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山东大地上的“双城记”

□纪习尚

如今许多省份都有经济社会发展相对靠前的“双子城”，比如广东省的广州市和深圳市、江苏省的南京市和苏州市等。济南市和青岛市也被认为是如今山东城市中的“双子城”。其实，在古代山东大地上也曾出现了一些“双子城”。

春秋战国时期：

齐国临淄和即墨

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的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大地上有齐国、鲁国等诸侯国，其中齐国是东方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大国。姜子牙受封齐国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史记·齐太公世家》说：“脩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

齐国疆域广大，东部沿海出产鱼盐，并有海港与周边国家航海贸易；中部有沃野千里的平畴，出产粮食、蚕丝，衣食无虞；西北南三面与各诸侯国接壤，路网发达、贸易畅通。《史记·苏秦列传》说：“齐地方二千馀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

齐国成为富庶之地，尤以都城临淄(今淄博市临淄区)为最。反映一个地方的发展水平，一是看人口数量，二是看商业繁荣程度，三是看文化娱乐等是否发达。这三方面临淄都当仁不让，齐宣王在位时，临淄城中就有七万户人家。

当时临淄的街道上车挨车，人挤人，商业非常繁华。《史记·苏秦列传》称：“临菑之涂，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临淄人生活富裕，“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在满足了吃穿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之后，有余力去追求各种文化和娱乐活动，《史记·苏秦列传》还说：“临菑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

即墨为齐国名邑，与临淄“并夸富饶”。

即墨城位于齐国东部，今平度市古岘镇大朱毛村附近。战国时期，即墨的知名度很高。即墨大夫勤政为民，《齐威王行赏罚》称：“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燕国的乐毅攻打齐国，连下七十余城，即墨坚守到最后，守将田单使用“火牛阵”，一举收复失地，恢复齐国故土。

即墨位于广阔的胶莱平原，是齐国的富饶之地。当时的人经常将它与临淄相提并论。张仪游说齐湣王事秦，否则会有“临菑、即墨非王之有也”的后果，《史记·孟尝君列传》说：“秦为雄而齐为雌，雌则临淄、即墨危矣。”都是以临淄、即墨这两座代表性城市指代整个齐国。

即墨的财富，我们可以从史料记载中推测，田单为了抵抗围城的燕军，收集城内百姓的黄金，有“千镒”之多，镒是古代重量单位，一镒合二十两，千镒就是两万两。

即墨城也有相当的规模，《史记·田单列传》说：“田单乃收城中得千馀牛。”能征集到千余头牛，说明即墨用于交通的牛车是不少的，城市规模自然不会小。另外，即墨的城墙较长，田单曾“凿城数十穴”，放出千头牛和五千多名士兵，如此多的士兵和牛同时出动，城墙必然有相当的长度。

从汉到唐：

群星璀璨

秦汉时期，临淄依然是山东首屈一指的城市。西汉时，除长安之外，还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五都”。《汉书》说：“临甾，海、岱之间一都会也。”汉武帝时，临淄人口相比战国时期又有大幅增长，其繁华程度甚至超过长安，《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说：“齐临菑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於长安。”

当时山东人口更多的集中在西部与南部，东部的即墨地位已经下降。如果单论人口，城市规模排在临淄之后的可能要数鲁县(今曲阜市)了。根据《汉书·地理志》，鲁县有五万二千户，约三十一万人，远远超过各县的平均水平。在当时，即便是长安、成都也不过有七八万户。此外，鲁县还设有铁官，工商业比较发达。

两汉之后，从三国两晋到南北朝时期，山东局势动荡，城市发展受到阻碍，没有出现特别突出的城市。

即便到了隋唐时期，由于山东离政治中心较远，大多数城市默默无闻，但在天宝年间，曹州有人口71.7万，兖州有58万人，远超山东其他州，是山东发展比较好的。

北宋、南宋：

郓州和密州因航运而兴

时间来到宋代，山东的两个地方因为航运的发展，一跃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州县，它们是山东西部的郓州（今郓城县）和东部海滨的密州（今诸城市）。

中国古代，大宗物资的运输主要靠水路。唐朝和五代时期，朝廷就开凿了沟通中原与山东西部的运河，这条运河因为河宽五丈，被称为“五丈河”。到了唐代后期，五丈河泥沙淤积，失去了漕运功能。五代后周时，为了运输山东的物资到都城洛阳，世宗于显德六年“发滑、亳二州丁夫浚五丈河”，五丈河再次被利用。

北宋建都开封，距离山东较近，开封所需的粮食、丝帛等需要从山东调运，五丈河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建隆二年二月，宋太祖即着手疏浚五丈河。他征调曹州、单州等地的民夫三万余名，疏浚河道，以通东方漕运。宋代多次疏浚、整修五丈河，并拓展其水源，使之在漕运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

当时，以开封为中心，有四条重要的漕运线路，称“漕运四河”，其中五丈河为东路，“京东之粟，自五丈河历陈、济及郓，至京师”。从开封外郭东北的咸通门出发，东流经定陶，折向东北，在济州合蔡镇(今郓城县西南)注入梁山泊，在此与济水(北清河)相接，形成纵贯山东西北部，总长超过千余里的庞大漕运体系。

郓州就位于这条千里航线的中心附近。它地处梁山泊与北清河相接的东北岸，承东启西，北清河沿岸的郓州、齐州、淄州、青州及附近各山东州县的漕粮，都首先集中到河边的仓库，然后溯北清河而上，运抵郓州枢纽。之后再汇入梁山泊、五丈河沿岸的漕粮，顺流而下，直达开封。根据宋代《王文正公笔录》：“京东自潍密以西，州郡租赋，悉输沿河诸仓，以备上供。”

郓州承接的漕运有多少呢？《宋朝事实类苑》记载：“清河起青淄，合黄河，历齐、郓，涉梁山泺、济州，入五丈河，达汴都，岁漕百余万石。”每年百万石的转运规模，使郓州成为内河大港。

庞大的转运贸易，让郓州的税收大为增加，北宋熙宁十年，郓州商税收入达到三万两千贯，在山东排第二。郓州也聚集了大量人口，崇宁年间，郓州有13万户、39.7万人，在山东各州中是最多的。

与此同时，在山东东部，黄海之畔，密州港也在崛起。北宋初年，由于与北方的辽国对抗，山东半岛北部的莱州、登州两个传统大港不再允许商船停泊。半岛南侧、胶州湾畔的密州板桥镇港口，凭借这个历史机遇，一跃成为南北贸易的大港。

元祐三年，在知州范锷的努力下，密州港获批成立密州板桥市舶司。密州成为北方唯一拥有市舶司的州，成为北宋五大国家级开放口岸。

密州港的贸易通达南北、连接中外。南方的楚州(今江苏省淮安市)、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市)、广州，以及朝鲜半岛新罗等国的商人都聚集在这里，进行丝绵、绸缎、瓷器、玉器、马匹、药材、茶、书籍、乐器，以及人参、毛皮，珊瑚、琥珀、玛瑙、苏木等珍贵香药的进交易。

当时密州港盛极一时，“人烟市井，交易繁伙”。表现在税收上，北宋熙宁十年，密州的商税为三万六千贯，高居山东各州第一。人口方面，崇宁年间有14.5万户、32.7万人，户均人口只有2.7人，远低于当时的平均水平。这说明在密州从事航运贸易的外地人、外国人比较多，他们的家人一般留在原籍，登州人均税收收入也远高于郓州。

元明清：

运河畔的临清、济宁

从元代开始，山东的城市格局发生了改变。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都城迁到北京，从江南到北京的水陆必须经过山东；二是京杭大运河改道并“裁弯取直”，隋唐时期京杭运河绕道洛阳，呈折线形，并绕过了山东，元代在山东境内开掘了从任城(今济宁市)至须城(今东平县)的济州河，以及从须城至临清的会通河，运河被“取直”，山东成了运河漕运的重要一环。

运河畔的两个山东城市临清、济宁也因河而兴。

明代薛瑄诗作《临清曲》说：“临清人家枕闸河，临清贾客何其多。”临清位于山东西北部，元代以前为县，明代弘治二年因为它是会通河的起点、漕粮转运的重要枢纽，升格为州。明代，在淮安、徐州、临清三地建有大型粮仓，江南等地的粮食首先汇集到这里，然后再运到北京。史料说：“应天、常、镇、淮、扬、凤、太、滁、和、徐民运粮二百二十万石於临清仓。”

临清钞关的征税银两，就能证明这座运河城市的繁荣。万历二十五年，临清钞关征税银11.8万两，占运河钞关全部税银的四分之一。

济宁位于山东西南部，元代大运河开通后，这里就是南来北往的客商聚集之地。元代诗人贡奎说：“市杂荆吴客，河分兖泗流。人烟多似簇，聒耳厌喧啾。”元朝末年，济宁路的商税额高居全国第四位，运河带来的繁荣可见一斑。

进入明代，济宁成为商业重镇，也是大运河沿线七个主要商埠之一，与临清、淮安并列，被称为运河三大名城。

近代铁路、海运兴起后，山东的“双子城”成了海港城市青岛和上世纪初就是津浦、胶济两大铁路交汇点的济南市。

（本文作者为文史专栏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