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过中东后，她说拍照不只为出片

作家姚璐在约旦遇见开明的中产阶级家庭，在伊朗结识曾无视法律法规，在街头为路人演奏小提琴的年轻女性多萨，在叙利亚走近被内战打乱生活节奏的家庭，在以色列看见宗教和世俗的融合。

深入具体生活之后，不同于以往新闻所渲染的样子，一个鲜活的、有血有肉的中东在姚璐和当地人的交往中逐渐清晰了起来。

“在接连不断的动荡、爆炸、袭击、战争背后，一个一个具体的人如何在夹缝中维系日常生活？在如此不平等的国度，女性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

怀抱着对中东这片土地的好奇和关于性别议题的探究，摄影师姚璐通过“沙发客”的方式住进了了中东31位陌生人的家中，走进了真实的中东世界，将在中东的所见所闻，写进了《看不见的中东：深入日常生活的中东之旅》。

《看不见的中东：深入日常生活的中东之旅》
姚璐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 铸刻文化/单读，2024-11

姚璐在约旦遇见开明的中产阶级家庭，在伊朗结识曾无视法律法规，在街头为路人演奏小提琴的年轻女性多萨，在叙利亚走近被内战打乱生活节奏的家庭，在以色列看见宗教和世俗的融合。

深入具体生活之后，不同于以往新闻所渲染的样子，一个鲜活的、有血有肉的中东在姚璐和当地人的交往中逐渐清晰了起来。姚璐说，萍水相逢的陌生人有机会打破人为划定的界限，互相交流，修正偏见，获得看问题的新视角，这是她在中东所经历的最美妙的事。

一路上，姚璐都带着相机，在社交媒体被影像主导的当下，她开始更深入地思考摄影的意义。按下快门时，是呈现仅仅感动了自我的苦难，让环卫工之类的弱势群体被迫在照片中留下身影，还是寻求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当照相机成为了我们看待世界的眼睛，一张“好看”的照片，到底是我们留下瞬间的载体，还是我们到达远方的目的？

以下是《新周刊》记者和姚璐的对谈。

看见中东具体的人， 以及他们微小的反抗

《新周刊》：在世界各国里，中东各国经常处于边缘化、被遮蔽的状态，为什么你会尤其对中东地区的人和生活感兴趣呢？

姚璐：我记得我第一次对中东特别感兴趣，是因为2001年的9·11事件，很多袭击者都来自中东地区。当时看到新闻画面里飞机撞击大楼的画面，感到非常震撼，脑子里也会浮现很多问题。比如为什么一群人要这样毁灭另一群人，并和他们同归于尽？

我出生在1988年，成长过程一直处在国家整体飞速向上的和平年代。所以，当看到在新闻里呈现的中东好像一直战乱不断的时候，我会很好奇，那些地方的人们是怎么生活的？当动荡和战乱降临时，人的心态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他们如何去应对灾难？他们如何安顿他们的日常生活？

叙利亚阿勒颇。2012年7月，反对派武装进攻阿勒颇城区，长达四年半的阿勒颇战役就此打响。内战期间，阿勒颇老城的大部分区域已沦为废墟。（图/姚璐 摄）

除了对这个地方本身的兴趣以外，那里女性的生活也是我对中东好奇的原因之一。

我之前去很多偏远地方拍摄风光照片的时候，会频繁地因为我自己是女摄影师问题被质疑。

经历了偏见之后，我就想要看看其他地方的女人，看她们过的是怎样的生活，是怎样的。

沙特阿拉伯利雅得。披头散发的外国女游客和戴面纱的沙特女人。（图/姚璐 摄）

《新周刊》：那你觉得中东旅行之后，你在那里的所见所闻有打破你对中东女性的既定印象吗？

姚璐：去之前，可能只是笼统地觉得中东地区，女性境况有一些抽象的认知，比如那里的女人需要穿罩袍、戴头巾，家暴问题可能比较严重之类的。

但是去了中东之后，我发现中东并不是一块平面的铁板。在中东，同样是性别不平等，但它们有着不同的层次。

以穿衣为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世俗化程度比较高，相对来说比较开放。比如说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你能看到很多的女孩子会和我们一样，穿着比较性感的衣物。像以色列的女性就更加没有什么禁忌，可能会穿着比基尼在沙滩上晒日光浴。在以色列的街上，你还能看到服兵役的女兵扛着枪，在和男兵说说笑笑。

叙利亚大马士革。入夜后的大马士革老城张灯结彩，身穿短裙的时髦女郎穿梭其中。（图/姚璐 摄）

巴勒斯坦、约旦、伊朗等国家的女性，虽然需要穿罩袍和戴头巾，但是她们可以拍摄自己的照片并分享到网络上面。

而像伊拉克、沙特阿拉伯这些最保守的地区，当地女性不仅要穿戴严实，还不能拍照片，也不能分享到网上。

中东女性在个人层面的反抗也破除了我对她们的既定印象。以前在新闻里看到中东女性的反抗，往往是那种很激烈的举动。但在这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她们会有一些个人生活层面的反抗。这种反抗不是“振臂一呼”式的，不会非常激烈，都是特别细微的。

伊朗德黑兰。在伊朗，两性被严格隔离。随着夜幕降临，窥视行为的宗教警察仿佛暂时闭上了眼睛，年轻的男性与女性慢慢拉近距离，谨慎地依偎在了一起。（图/姚璐 摄）

我记得我在伊朗遇到的沙发主帕瓦内是一个英语系的研究生，她毕业之后就结婚了，丈夫是一名工程师，收入比较高。她婚后有一段时间过上了想象中的富太太的生活，每天早上起来给丈夫做个饭，等到丈夫上班后，她可能会去健身房运动一下，中午前回家给丈夫做饭，下午再和姐妹们喝个下午茶之类的。

但帕瓦内和我说，她过了一段时间这样的生活后，她感到很迷茫、很痛苦。她说：“我辛辛苦苦读了这么多年书，难道就是为了做这样一个养尊处优的富太太吗？”

伊朗大不里士。/帕瓦内在免费的课外辅导机构里给学生上英语课。（图/姚璐 摄）

最后帕瓦内选择在一所初中教英语，课时费只有20块钱一小时，她暑假期间还会在免费的课外辅导机构给学生义务上英语课。和她丈夫的收入比起来，帕瓦内的工资可以说是非常微薄，但她还是选择去上班，她觉得这样她的生活会变得更丰满，还可以把学到的知识教给孩子们。

即便如此，她每天中午还是会回家给丈夫做饭，但其实她不喜欢做饭，只是把这件事当成一个任务。但我觉得帕瓦内的反抗是更真实的，很多人的反抗都没有办法反抗得很彻底，不得不或多或少服从社会的规范，但她们能在自己的空间里，做力所能及的反抗，这也是有意义的。彻底的反抗的确更有力量，但并不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状态。

新闻之外， 中东也有世俗化的一面

《新周刊》：许多中东国家在媒体上呈现的样貌，时常是受宗教影响、陷入贫困与战乱的。但深入了解之后，却发现实际上这些国家还是有世俗化的一面。

姚璐：我记得我在叙利亚塔尔图斯的时候，当时的沙发主一家的信仰其实已经非常淡薄，既不祷告，穿着还特别西化。但就算是在这样一个宗教信仰很淡薄的家庭里，家里的爸爸依然会问我一些有关信仰的问题。比如“你有信仰吗？”“你们那个地方的人没有信仰的话，你们要怎么去生活？”“没有神规定你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你要怎么样思考你的行为规范？”

伊朗伊斯法罕。伊朗政府禁止人民在公共场所演奏音乐，但一到周五（伊朗一周唯一的休息日）夜晚，就有男青年带着吉他到三十三孔桥下弹唱。（图/姚璐 摄）

对于中东来说，信仰是一个很古老的东西。从七世纪到现在，信仰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根基，而世俗化是一个近现代的新产物。

现在的伊朗和伊拉克，处在一个比较保守和传统的状态，宗教化的氛围回潮。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那里的女性也可以穿短裙和T恤衫。所以，中东的宗教化势力和世俗化实力，其实一直在对抗，不停地交锋。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个人的生活层面，他们都在寻找一种信仰和世俗生活的平衡，可能他们现在还没有完全找到。

但不管怎么说，信仰和世俗，都不是一个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关系，很多人身上既有信仰的一面，又有世俗化的一面。

伊拉克卡尔巴拉。在一家婚纱礼服店门口，身穿黑袍的女性对着橱窗流连忘返。（图/姚璐 摄）

《新周刊》：就你观察而言，你觉得和你想象中反差最大的国家是哪一个？有什么样的不同？

姚璐：感到反差最大的还是叙利亚。我在2018年去的叙利亚，当时看受到新闻的影响，感觉叙利亚天天都处于战乱中，每天在新闻上都能看到很多难民。

但去了之后，我发现大马士革的生活是非常井然有序的，店铺很早就会开门，学生会按时到学校里面上课，到了晚上，大马士革古城里的网红店就开始营业。

还有一个和我预期完全不符的地方，就是我在和叙利亚本地人聊天的时候，感受到他们其实不太愿意谈论内战。

我本来以为经历了这么多年内战之后，叙利亚人可能有很多的痛苦想要和我这样一个外来者诉说。但当问起战争的时候，他们会觉得都持续这么多年了，好像都不太当一回事了。比起谈论战争，他们更想要谈论日常生活。比如一起和朋友出门听音乐会、在学校里的见闻。他们更喜欢分享快乐的事情，而不是讲述苦难。

叙利亚大马士革。清晨，大马士革老城的馕店门口排起了长队。（图/姚璐 摄）

《新周刊》：我最近也在读班卓的《陌生的阿富汗》，班卓在里面写她在去往阿富汗坎大哈的路上结识了阿富汗青年穆利。穆利为她提供了住宿上的诸多帮助，但与此同时，也向她说了一些令她感到不适的表达。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似乎很少能够完全同频，更何况身处不同的文化环境。你如何看待陌生人的善意及其在思想观念上的不同？你一般会如何应对这种情况？

姚璐：我觉得班卓的这个故事是很有代表性的。可能在穆利看来，向班卓示爱并不是一种冒犯。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他们和我们对同一件事的理解可能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待这些差异的时候，其实就是要接受文化的不同。他可能不是绝对的善，但是也不一定是绝对的恶，他的行为可能就是他所处社会和文化观念的缩影。如果对方的行为让你觉得不舒服，你可以试着理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但是你也要明确地表示拒绝。

社交媒体上， 人们把“出片”当成了旅行的目的

《新周刊》：在近些年社交媒体上的人文摄影圈子，有一句“保洁、三轮、消防栓”的调侃，主要是戏称一些摄影师在拍人文照片的时候，总是不约而同地把镜头对准环卫工人之类的群体。这也存在一组争议：有人认为这是一种人文反映，另外一些人认为这只是一种镜头对弱势群体的霸凌和消费。

姚璐：我在中国的时候，看到过很多摄影爱好者，特别是中老年摄影爱好者，会非常不礼貌地拍摄一些所谓的“人文片”。

这种不礼貌主要有几个层面。首先，它一般是聚集了十来个人一起拿像大炮一样的镜头拍摄别人，对方肯定会感觉不舒服。其次，他们在拍摄的时候，是以作品为目的，不会和被拍摄者有任何的交流，被拍摄者只是取景框里的工具人。最后，当被拍摄者的神态和语言已经明显表达出不满的时候，一些摄影师依然视而不见。

很多时候，环卫工群体被动地成为了一些摄影师扫街时的拍摄对象。（图/社交分享平台截图）

你说的这种可能还算是抓拍，我还听说过在叙利亚有那种“人文摆拍”的摄影团。一群摄影师去叙利亚被炸毁的废墟里寻找大炮，再雇一个本地的小孩，坐在大炮上面，他们再去拍小孩和大炮、废墟的合影。这个图片的确会有视觉上的震撼力，但它是摆拍，在消费他人的痛苦和灾难的同时，内容也不是真实的。

这些摆拍的目的就是要出片，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极为功利性的事情。我们出门拍照，相机其实是一个桥梁，是我们看世界的眼睛，关键是你看到了什么。而不是变成，你的眼睛和心灵都不重要了，照片反而变成了最关键的东西。

叙利亚拉塔基亚。叙利亚人盛装出席订婚宴，在宴会大厅跳了一晚上舞。（图/姚璐 摄）

《新周刊》：我觉得现在好像不管去哪里旅游，你在网络上搜索这个地方，推荐的内容都是这个地方出不出片，怎样拍出“人生照片”，而不是这个地方值不值得我去。你从摄影师的角度，如何看待“出片”这个概念？

姚璐：为什么很多人把出片看得很重要，其实因为它本质上是一个门槛更低的事情。

如果你去了中东，你要深入了解当地的历史和文化，会耗费很多时间和精力。但是相比之下，如果你只是拍几张美美的照片，这是很简单的，而且它还可以证明你去过那个地方，满足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需要。（图/短视频平台截图）

另外我觉得，社交媒体的图片分享其实也让人们变得更自恋了。人们旅行的时候关注的是我去了什么地方，我吃了什么，全部都关于“我”。那个地方的食物、信仰、文化是怎样的，当地人的想法和生活，这些都不被关心了。

其实留下人生中有代表性和纪念意义的照片，这件事本身是没有错的。

但是现在“出片”变成了一个流行审美，人们把出片当成了目的，而不是附带的结果。很多人还特意带和景色配套的衣服，特意寻找网红机位，感觉整个旅程都是为了那几张图片服务，这就本末倒置了。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夕阳下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图/姚璐 摄）

《新周刊》：说回刚才的人文摄影，你在中东旅行的途中拍摄了很多当地的照片，你在拍摄的时候，会如何处理当事人意愿和照片效果之间的关系？比如你可能想抓拍某个很灵动的瞬间，但是当时你又无法确认对方是否愿意被拍，这种情况你会如何应对？

姚璐：一般来说，我都是自己一个人去拍照，相对来说存在感不会那么强，而且我去的很多地方，游客相对来说很少，这些地方的人们反而是喜欢被拍照的。

我挂着相机在街上走的时候，经常有一些当地人主动指指我的相机，再指指自己，意思是让我帮他们拍照片。如果不是主动被请去拍照的话，我在拍摄人物的时候也会和他们有眼神交流。很多时候，你的礼貌和尊重是可以通过你的肢体语言和眼神所传达的。

叙利亚大马士革。放学回家的叙利亚孩子。（图/姚璐 摄）

在拍摄过程中，尊重当地的传统非常重要。比如，由于当地习俗，在伊拉克的女性是不能被拍照的。其实可以用一个长焦镜头去偷拍，但是我不会这样做，因为我觉得对方不愿意，那我就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照片不是我出门的唯一目的。有作品很好，没有拍到作品也不要紧。能和别人更友好地交流，这才是最重要的。

编辑 钟毅 题图 姚璐 校对 遇见 运营 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