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涛甫：技术驱动与国际传播格局新变

近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院长、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涛甫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网撰文，就技术驱动下的传播格局更新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张涛甫教授指出，传播格局是国际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权力在国际舆论场上的角逐和合作。自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兴起以来，全球传播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新传播技术在改写传统格局的同时，传统权力机制也在努力维持其影响力。“再主权化”成为网络空间的新态势，国家通过完善网络监管和网络安全战略，重新确立其在网络空间的主权地位。目前，网络空间呈现“巴尔干化”趋势，各国尤其是新兴国家在网络空间中的声音日益清晰。中国等新兴国家试图通过建立新的国际准则来改变全球传播格局，但面临美国等传统霸权国家的阻力。全球传播格局的复杂性考验着各国的国际传播战略能力，各国都在积极布局，将国际传播能力提升到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位置。

传播格局是国际政治和权力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播格局反映了权力在国际舆论场上的角逐和合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传播技术引爆了一场波及全球的新传播革命，引发全球传播格局的新变化，深刻改变了既有传播格局。在这过程中，存在传播权力双向运动：一方面新传播技术革命在改写乃至解构传统传播格局；另一方面，既有传播格局背后的权力机制和利益惯性仍然在拉扯新传播权力朝着传统权力的方向偏移，朝着加固传统格局的方向走。有研究者认为，与网络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去国家化”的网络政治模式相反，“再主权化”成为网络空间国际政治发展的新态势。这一趋势是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网络政治互动的产物：一方面，国家权威通过建立和完善网络监管的法律和制度体系，明确了主权在网络空间的管辖范围和方式，将虚拟空间中的社会行为和行为主体重新纳入主权的内部性之中；另一方面，国家行为体通过对外发展网络空间攻防、制定网络安全战略，从而确立其在网络安全中的主体地位。“再主权化”的发展给国际网络治理机制带来了深远影响。在目前“巴尔干化”的网络空间中，让国家主体退出网络空间，从而换得网络世界的海晏河清，还是显得理想化了。除了少数国家愿意跟着美国走，多数国家都从自身主权立场出发，寻求新的网络空间诉求的表达。尤其是新兴国家在网络空间中的声音变得更为清晰。于是，围绕国际网络空间规则，多种声音均在强调自身存在。

按照什么方式把一个日益互联互通的世界较好地组织起来，成为当下世界探讨秩序和治理面临的新议题。当前，世界大局充满不确定性，信息技术快速迭代，网络空间“巴尔干化”，这些变数为中国提供了改变全球传播格局的机遇。中国主动介入，在网络空间宣示“主权”。2011年9月12日，中国、俄罗斯等国向联合国提交“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文件，并呼吁各国在联合国框架内就此展开进一步讨论，以尽早建立规范各国在信息和网络空间行为的国际准则和规则。这可以看作是新兴大国试图超越霸权国家的传统安全观念，力求实践全球化时代网络安全治理的一种新选择。然而，美国并不愿意接受这种新的提议。

全球传播格局的复杂局面，空前考验国家行为体的国际传播战略能力。在新传播格局中，国家作为国际政治和权力舞台的核心行为体，实现其特定利益与目标能力的重要表现，即是国家战略传播能力。不无悖论的是，国家能力及其效能实现的方式、路径以及程度，辩证地受制于跨国语境中多元竞合的社会主体及其文化认知、话语权力、传播议程的影响。值得关注的是，全球多数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多在积极努力，试图抓住新传播技术革命的机遇，在变动的全球传播格局中谋求新的权力占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都在做宏观面上的战略布局，将国际传播能力上升到国家竞争力的头部位置。

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这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新难题。它不仅考验人类的智慧，更考验人类的价值极限。网络空间结构的再平衡，显然不是少数大国或某个“帝国”即可主宰的，这需要共同体成员在共同认可的规则基础上，协同参与全球性的网络空间治理。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国家，非但不会让渡国际话语权，而且在战略上抢占新传播技术革命的先机，利用其技术优势和国际传播能力的先得地位，在新一轮的传播格局博弈中，试图进一步加固其既有权力和利益。新兴国家力量也在拼抢机会，以新的思维和行动方式，谋求战略主动权，进而改变全球传播格局的不平衡性。

中国作为最具国际战略传播能力的新兴国家代表，近年来，无论在战略层面还是在战术层面，都在整体发力，把国际传播能力作为国家能力的核心能力展开设计和锻造。不过，相较于传统霸权国家的国际传播战略而言，中国这方面的起跑时间还不够长，要打破既有的不平衡国际传播格局，也非一日之功。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原标题为【2025年的中国与世界】张涛甫：技术驱动与国际传播格局新变

排版 | 赵浩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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