反省改过，还封他为“辅国公”，以防止他干预藏政。

这是后来达赖喇嘛的亲属受中央封以公爵爵位的开始。七世达赖喇嘛的父亲在西藏还得到在拉萨八廓街被称为“桑珠颇章”的固始汗兴建的住所和山南地方的一些庄园和农奴，以后由他的家族世袭占有，因此他的家族成为了西藏的大贵族，被称为桑颇家族。

像这样源于达赖喇嘛的父亲的西藏贵族家庭，被人们尊称为“亚谿”家族，在西藏的贵族中属于显贵的家族。

颇罗鼐治下的和平

颇罗鼐担任噶伦和郡王期间，为医治战争创伤，安定社会秩序，解决生产凋敝、民不聊生、经济拮据的困窘，增强地方自身的防御作战能力等，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

他于西藏通往准噶尔部各条道路上“严设卡伦，准噶尔自是不敢窥藏”，维护了西藏边境之安宁。他还整顿驿站，保证政令文书的传递。他按照乾隆皇帝的安排接待准噶尔部经清廷批准派来的熬茶礼佛的使团，受到清廷的嘉奖。

同时，他还向清朝表示愿意改善他和七世达赖喇嘛的关系，并为此采取了一些措施。1735年，准噶尔部对西藏的威胁大体解除，雍正皇帝派副都统福寿和章嘉国师若必多吉护送七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

七世达赖回到拉萨后，西藏的地方行政仍由颇罗鼐办理，达赖喇嘛只能管理格鲁派的宗教事务，这一对僧俗首领双方的关系时紧时松。

04 狂悖的郡王

公元1735年8月23日，雍正突然暴卒于圆明园，享年58岁。其子弘历以25岁之龄登上大宝，是为乾隆帝。驻藏历史上，多姿多彩又惊心动魄的乾隆时代拉开了序幕。

乾隆执政的早期，主要忙于清理雍正清算亏空造成的朝野不安，对外，乾隆一面为陷入拉锯的大小金川之役而焦虑，一面则着手准备对心腹大患准噶尔蒙古部的战争。

风雨已来

西藏在颇罗鼐的治理之下，军备强大，政治有序；1747年，一代枭雄颇罗鼐病故，其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即位，承袭其父郡王爵。树欲静而风不止，西藏再一次进入多事之秋。

他素不信奉达赖喇嘛，拒绝达赖喇嘛为其父吊奠诵经。清廷以大局着想，命其与达赖喇嘛“善为和解”，冀望“惟期地方安，不生事端”。后经傅清劝导“旋即悔过，愿请达赖喇嘛吊祭”。

但是他暗地里却一步步进行阴谋叛乱活动。他首先调离达赖喇嘛的护卫兵力，为其嗣后条件成熟加害达赖喇嘛作准备。

其次，他诡称“藏地谧无事”，设计上奏“请撤官兵”，清政府念其父颇罗鼐对国家的贡献，又屡受朝廷敕封，想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也“必无异志”，此次如不允其撤兵所请，则必生疑，故谕令于当年（1747年）“撤回汉兵四百名”。

再次，他又藉端攻击驻藏大臣纪山，与之发生尖锐的对立，企图驱逐代表清中央政府行使主权现职的钦差大臣。

其人生性暴戾姿睢，与之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朵喀尔·策仁旺杰在其名著《颇罗鼐传》一书中这样记载：“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所作所为，完全丧失了理智，如中邪魔一般，暴躁凶残，矫狂诡诈，不能自制。凡事无巨细，他不经调查，便草率从事，正所谓‘见者皆被杀，闻者无不惊’，真是令人发指，个个对他毛骨悚然，战战兢兢。”

策仁旺杰在书中还记述了一次他侍陪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外出狩猎，王借口策仁旺杰没有守住猎物，遂以他为活靶射击，结果正中座骑的项脖，鲜血直流。王还不解气，又射出一箭，击中佣人平措顿珠上身，小伙子当即从马上摔下，气绝身亡，王这才感到心满意足……

乾隆十三年（1748年），他又寻机以防御准噶尔军为名，将藏兵集结喀喇乌苏一带训练，加紧了其叛乱行动。他捏词诬告其兄珠尔默特策布登聚兵攻取果弼奈，惜机派人去阿里毒死其兄，逐走亲侄珠尔默特旺扎勒，并夺取了阿里地区的管辖权。

紧接着，又诬告噶布伦、第巴布隆赞等，查抄其家宅、田产，分给亲信党羽，黜革、抄没、杀害颇罗鼐旧人甚多，以致众怨激愤。

他还自立名号，一方面遣其心腹勾结对抗中央的准噶尔部，求其发兵以为声援；另一方面广布私探，凡驻藏大臣一言一行，辄侦逻之，断绝驻藏大臣与中央之塘汛往来，“置军书往来不达者旬日”。

更有甚者，他还“调动部兵，搬运炮位”，欲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某月某日“动手杀钦差大人，不论塘汛官兵客民一齐杀”。

纪山的惶惑

乾隆十四年(1749年)，命令满洲镶红旗勋贵纪山前往西藏担任驻藏大臣，这是正常的更换。纪山曾任四川巡抚，也曾从征大小金川。但纪山不知道，自己正在走上一条死亡之路。

纪山到西藏后不久，就上密奏给乾隆皇帝，说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性格狂躁，部下都有怨恨之心，又和七世达赖不和，和自己的兄长很有可能爆发内战。

作为应对措施，纪山提议再次让七世达赖喇嘛离开拉萨。乾隆的回复颇为严厉:他认为纪山惊慌失措，“见识甚谬”。并在当天就命令老成的傅清返回西藏，协同纪山一同办事。

和看似冷酷，其实非常文艺的雍正皇帝不同，乾隆是心思缜密、多疑细致之人，他对自己的大臣纪山也并不放心，他在纪山的驻藏大臣衙门里安排了眼线--驻藏粮务通判。这位眼线的报告对纪山大大不利。

眼线报告，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态度出奇热情，他跪地请安，喊纪山为叔叔。席上又送纪山猞猁皮、马、佛像、白银1000两，纪山和他的关系异常亲密。

于是，乾隆认定纪山被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愚弄了，纪山完全不能驾驭局面。乾隆一旦对大臣生疑，其下场都是悲惨的，纪山的可悲命运，到此已经注定了一半。

纪山固然有过失，然而在纪山时代，驻藏大臣的确有难言的苦衷。通向北京的道路在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控制之下，消息可能被随时封锁和堵塞;驻藏大臣在西藏各地并没有代表和耳目，也没有足以威慑野心家的武装。

换句话说，纪山在拉萨，是孤家寡人，处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枪林箭雨之中，他看似毫无态度，一味迎合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实在是力不从心。

“腹黑”的皇帝

悲观而现实的乾隆考虑了各种“斩首"行动。包括正面进军，斩杀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然而经过大小金川之战，元气大伤，再战实属下策。

还有一个办法简直是武侠小说的情节，清军高手以护送章嘉活佛的名义入藏，寻机刺杀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此计连乾隆也觉得过于冒险。

乾隆决定一切按兵不动，让接替纪山的傅清来决定，随机又让拉布敦星夜赶往西藏协助。这位傅清大有来头，乃是正牌国爷，乾隆皇后富察氏的哥哥，后来乾隆朝名将傅恒的哥哥，他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侄子—福康安。

这已经是第二位富察家族出身的驻藏大臣了。再看拉布敦，此人的祖先从清太宗时代就从军打仗，到了拉布敦这一代，勇力绝伦，能拉强弓，曾远征准尔，屡有战功。

在并非正史的清代笔记《啸亭杂录•卷九•拉傅二公》中，有这二位驻藏大臣更加鲜活的记录: (拉布敦)公多巧思，每剪制衣服，修理洋钟表，皆称绝伎。傅(清)为孝贤纯皇后之兄，性甚忠鲠，其弟文忠公(今后大名鼎鼎的傅恒)贵公尚於人前呵叱之。

乾隆选这二人，一为皇亲，一为武将；一在笼络羁縻，一在图穷匕见，实在是用心良苦。就这样，历史的转轴，轮到了到傅清、拉布敦的身上。

喋血通司岗

3月天气，乍暖还寒，被乾隆认定为“无能，受蒙骗”的前驻藏大臣纪山上路回京，谁都知道纪山这一去，虽然不至于被处死，但被革职降级是一定的。

纪山走了，坐镇拉萨的傅清、拉布敦依然如履薄冰。两人几乎无兵可用，耳目闭塞，密探消息未必准确。和北京的联系既漫长，路上还可能会被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人截取。

夏天就在焦虑中过去了，到了秋天，风声骤紧。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在后藏一代活动，并且乘机清算了后藏地区父亲的老班底，他的大军说是在旷野上狩猎，一个转身就是造反。

随着秋天到来，两个有血性的满洲汉子的讨论结果，是豁出胆去干一场，当机立断。硬拼是拼不过的，但是他们可以利用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轻敌这一点，将其斩杀。地点就选在驻藏大臣当时的衙门，如今冲赛康扎康的通司岗。

乾隆十五年的通司岗什么模样，不得而知。傅清和拉布敦的想法是，等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进门之后，大门一封，当时数落罪状，将其斩杀。悬头高墙之上，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部下于是作鸟兽散，等皇帝另行册封新的西藏统治者，这是最好的打算。

如果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部下不散，反而来攻打通司岗呢?那便只有死战一条路。就靠手下几十人，想要在拉萨抵抗乱军直到援军几个月后赶到，无异于天方夜谭。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部下会作鸟兽散吗?

傅清和拉布敦都是从战场上杀出来的汉子，他们知道对手也是上过战场的军人，二人在决定之时，就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

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为何敢只身前来?傅清和拉布敦的宝就押在这一点上：珠尔穆特纳木扎勒认定这二位满洲贵族不敢铤而走险，做出这等以卵击石的事情来。

乾隆十月丁丑，乾隆接到了傅清和拉布敦的最后奏章，打算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一举拿下；并且二人担心乾隆再下旨意阻挠，特别说明不待请旨，见机行事。

就在乾隆收到奏章前，惊天动地的大事已经发生。当天(乾隆十五年十月十三日)，傅清和拉布敦请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前来通司岗衙门，大门关紧之后，傅清突然拔刀，杀死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两人协同杀死其随从多人。

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部下罗桑扎西从楼上跳下，前往召集同党数干人，包围通司岗衙门。当时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是否反抗，为什么不将其劫为人质？这一切都只有当事人才能回答，而当事人都已经随着通司岗衙门一块倒塌在浓烟烈火中了。

布达拉宫的七世达赖喇嘛听到这一消息，也大为吃惊，赶紧派遣了哲蚌、色拉寺的喇嘛和高级僧官前往劝导。然而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部下罗桑扎西已经杀红了眼，他的部下用刀逼迫达赖喇嘛的代表退后。达赖喇嘛没有办法，只有赶紧组织驻藏大臣在外的部下，还有汉族商人等立即进入布达拉宫避难。

通司岗衙门被焚毁和攻破了，两位铁血满洲汉子的最后结局也有不同说法，傅清是身中多刀之后，担心被俘，爬上二楼后自杀的；拉布敦则更为壮烈，据说他手刃数十人后，跳下楼顶，以刀剖腹，肠流满地而死。

能修理钟表的巧手，皇家难得的耿直之人，都消失在了通司岗的瓦砾之中。消息几个月后传到北京，乾隆也为之泪下。

死者中还包括主事策塔尔，参将黄元龙，笔帖式齐诚自刎未死，阵亡将官2人、兵49人、平民77人。

该来的终于来了，该打的仗也一定要打--这对于时年满四十的乾隆是一个严重的教训，他原本想绥靖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换来的却是两位大臣的死难。

祖宗所有疆宇，不敢少亏尺寸

十一月间，四川总督策楞和提督岳钟琪两位大将从打箭炉(今康定)率数千士兵出发，前往西藏，稳定藏局。

十一月乙卯，乾隆上谕给通司岗一事做了总结，这篇不短的上谕中，乾隆颇为痛心地说，如果两位大臣静候圣旨，可能未必会死，然而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反形毕露，如果不动手，或许反而会遭毒手。

两位大臣苦心筹划，杀死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保全了藏局，居功至伟，临阵捐躯，奋不顾身。如此实心为国的大臣，无法让其寿终正寝，怎么能不隆重悼念呢？

于是傅清、拉布敦死后的荣誉如云而至。两人追赠为一等伯爵，入贤良祠悼念，在通司岗遗址和北京兴建双忠祠，乾隆亲自前往北京的双忠祠祭奠，可谓哀荣至极。

乾隆在上谕中着重说明，这不是鼓励臣下好大喜功，引发矛盾。“开边武，朕所不为，而祖宗所有疆宇，不敢少亏尺寸。“这些发自18世纪的话语掷地有声成为有清一代治藏不变的宗旨。

更重要的是，通司岗事变，两位驻藏大臣和军民的血，终于让乾隆看清了现实一必须对西藏的制度进行彻底整顿，确保藏地不再出现周期性的动乱。如稍有苟安之心，几十年后必然再次动乱。

于是就有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十三条》，由策楞等议定，并经乾隆批准：

（1）确立四噶伦制度;（2）重大事物必须请示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并得到其盖印批准；(3)地方官员的任命须禀告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审定；(4)地方官员的治罪须禀告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审定；(5)各寺堪布的任命须经达赖喇嘛批准；(6)裁汰多余的官员；(7)卫藏地区设立两位代本(带兵官)，保卫藏地安全；(8)噶伦、代本的任命必须有皇帝的旨意许可；(9)不允许贵族私占百姓;(10)使用乌拉驿站，须经达赖喇嘛许可；（11）达赖喇嘛内库物品，不可私动；（12）阿里、黑河(那曲)，应派可靠之人管理；（13）达木(当雄)蒙古人，分为八佐领，直接受驻藏大臣差遣，保护驻藏大臣,

这是重新确立了噶伦共同执政的原则，将人事任免、财政权收归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从内地通向西藏的驿站之重要，一定要置于驻藏大臣的直接管理下，并且还将当雄的蒙古骑兵武装归于驻藏大臣直接管理之下。

大臣之死

看似一切都已尘埃落定，但还有一笔账需要清算—纪山。此时前任驻藏大臣纪山已到西宁，他想必也听说了通司岗的事变。如果通司岗事件不发生，纪山尚可保命，此刻纪山已经明白，对傅清、拉布敦的纪念越隆重对他的秋后算账也会越残忍。

平心而论，纪山驻藏期间，确实有过错，直接导致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骄横。然而正如前文的分析，纪山有其难言的苦衷。

何况收银1000两之事，纪山当时就向乾隆做了汇报，显然是无心贪污。然而在通司岗的血迹之下，这一切都不重要了。

乾隆十六年(1751年)三月乙丑的上谕以诛心的言论给纪山判了死刑--“本应在菜市口砍头，但念其父亲战死，准许纪山自尽，刑部尚书阿克敦、内大臣嵩寿前往监督其自尽。”

纪山死了，乾隆的怒火并没有平息，一道圣旨千里奔驰，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妻子(已被送还青海老家)处死。

在通司岗的灰烬之上，一个旧时代终于散去了，焚后的废墟依然烫手，冲赛康恢复了以往的热闹。清乾隆十六年藏历二月初一，黄道吉日，4位新任噶伦进入布达拉宫，接受了皇帝的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