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姐妹的宋霭龄和宋庆龄，为什么在政治立场上却是针锋相对？

1927年3月初，武汉政府外交部部长陈友仁和英国高级外交官欧文.圣克莱尔.奥马利交换了照会，英方认错并签字，中方亦承认并保持英人在前租界内居住和经商的正常权利。

于是，中国人民的意志最终战胜了帝国主义强国的意志，当时为取得这一成果，宋庆龄做出了她的贡献，这使她很愉快，心想孙中山在世的话，也一定会感到莫大的自豪的。

一时间，武汉政府的威望，不但在国际上，同时在国民党内部也迅速上升。

1927年1月7日，宋庆龄和陈友仁、蒋作宾联名致电南昌的蒋介石，说明作为首都的武汉军事、经济和外交形势正日趋改善，特别是收回英租界“内顺民心，外崇威信”，蒋介石身为国民党领导人，应立刻到武汉来，共同商讨推进北伐。

在这样紧张的革命形势下，身在武汉的宋美龄，当然也没有置身事外只顾自己游山玩水。

就是在上海那样的舒适生活当中，她也时时刻刻关心着政治，关注整个国家形势的发展。

现在，她当然明显地感受到了国民党内，二姐宋庆龄和哥哥宋子文所支持的左派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

她和蒋介石的通信一直没有中断，对他在政坛的迅速崛起，也是看在眼里，十分关注的。

面对武汉方面的立场和要求，蒋介石当时则明目张胆地试图在南昌建立自己的党政总部，他甚至截留第二批从广州去武汉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并要他们投票赞同他的主张。

尽管如此，武汉方面还是以大局为重，希望蒋介石也能以团结为重。

但是，蒋介石的意图不像武汉政府所希望的那样~大家互相合作，使北方和国民革命继续在更为团结一致的气氛下前进。

相反，他开始进行讨价还价，并阴谋制造分裂，但他控制武汉国民政府、实行军事独裁的企图，在同年3月中旬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遭到了国民党左派的迎头痛击。

此后，宁汉分裂的形势越来越严重。

当时的那场分裂，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宋氏家族内部来。自从宋耀如去世后，宋霭龄以大姐身份执掌门户，宋氏家族的内部关系，基本上还是融洽和谐和亲密的。

姐妹兄弟之间，不但在生活上互相关心照顾，而且在政治上也能基本形成共识，一致赞成并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这是形成并维系宋氏家族内部团结的重要条件。

但是，自从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此时的“宁汉对立”给国民党带来了左派和右派的纷争，也打破了宋氏家族内部原来形成的平衡和互助友爱的局面，维系宋氏家族内部团结的基础条件，也不复存在了。

当时，宋氏家族的对立和分裂，主要体现在宋霭龄与宋庆龄两个姐妹之间的针锋相对上。

宋庆龄代表国民党左派，站在武汉国民政府一边，愤怒地揭露蒋介石的新军阀嘴脸，以及违背孙中山留下的革命方针、背叛革命的行径，旗帜鲜明地继承和维护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

而宋霭龄和丈夫孔祥熙则认为，国民党左派所支持的工农革命继续发展下去，会损害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因而倾向国民党右派，明确表示支持蒋介石，维护蒋介石的“反共清共”政策和他亲帝国主义、亲大买办大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

两姐妹的政治对立，虽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和时代因素，但同时也再次显示了两姐妹在思想个性上的强烈反差。

宋庆龄是国民党内著名的左派，她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坚决捍卫和执行孙中山所制定的革命路线与革命政策，与国民党内的右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在右派势力与强权政治的引诱和高压下，她决不以革命原则做交易。

宋庆龄的大智大勇，固然来源于孙中山先生的长期影响与熏陶，同时也再次充分显示了她的理想主义的伟大品质与高尚情操。

随着武汉政府形势的恶化，在大批的所谓国民党左派人物，在蒋介石的高压政策下纷纷叛变革命的时候，她仍然不改初衷，一往无前，充分展示了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原则立场，从而成为当时左派的旗帜与中坚，民主进步人士的榜样，也成为几万万中国人民的良知与榜样。

与宋庆龄的激进思想与理想主义的气质相反，宋霭龄的保守思想和追求现实利益的愿望越则越来越鲜明。

宋霭龄早年虽然也曾经投身革命，一度是追求进步的青年革命党人，并在担任孙中山先生秘书时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

但是，当孙中山在晚年推行激进的革命路线与政策后，宋霭龄在思想认识上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了。

加之那个时期的宋氏家庭与孔氏家庭成员纷纷在政坛和商界崛起，既当官又当买办，从家族利益上来说，已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融为一体，当然对国民党左派奉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的路线及政策极为不满。

在孙中山逝世后，宋霭龄和宋庆龄的这种政治立场分歧越来越明显。

宋霭龄认为宋庆龄支持和密切联系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没有军事和经济基础，政治前景并不看好，为了保持宋氏家族在政坛地位和影响力，有必要和蒋介石建立紧密关系。

她这次来武汉，就是想劝说弟弟子文和宋庆龄，主动缓和与蒋介石的关系，为宋家的将来着想。

宋美龄的想法和大姐接近，但是她还是比较同情二姐的态度，愿意和她多多沟通，同时自己也想在武汉亲身感受一下国民党中央和左派阵营对革命形势的看法。

她一直和蒋介石的一方以及宋庆龄他们同时保持着比较融洽的关系，能够比大姐相对客观地看待整个形势，和在武汉的左派人士，也有不少交流。

因为大姐宋霭龄和孔祥熙夫妇，本来就在北方和当地的军阀政府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对激进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本能的有抵触心理，对宋庆龄也早就有所不满。

宋美龄则是在中间，她很希望能够凭自己的努力，化解这种家族内的对立情绪。

在武汉期间，宋美龄接触了许多国民党中央的知名人士，还几次会晤了苏联顾问鲍罗廷。

她和鲍罗廷多次讨论了中国的革命和共产主义的本质问题。

鲍罗廷是个善于辩论的革命家，他和宋美龄交谈时，以丰富的欧洲史和美国史知识，旁征博引，痛斥美国开国历史的不实之处，以及欧美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的弊端，滔滔不绝地讲述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行动方针。

宋美龄对他的丰富历史知识表示佩服，承认鲍罗廷是一位有魄力和感染力的演说家，是共产国际的杰出人物，但她又认为，其主张和观点过于激进，有些革命措施过于冷酷无情，蔑视人性，违反了人之常情。

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宋美龄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鲍罗廷所宣扬的无神论，也让她感到难以接受，这也是她和宋庆龄的最大不同。

尽管孙中山去世的哀痛仍存留于她的脸上，但先生的革命思想已牢牢植根于她的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