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央特科干部被捕自首，建国后被判16年，晚年写信给老战友求助

1983年，原中央特科无线电通讯科科长、外贸部部长的李强在退居二线后，特意到上海探望了两个人。

一个是顾顺章的遗孀张永琴，一个是顾顺章的女儿顾利群。

顾顺章我们都不陌生了，此人原来是中央特科的负责人，还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他被捕后叛变，差一点给党中央带来灭顶之灾。

李强之所以要去看望顾顺章的亲属，主要是源于当年顾顺章叛变后，中央特科出于保护党的组织，执行了反屠杀行动，对顾顺章的家人采取了行动，当时的上海报纸对此进行了报道，称之为“爱棠村事件”。

当时活下来的就只有顾顺章家的两个孩子。

已经过了几十年，顾利群对当年这件往事，其实有些看淡了的意味。

事实上，早在四年前，顾利群就亲眼见过当年“爱棠村事件”中亲自动手的特科成员洪扬生，对当年这桩往事，洪扬生虽然没有多谈，但据顾利群回忆，洪扬生一见她就哭，哭得老泪纵横。

洪扬生自己人生末途过得也并不如意，后来也是在当年老战友的帮助下才算是安度晚年，但不久后就去世，但很幸运的是，在他临终前，留下了非常详细的史料，使我们一窥当年真相。

一

中央特科是周恩来在1927年任军事部长以后，专门组建执行情报、保卫工作的部门。

我党在大革命时期虽然就已经开始有了情报、保卫工作，但基本上不是很重视，一直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才意识到这一重要性。

中央特科下设三个科，一科总务科，科长洪扬生；二科情报科，科长陈赓、三科保卫科、科长顾顺章，四科是后来成立的无线电通讯科，科长李强，四个科的职能分工各不相同。

洪扬生负责的总务科负责机关设立、会场布置以及营救、安抚等工作。

以上四个人中，陈赓是开国大将，顾顺章名气也不小，当然他是以恶名闻名，李强虽然默默无闻，但他专司无线电通讯，是个专业的人才，1955年还被聘为中科院学部委员，相当于今天的院士。

相比之下，洪扬生反而最不显山露水。

洪扬生是浙江余姚人，1902年出生，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应该说他的个人能力还是非常突出的，不然也不能出任总务科科长。

事实上，洪扬生本人革命意志也非常坚决，如果不是后来的意外，他的命运会有很大的不同。

1931年4月25日，顾顺章在武汉被捕，随即叛变，幸运的是，当时潜伏中统的钱壮飞立刻就把消息送出来，避免了在上海的党中央全军覆没的恶局。

顾顺章叛变后，他的家人在上海也同时失踪，根据顾顺章后来对妻子张永琴说的话就是：

“在1931年前后，中共中央在上海有两个机关，一个设在顾顺章和妻子张杏华家，一个在顾顺章的哥嫂家，两处都有顾家的人和亲戚出入，以免引起外界的注意。”

顾利群后来也回忆称，他的舅舅张长庚在顾顺章叛变后回到家里，发现家里没人，再去姐姐姐夫家里也没人，后来才打听到，顾顺章在南京，于是就和表弟叶其蓁一起到了南京。

顾顺章见到他们两个后也很高兴，因为那时他还不得自由，就嘱托张长庚他们两人回上海，多在大马路上晃悠，看看能不能发现以前见过的一些共产党人。

事实上，顾顺章这样一个举动，反而是害了他的家人。

二

张长庚到了上海以后，意外碰上了中共地下党王世德，王世德就这样暴露了身份，不久后也叛变。

王世德后来到南京后，告诉顾顺章，他的家人已经被杀了。

原来就在1931年5月某天，周恩来得知顾顺章叛变后，立即找来与顾没有关系的洪扬生、陈养山，或是下令或是默许的指示他们展开锄奸行动，因为顾的家人多数都和党的地下组织活动有牵连（王世德被捕叛变就是例子），因此决定对他们采取行动。

为了做到悄无声息，中央特科决定采用绳索勒毙的方式，将顾的妻子、兄嫂、岳父、姨妹杀死，并误杀了来顾家打麻将的原黄埔军校学生斯励夫妇，遗体被运至爱塘村挖深坑掩埋。

总而言之，在场的成年人都无一幸免，只有两个孩子逃过了这一劫。

当然，对于顾家人被杀，后来有两个说法：

“一种说法是顾顺章叛变之后不久，为了在危急之中保护中共中央的安全，红队痛下杀手。还有一种说法是，顾顺章的家人先是被控制了起来，几个月之后才被杀死。”

整件事情发生于张长庚被顾顺章诱骗回上海之前，直至王世德被捕叛变后，才供出了爱塘村埋尸点。

张长庚八十年代曾撰文回忆当时的情形，也坦言是自己童年无知犯下了大错，因为当时顾顺章骗他这样就能找到他姐姐（顾顺章妻子张杏华）。

洪扬生多年以后回忆当时情形，还清楚地记得，他当时问了张杏华一句：

“你是跟着党走，还是跟着顾顺章走。”

张杏华答：

“他是我的丈夫，我自然要跟他走。”

洪扬生见没有挽回的余地，只好痛下杀手。

随着顾顺章叛变，党中央在上海的存在也就成了一个问题，在坚持了一段时间后，不得已全部撤到了中央苏区，洪扬生后来也跟着一道去了中央苏区，出任瑞金工农通讯社主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得已踏上长征路，洪扬生被留在苏区，后来在著名的红军“九路突围”中不幸被俘。

三

大多数文章在提到洪扬生这段经历时，都说他是被俘后即叛变。

事实并非如此。

根据资料记载，洪扬生被俘后并没有暴露身份，所以被关到了感化院，关了大半年以后才被放出，但这时洪扬生已经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本来按照规定，洪扬生是要被遣返回上海或者浙江老家的，但他担心被顾顺章迫害，所以谎称自己无家可归，于是留在国民党军地方部队中。

当时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见洪扬生办事精明，人又很有文化，于是大手一挥，调他到江西省党政工作团第4分团的主任。

实质上讲，洪扬生这时已经成了国民党当局一名特务小头目。

这段经历成为洪扬生一生的污点。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从以上经过不难看出，洪扬生其实并没有实质叛变的行为，他叛变以后也没有出卖自己的同志。

洪扬生一度还考虑重回党组织，他想方设法的联系到了在敌后的项英，希望能够同他里应外合做“卧底”，不料项英嫉恶如仇，声称他这是“叛党行为”，要求他立即归队，洪扬生担心自己受清算，因此主动断了与项英的联系。

不久后，洪扬生投靠了国民党，出任鄱阳县公安局长。

1938年，日军攻入江西，洪扬生又当了汉奸。

当然，自始至终，洪扬生也没有杀害自己的同志。

新中国成立后，洪扬生多次写信给周总理、邓颖超、李维汉，申明自己革命经历，但始终是石沉大海，没有消息。

五十年代后期的反右运动中，洪扬生因为在江西曾出任伪职的经历，被判了十六年有期徒刑。刑满释放后，洪扬生又戴上了“管制分子”的帽子。

一直到1978年以后，洪扬生的处境才得以改善。

这时候的洪扬生已经垂垂老矣，不仅没办法劳动，更兼体弱多病，因为长期受到他牵连，他的两个儿子生活上也不是很好。

万般无奈之下，洪扬生写信给当年的老友、时任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李一氓，李一氓很重视这封信，特意批示要他所在的街道每月给他80元生活费。

洪扬生后来又多次写信给李一氓，后来均获重视。

1982年，上海市委统战部专门成立了“44号办公室”，负责清理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积案，洪扬生给李一氓写的信后来也转到了这个办公室。

当时，洪扬生提出希望能有个单位接收，并给予工资和医保以便生活。

当时，洪扬生与50多岁尚未结婚的洪昌笛一起挤在一个大约十平米左右的小屋子里，除了两张木板床、一张桌子，连把椅子也没有……

经过对洪扬生生活情况调查后，组织上决定予以优待，经李一氓推荐，上海市委统战部批准，洪扬生被安排到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专门撰写一些同自己经历有关的党史资料。

至1989年，洪扬生在上海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