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26亿！央企下场，事关强国战略，国家动真格了！

2024年最后1个月，中央层面一项低调但意义重大的举措出台了。

对尖端产业，国家要动真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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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国务院国资委、国家发革委(以下简称“两部门”)联合发文，明确支持央企带头设立创业投资基金，重点是“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在经济理论和普遍印象中，央企、国企应该出现在有关国家安全、掌握经济命脉的行业，或者是某些外部性强的特殊领域中，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

创投，这种天生和市场风险关联的模式，为什么现在要鼓励央企去做?

因为时代变了。

要厘清这件事的脉络，首先要回到两部门在6月发布的《促进创业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即那份引发巨大反响的“创投十七条”。

之所以反响巨大，是因为和2016年的“创投二十条”(即《关于促进创业投资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相比，创投十七条出现了方向上的重大转变。

比如在总体要求上，老创投二十条包含“服务实体、专业运作”等经济社会范畴的诸多原则，而新创投十七条突出“高质量发展”和“国家战略”的主题;又比如在投资主体方面，创投十七条删除了老创投二十条里个人投资者的相关内容，全面强调创投资金机构化、专业化。

最重大的转变，则是政府角色变化——从市场的维护者变成直接的市场参与者甚至引导者。

在老创投二十条里，政府基金并未作为主要市场主体被强调，只是作为政府引导举措之一被简单提及，主要目标也只是“培育经济增长点，促进就业”。而在创投十七条中，政府基金和国资创投管理制度成为培育创投主体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其职责也转向“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及科技领域产业化发展。

这显然和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经济结构变化息息相关。

在前沿产业逐渐进入“无人区”的情况下，小、散、乱的投机资本不再适合高度不确定的产业环境，未来的创投资金必须有一定的规模以面对巨量风险，还必须有足够理性来承担可能的亏损。

相比民间资本，国资参与创投，有三大显而易见的优势：

一是国资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盈利状况，更有利于培育成为长期资金、耐心资本;

二是国资依靠政府信用背书，在募资方面也更具吸引力，能吸引更多险资、社保基金等“长钱”;

三是国资在产业协同方面独具优势，利用自身产业基础为被投企业提供场景、客户、产品打磨机会，助力企业成长。

而最顶端的国资企业，央企这三大本钱更加雄厚，因此，支持央企创投的政策指引作为创投十七条的配套举措率先落地，是自然而然的事。

虽然央国企事关经济命脉，不能轻涉风险领域，但当摸排风险成为未来国运一部分时，央国企也要勇于担起职责。

事实上，众多央企早已积极投身于创业投资领域，并在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据证券时报报道，截至目前，已有81家央企设立了创投基金，累计出资237笔，投向113只基金，累计出资规模高达3826亿元。

近10年来，央企参与的各种类型的基金投资出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共有464家，在A股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占比达25%。

根据清科研究中心数据，2024年上半年，国有控股和国有参股LP的合计披露出资金额占比达81.2%——也就是说，一级市场超过8成的资金来自国资，国资创投成为一级市场名副其实的“主力军”。

这一模式也不是中国盲目上马，在人类前沿产业探索史上其实早有先例，最典型的就是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更为人熟知的是其简写——DARPA。

虽然在组织架构上属于美国政府一部分，但在具体运作方式上，其专注于突破性技术，以专业人士担当项目经理进行科学管理，对有潜力的“种子”进行中长期投资等举措，其实更偏向于当前央企创投设想的模式。

自上世纪50年代设立以来，DARPA引领了全世界尖端产业的发展，包括我们如今离不开的互联网，也是DARPA前身ARPA研发的“ARPA网”(ARPANET)军转民的成果。

如今的DARPA风采依旧。

20年前DARPA在莫哈韦沙漠举办的第1场真正意义上的自动驾驶竞赛，带来了产业热情延续至今;

小型无人机产业虽然最终在中国爆发，但相关领域的技术基础很多是由DARPA在2000年之前就打下的;

在新冠疫情中大放异彩的莫得纳，RNA疫苗技术起步和发展直接来源于DARPA的投资。

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BTO)项目经理艾米·詹金斯博士表示，如果没有政府机构资助，完全依靠市场，像RNA疫苗这种又烧钱，潜在市场又很小的新技术可能根本不会出现。

如今，轮到中国站在探索前沿产业的生态位上，央企创投也要承担起扮演“中国DARPA”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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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未来无数种可能，探索未知领域是非常复杂的事。不过世间万物大道至简，核心需求其实可以归结为3点：

一、有战略定力，能够接受很长的变现周期;

二、能承受风险，能够接受一定程度的失败;

三、有专业知识，能够找到最大概率成功的领域。

新政策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围绕这些核心需求设置的。

过去创投基金的存续期限为5-10年，常见的设置是“5+2”，前5年是投资期，后2年用于退出投资，实现资本回报。

不过，前沿技术领域，尤其是硬科技企业发展周期长，从创立到成熟平均需要大约14年，“5+2”基金期限显然不能匹配当前的项目成长特征。

针对这个问题，两部门专门为央企创投大开绿灯：

“长期支持陪伴科技创新企业成长壮大，中央企业创业投资基金存续期最长可到15年，较一般股权投资基金延长近1倍。”

15年的存续期，给企业成长留足了充分的时间。

在面对风险时，过去《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对中央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提出了严格的监管和处理要求。

虽然其中规定，只有“违反规定，未履行或未正确履行职责”行为造成的损失，才会对人员进行处罚，而不包括正常经营导致的损失，但依然导致了国资管理机构对投资失败的畏惧心态。

在最新政策中，两部门专门提出，央企创投应合理容忍正常投资风险，根据投资策略合理确定风险容忍度，设置容错率。

尤其是重点投向种子期、初创期项目的基金，可设置较高容错率。

同时，各类监督检查应更加关注基金投资组合整体而非单个项目、关注功能作用和战略价值而非短期财务盈亏、关注未来长期发展趋势而非当前阶段性问题。

就算投资失败，只要相关人员依法合规、履行忠实义务和勤勉尽责义务、没有牟取非法利益的，也可以免于问责。

以上两大举措，针对于“战略定力”和“承受风险”两大问题给国资松绑、提气，可以很大程度上解决央国企和地方政府投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顾虑。

然而，第三大核心问题——专业知识问题，是政策无法解决的。

政府不直接参与产业，央国企过去涉及的产业也有限，尤其是高新技术和创新模式方面欠缺专业信息，这导致央国企在挑选和投资最有潜力的技术和模式时，难以做出准确判断。

这就是智库存在的意义。

当前恰逢“十五五规划”进入筹备阶段，前瞻产业研究院作为更懂产业的科技型决策智库，成立了“十五五规划研究所”，希望发挥“产业研究+大数据+技术洞察+招商资源前置”的独家特色产业规划服务，为央国企和各地政府提供既科学，又前瞻，又落地的产业规划整体咨询方案。

前瞻拥有超过20年的产业研究经验，深入理解各个产业的发展动态、竞争格局以及未来趋势。此外，前瞻研究团队以国际院士领衔，拥有1200+国际院士智库专家，具有扎实的技术背景，对前沿技术更加敏感，为央国企提供精准的产业信息。

这里的“产业信息”，包含“内”“外”两方面：

1、研判市场进入的可行性

要通过深入的行业研究和调研去了解市场规模、市场增长潜力、国产替代机会、产业链价值占比、竞争格局，去判断市场可行性，值不值得进入?难不难进入?

同时也要进一步判断技术可行性(技术转化潜力、技术先进性、技术可替代性、绿色低碳程度等)和财务可行性(商业模式、研发生产周期、产出回报周期等)，进而准确把握市场机会和挑战，为制定科学的决策提供依据，降低投资风险，提高市场竞争力。

例如，前瞻为某国企规划与企业资源相匹配的业务赛道、筛选投资并购标的，通过对拟布局业务方向的行业现状、竞争格局及空间的分析，明确公司新业务整体发展战略，并绘制可落地执行的行动路线图，再结合企业业务布局策略及企业资源能力，筛选符合要求的标的企业，并指出具体实施路径。

2、评估企业资源和能力的匹配度

立足于自身拥有的内部资源能力，结合企业可触达的外部资源能力，去把握适合自身条件的外部市场机会，并考虑企业的长期特质和潜力来做出最终选择。

例如，某国企的需求是筛选与企业资源相匹配的业务新赛道，前瞻通过深入研究与其业务吻合的细分赛道发展现状及前景预测，结合企业自身的资源能力，剖析行业机会，对其细分业务进行筛选并提出实施路径、策略构建建议。

整体来说，央企创投想要最大限度规避风险，把握机会，既需要前瞻性的战略眼光，也需要智库的专业支持。只有将两者结合，才能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中，把握机遇，应对挑战，实现从“大”到“强”的跨越，成为推动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

央企创投的设立，预示着我们来到中国产业发展的关键节点。这一举措不仅标志着国家对产业创新和升级的坚定承诺，也为央国企和地方政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时代，前瞻产业研究院愿意与央国企和地方政府携手共进，共同探索和把握产业发展的新趋势、新技术和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