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与黑暗擦肩而过

应该说，有些事情对我一生的影响非常大。如果这些个门槛迈不过去，或者迈错了，就不会是现在的我了。

比方说，我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先天性青光眼，当时在全国来说这种病都是很难治好的。我的右眼在出生之后就是失明的，左眼也非常危险，我出生十几天，母亲抱着我到处求医，在广西看不好，后来又到湖南去，当时中国有很有名的眼科医学中心就是湖南湘雅医院，那里的医生说，这么小的孩子动手术很危险，建议维持一段时间，长大了再动手术。

回到广西之后发现维持不了，我眼睛的情况一直在恶化。母亲带着襁褓中的我又跑了很多地方，包括同仁医院、中苏友好医院等等。后来在上海的汾阳路医院，那里当时也是中国最好的眼科医院之一，我小小年纪便做了眼科手术。

我到现在还保留着当时的病例，病例记载就如同一篇学术论文，有分析、有建议、有参考文献以及援引的案例。一个甲子过去了，我每次做眼科检查，医生都说这个手术即便放在现在也不容易做。当时如果不做，或者动坏了，也许我就永远生活在黑暗当中了，可以说我是一出生就和黑暗擦肩而过。

虽然动了手术，但我还是留有先天性青光眼造成的视神经萎缩，直到现在我的视力还是很差，右眼失明，左眼只有0.2的视力。包括我在农村插队一待就是九年，也跟我的视力有关，因为招工的机会对于我来说可以说没有，体检总是不合格。

后来我考研究生，我的导师赵俪生先生因为我的视力做了很多的工作，学校有人看了我的体检报告，就觉得凭这一项就应该把我刷下去，从事文字工作怎能离得了眼睛，没有人确定我这种视力能够维持多久，这么宝贵的名额不能白瞎了。

赵俪生先生说：“如果不招秦晖，我就一个都不招了。”后来我的师兄都说：“幸亏招了你，否则我们都没戏了。”是赵先生把我领进学术殿堂，这是对我后来影响很大的一个关键之坎。

考研之前我没有受到过多少课堂教育，1969年初中毕业就下乡插队，一直到1978年。不过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当时在广西教育厅工作，家中的藏书也很多，父母亲工作中的各种教科书我都拿来当课外书阅读。南宁新华书店里我是常客，可以几个小时站着看书，没带钱都可以先把书拿回去。

另外在农村那几年，我也学到了不少人生经验。我经常开玩笑说我在农村读的是“早稻田大学”。插队的时候，陆续有人被招工招干离开，我从当年插队时最小知青之一变成了最老的。

当地一些关心我的人就劝我办病退算了。但是那时候不但我下乡了，父母也被下放到农村去了，我退都没有地方退，如果家在城里，也许真就办病退了，那样我的人生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又如果我小学、中学、大学一直读下来，也不可能形成对于社会、对于人生的这种感悟。

在农村一下子待九年绝对不是我的愿望，不是为了当什么知青标兵，个人在那个年月是没有选择的。我在农村的时候跟当地的农民关系都不错，老乡们都认为“老秦”是个好人。我干活卖力，生活上唯恐不“农民化”，但是他们认为我不太适合在农村干活。道理挺简单，因为我只有一只眼睛0.2的视力，看东西没有立体感，四肢不太协调。在山里走路总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容易摔跤。他们后来也很照顾我，一有招工的指标就给我，但因为体检的原因一直没有成功。

其实我虽然待的时间那么长，也能够讲壮语，但是与老乡们还是有些隔膜，并不是我有什么身份感或者清高之类的，可能是我们这种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太中规中矩。那时知青中颇有些玩世不恭的人，私下里对村民极为不屑，一口一个“波佬”、“寡佬”，——两广俗语中的乡巴佬、蠢货之意，很是嫌弃，但他们与村民却可以称兄道弟，厮混得烂熟。

老乡们田间地头免不了开开“下流玩笑”解解乏，我就不会融入其中插科打诨。老乡们平时闲聊免不了张家长李家短，我则往往兴味索然接不住话。好像我是在“表面”没有进入“本质”。我想老乡倒不认为我假，但是会感觉我不亲，当然他们会认为我是个好人。

有一次我都被招走了，但是又因为体检不合格被退了回去。知青们都为我愤愤不平，还跑到县委书记那里去请愿，质问他们怎么能这样干呢？后来还是我息事宁人，说：“既然他们不愿要我，我也懒得去。”我虽然也很想当工人，但人都是有自尊的嘛，我也不愿求着他们要我。

在生产队里，差不多所有的技术活我都干过。我曾经干过三年的生产队卫生员，也就是今天人们讲的所谓的“赤脚医生”。曾经有一种关于合作医疗的神话，我对这个事情是很有发言权的，我知道当时的合作医疗是怎么回事——无论是招工还是招生，乃至任何一种有实际利益的情况，实际上既不是按照业绩标准，也不是按照政治标准，而是按照权力标准。

拿当卫生员的例子来说，在没有任何待遇的情况下是我当的，后来生产队的卫生员有了一些补贴之后，人家很快就不要我了，而是换了一个跟生产队长有亲戚关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