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觉得自己还算不上电影大师

作者：Rhonda Richford

译者：易二三

校对：陈思航

来源：The Hollywood Reporter

很少有体型娇小的女性能像瓦尔达这样，在电影世界里获得如此高的成就。 因其1962年的经典作品《五至七时的克莱奥》，瓦尔达被冠以「新浪潮祖母」的荣称。

阿涅斯·瓦尔达

不过，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拍剧情片了，她转向了开创性的无剧本电影，以她自称的「主观纪录片」风格模糊了回忆和现实的界限。

去年，89岁的瓦尔达被授予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同时，还凭借《脸庞，村庄》收获了她的第一个奥斯卡提名，她也是最年老的提名者，瓦尔达在新片《阿涅斯论瓦尔达》中占据了画面中心，该片在柏林电影节进行了首映。

《阿涅斯论瓦尔达》（2019）

这部新片被称作「大师课」（瓦尔达本人则谦虚地说，「我认为自己还算不上一位大师」），影片集合了瓦尔达在各地进行的讲座，从哈佛大学到威尼斯的海滩，将她的电影制作课程浓缩到大银幕哲理中，她将此称为「电影写作」。影像化了这些讲座后，瓦尔达停止举办任何讲座，而这部作品也可能是她的息影之作——她目前计划专心研究艺术装置。

瓦尔达发现为电影制作而旅行有些过于费力，米歇尔·勒格朗过世后，她也一直在审视时间的意义。勒格朗是位传奇的作曲家，与她已故的丈夫雅克·德米合作过九部电影。年届九十，瓦尔达更喜欢待在巴黎的舒适去处，尽管她绝不是一位年老的技术恐惧者。

瓦尔达内心永远是个纪录片导演，她甚至还用苹果手机上的Instagram拍摄街头工作者。上个月末，《好莱坞报道者》在瓦尔达的公寓和她以及她的三只小猫一起闲坐，聊了聊她的新片，她对本能的遵从，及她为何对于得奖感到不安。

记者：在《阿涅斯论瓦尔达》里审视自己过往的作品困难吗？

瓦尔达：并不难，因为我对自己的作品都有过反复的思索。作品完成的时候，我不会去想「我本可以做得更好」或「我可能会做得更差」，我会努力去了解创作的过程。这不只是技术性的，我试着让自己更为自发地去做这个事。

过程就包括去找到正确的影像、正确的语汇，跟从本能。我真的是跟从电影的本能。我现在是一个艺术家，正在准备另一个展览，这一点我在影片的第二部分含糊地表现过。

整部影片分为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界两个部分，二十世纪我基本上是位导演，而到了二十一世纪，我是一位艺术家。我交替着创作纪录片和艺术装置。

我用各种复合材料的打印物修建房子和棚户，而创作这些装置是为了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情，让人们戴上耳机坐下来，对创作者和接收者之间的交流进行询问。某种程度上又像回到了以往的导演身份。

记者：这就是你「最后的话」吗？这部电影是否表达了你关于电影制作的看法？

瓦尔达：我从来不想表达什么。我只是想观看人们并分享。我将之称为电影写作，也就是所有的选择就化作人们所谓的「风格」。但风格是一个文学词汇，所谓「电影写作」就是我们必须选择或利用的所有元素，以使某些事物可以被分享。

在《五至七时的克莱奥》《幸福》和《天涯沦落女》这类剧情片中，我的目的是选取一个主角、一种情境或与社会关联的什么事物。我想触碰或分享的常常是心理活动。从来没有什么信息是你需要「获得」和理解的。所以我也不能说自己满意与否。

《五至七时的克莱奥》（1962）

说实话，这部在柏林放映的电影或许不是那么有趣，但我并不想出面做个对谈。这是我的作品，这就是我要说的话。电影节展映了这部电影，请不要让我来进行谈话。我想要就别的事交谈，但不想谈论自己的作品。我更愿意花两个小时看着一棵树或一只猫，而不是说话。

记者：你曾经说过「成为一个边缘化的名人」，也就是说决不混入主流。这一观点如何影响了你作为导演的视角？

瓦尔达：我拍的电影很少，且几乎都是以同样的方式。我从来没拍过动作片，也没拍过科幻片。我从来没拍过场景特别复杂的，因为我没什么野心。我知道他们不会给我更多的预算去拍不同的东西，所以我更专注于我了解的事物。总有些心理活动是我想要触碰和分享的。

我从事电影几乎没有钱——也没有野心去争取更多钱。对于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我感到非常开心和自豪，因为学院能够理解我六十年来所做的事情。我非常坚定分享情感、印象的信念，因为我对其他人有着非常多的共情，因而我会去接触那些不常被人们提起的人。

我的背包收集了六十五年的工作，当我放下背包时，里面会有什么？我想大概是跟不同人群找到连接和关系的渴望。我拍的电影从来跟资产阶级、富人和贵族无关。

我的选择是以某种方式展示给人们，每个人身上特殊的、有趣的、稀少的和美丽的地方。我不会违背自己的本能。或许就是这一点得到了好莱坞的欣赏。

记者：除了奥斯卡，你还获得过戛纳电影节的荣誉金棕榈奖，以及马拉喀什国际电影节的荣誉奖。你觉得是因为电影界终于能够认可你的成就了吗？

瓦尔达：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太老了，所以他们迫不及待想给我一些东西。所以我现在已经有两个满满的柜子了！如果有人给我礼物，我会说谢谢，但这件事上似乎有点不公平。

其他女性导演应该得到这些荣誉，现在游有许多女导演在工作，尤其是在法国，她们中有很多都非常棒，但因为我是最年长的，所以我成了一个充当门面的花瓶，他们将我供上了台座的顶端。

我真的非常尊重那些没有获得过什么奖项的女导演，所以我感觉这有点像一种「我们尊重女性」的托词，因为我打在身上的聚光灯太多了。有许多女性真的非常棒，我希望她们能获得更多关注；例如：瑟琳·席安玛、河濑直美、乌拉·桑卡尔、玛伦·阿德、帕斯卡尔·费兰、克莱尔·德尼、艾玛纽尔·贝克特、诺埃米·洛夫斯基、鲁思·贝克曼、莎莉·波特、简·坎皮恩……我还可以说出一长串名字。

记者：在戛纳，你是82位共同走上红毯的女性影人中的一员。你觉得这种表示会在电影界带来改变吗？

瓦尔达：这个主意是想说步伐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同样也能获得成功。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发号施令，而是我们要做自己的选择——关于什么样的电影可以入选电影节的选择、什么样的电影可以获得资助的选择。但在许多领域，女性并不能做决定。

电影节邀请女性担任评委，但组委会中大概只有十之一二是女性。电影节不是一个谈论这个议题的合适场所，因为电影节上的女性其实也是组委会所乐意呈现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些女性已经处在追光之下了。

当凯特·布兰切特或艾娃·德约列或其他知名女性发声时，你会有所耳闻，但她们不是普通的女性工作者。所以走上红毯的举动只是「还好」，有一定的表演成分在里面。

记者：你的确选择了参与其中。为了让人们关注平权议题，你认为某种意义上做这种秀是重要的吗？

瓦尔达：这有点复杂。因为当名人发言时，人们会洗耳恭听——就因为这些信息来自戛纳电影节，它就会被清晰地传达吗？或许吧。但电影节其实是一个大秀。如果你在街道上、地铁里说同样的事情，或许不会得到同样的反响。

在其他地方，工厂、银行、办公室及日常生活中，人们应该共享选择。在拍电影时，当女性的境况清晰地呈现或暴露出来，这些信息或许就能被传达出去了。

记者：电影有责任教育民众吗？纪录片的作用是否是去解释政治议题？

瓦尔达：电影总能帮助人们获得某种自知。准确地说不是教学，至少我的电影努力地做到公平并试图为人们开阔眼界。人们看电影不是为了被告知自己看到得不够多或者了解得不够深，只有一小部分观众可能会毫无怨言地接受这种情况。

我对自己所思考和分享的东西保持诚实，但我不会把自己表现得知道事情该如何如何去做。去别的国家走走，听听新闻。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大问题，也有许许多多不开心和不满足的人，世道艰难。我努力地创作诚实的电影，但我不会自命不凡到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世界。

JR说艺术可以改变世界。我不这样认为，我们有时可以改变人们的心理，有时可以改变人们看待世界或其他人的方式。做一个诚实的艺术家就是一件重要的事。

记者：你已故的丈夫雅克·德米和刚刚去世的米歇尔·勒格朗是长期的合作伙伴。你有没有什么关于他的记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瓦尔达：我在他们创作最辉煌的时期认识了他们。米歇尔的去世把我拽回了很久很久以前的岁月，他们一起创作的时候非常开心。所以这件事让我很伤心，因为我很喜欢米歇尔。他俩中还有人活着对我来说意义重大，现在他们都走了。

你也知道我很老了，九十岁，所以周遭几乎没有什么人是一直相识的朋友，因为他们都渐渐地离开了人世。米歇尔是我跟雅克在一起的那些日子的见证者。

近些年，他的身体不太好，但我们也曾一起坐在酒吧，手牵着手，什么都不说，只是一起待着。我对于他来说，同样也是一个见证者，我们就那样手牵手坐着，也就是一周或两周前的某个时候，并不需要太多言语。

现在我不可能再牵着他的手了，我们一直都在跟死亡打交道，我不久也会面对死亡。这没关系，每个人最终都要面对。充实生活本身就很有趣，它和友情、食物——出门买个面包，跟面包房的人交谈——以及创作有关。

记者：你还会继续工作吗，或者说在《阿涅斯论瓦尔达》之后你还有拍下一部电影的计划吗？

瓦尔达：我现在可能会做一些艺术作品，因为拍电影太累了。我不想再那么努力工作，对我来说太难了。我更愿意多待在家，保持平静、享受，甚至安安静静地回忆也能让我开心。

我们已经就我的生涯谈了一个小时，而生活就这样流逝了，在我这个年纪，每一分钟可能都是最后一分钟。我对此的感觉非常强烈。也不是说每分钟都会这样想，但这样的想法算得稀松平常。所以我应该享受当下。我喜欢看着郁金香衰老。你等得越久，它们会变得越来越匪夷所思。

就跟（《拾穗者》里）衰老的心形马铃薯一样。我很享受衰老的过程，喜欢事物的衰老，也喜欢人的衰老。我喜欢皱纹和手掌。我对于一只手能发生什么变化有兴趣，那可能会是一副可爱的图画。所以我很享受自己的衰老，也喜欢看到事物自然而然地、渐渐地被毁掉。

记者：对于女人来说，衰老是不是更可怕？因为我们一直被这样的说法环绕？

瓦尔达：我们生活的社会告诉我们必须得保持年轻、苗条、金发，但忘记这些东西吧。拍摄《脸庞，村庄》的时候，我们去倾听普通人的声音。

这些人本不可能出现在聚光灯下，因为我们的生活被明星和模特的巨幅图像占据，广告在贩卖着一些东西，电影明星也在贩卖着一些东西，我们想要为普通人拍摄一些巨幅图像。

这就是我们在村庄里布置村民们的放大图像的原因——有邮递员，有工人，等等——因为我们想要让他们跟名人一样重要。我们的社会不该只被名人和穿着漂亮裙子的女性充斥。社会对普通人很残酷。

《脸庞，村庄》（2017）

我拍过一部纪录片《女人之声：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性》，其中有一位女人说，社会不准我们变老。你必须与之对抗。的确有些女人是漂亮的、苗条的、满头金发，但生活不全是这些，还有很多其他事物值得欣赏。

《女人之声：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性》（1975）

你身边的人，你从事的工作，以及你生活的环境。我们必须从陈词滥调中逃离出来，拥有自由的思想。我时刻努力做到这一点，你有时的感觉可能不会特别强烈，但尽量保持警惕。我喜欢看到事物衰老，变动，变成其他的什么事物。我喜欢衰老，喜欢观察。

我有一件漂亮的艺术作品叫《马铃薯-托邦》，我买来了一堆马铃薯，观察它们如何衰老，而衰老的马铃薯其实非常漂亮。所以你得细心体会。别觉得痛苦。就像马铃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