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梁启超右肾被摘是医疗事故还是误诊？他为何替医院辩护？

“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梁启超

梁启超（1873年—1929年），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其《少年中国说》影响了一大批仁人志士走上救国道路。

1929年1月19日，56岁的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学界政坛天下同悲。但是谁又能想到此后近百年之内他的死因却是众说纷纭，谜团重重，成了一桩无头公案，一直影响至今。

一切源于1926年3月16日在协和医院做的那次肾脏切除手术

1924年，梁启超因妻子李蕙仙病逝后过于悲痛，便出现了尿中带红的症状，直到1926年初尿血加重。当时他担心自己得了癌症，便去北京的德国医院进行检查，医生给出的答复是肾脏有问题，需要手术治疗。

那个年代做手术不是小事，医疗设备及医疗水平都没有现在这么成熟。梁启超决定先去看中医，就找到自己的好朋友、京城四大名医的萧龙友。萧龙友把完脉后认为并不是肾脏出了问题，只是积劳成疾，喝几副中药就可以了。几副药下去病情虽有好转，尿也没有那么红了，可过了一段时间，病情又有些加重了。

病情的反复让梁启超最终选择了西医，住进了当时医疗水平最高的北京协和医院。医生借助器械，查明他的膀胱和尿道均正常，在接受了X光透视之后，发现他的右肾有一个樱桃大的黑点，经多位专家诊断认为那是肿瘤，是导致尿血的原因，需要手术切除。

3月16日进行手术。鉴于梁启超在社会上的显赫名声，医院相当重视，专门配备了最强阵容，由当时医院院长、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刘瑞恒亲自主刀，美国医生副之，其他人员也是从各方面选拔而出。

就手术本身来说非常成功，但手术以后，血尿并未停止，虽然有时血量很少，肉眼看不出，但化验证明，病症未愈。协和医院再次检查，却查不出任何原因，只得名之为“无理由之出血症”。梁启超在住院35天后的4月12日出院回家了。

5月29日，梁启超之弟梁启勋在《晨报》发表《病院笔记》，记述梁启超在协和医院治疗经过，文中难掩对医生的失望和不信任。此文引起轩然大波，众多文化名人关注此事。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里质疑：既然把好肾割了，为什么梁启超的尿血症没有好？徐志摩更是在《晨报》副刊上直指协和医院医生不负责任，讥讽道：“梁任公先生这次的白丢腰子，几乎是大笑话了。”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的突然离世，在全国引起了巨大轰动，因为在众人的眼中，梁的身体一直不错，于是纷纷猜测梁的去世的真相。

费慰梅认为：协和医院“竟将健康的肾切去，而留下坏死的肾”

当时流传最广的便是梁启超被割错肾，并死于西医的医疗事故。至于真相如何？直到1994年梁启超之子梁思成的好友费慰梅撰写的梁思成夫妇传记《中国建筑之魂》出版，才有了对68年前协和医院那次手术失误的解释。

书中介绍，“40年后，1971年，思成从自己的医生那儿得知父亲早逝的真相。鉴于梁启超的知名度，协和医院指派著名的外科教授刘博士来做这项肾脏切除手术。当时的情况，不久由参加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私下讲出，据他们说：病人被推进手术室后，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注位置，结果标错了地方。刘博士就动了手术（切除了那健康的肾），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X光片。这个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刻就发现了，但由于攸关协和医院的声誉，被当成最高机密归档”。

后来，梁思成的续弦夫人林洙也在《梁思成》一书中提到了这件事情，所说的事件原委与费慰梅一致。

由于费慰梅和林洙的特殊身份，她们独家揭秘的影响力非同一般。一时间，社会广为流传梁启超被“割错肾”，甚至大家普遍认为，梁启超的早逝，是由这次手术导致。“割错肾”是协和医院早年的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医疗事故，主刀医生刘瑞恒也成了众矢之的。

李昕反驳：协和医院对梁启超的右肾切除只是误诊，并没有错切；以讹传讹只因一句玩笑话

近年来社会各界对梁启超之死，是否是医疗事故导致众说纷纭，其中三联书店前总编辑李昕（其母是刘瑞恒的侄女），通过查阅梁启超本人和亲友在这场手术前后写下的多篇文章及其他相关材料，撰写了《梁启超与协和医院的“百年公案”》，认为发现所谓“割去健康的肾，留下坏死的肾”的说法，与当事人、知情人的原始记录相矛盾，割错肾的传言都是误传，在这个病案中，协和医院出现误诊是确定的。

一是梁启超之弟梁启勋当时留下《病院笔记》和《病床日记》记录。两文分别发表于1926年的《晨报》和1929年的《大公报》上。《病床日记》中说：“（梁启超）入协和医院，由协和泌尿科诸医检验，谓右肾有黑点，血由右边出，即断定右肾为小便出血之原因。任公（指梁启超）向来笃信科学，其治学之道，无不以科学方法从事研究，故对西洋医学向极笃信，毅然一任协和处置。”“及右肾割去后，小便出血之症并未见轻，稍用心即复发，不用心时便血亦稍减。”

二是梁思成在1929年其父去世后，曾作《梁启超得病逝世经过》，内中也提到1926年其父“入协和医院检查多日，认为右肾生瘤，遂于3月16日将右肾全部割去，然割后血仍不止。”至于梁启超本人，则在手术后发表的《我的病与协和医院》的声明中，也明确说自己的病，“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 “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

三是梁启超的病历档案。2006年8月10日，北京协和医院举办了一次病案展览。展览中出示了梁启超在协和医院就医的病案，病案中还附有梁为避免人们误解协和而用英文写的《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病案记载，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患尿血症住进协和医院，经X光检查发现其右肾有一黑点，诊断为瘤，遂决定予以手术割除。手术后解剖切下之右肾，可见樱桃大小之黑色肿瘤，经化验排除癌症。提示这黑色肿瘤是良性瘤。

因此，无论是梁启超、梁启勋、梁思成所说，还是公布的病例档案，都证明是右肾被怀疑有病，而且正是这只被怀疑的右肾在手术中被切除了。根据病案，梁启超的右肾只是长了一个较小的良性肿瘤，并没有恶性肿瘤，它不是尿血的病因，也完全没有必要切除。协和医院对此施以手术，显然是基于对尿血原因的误判，属于误诊，并不属于医疗事故。

作者还考证了以讹传讹的可能原因。费慰梅在她的书中也写到了她的资料来源，她说：“上海的张雷，梁启超的一个好朋友，和两位实习医生也很熟，把这些告诉了我，并且说：‘直到现在，这件事在中国还没有广为人知。但我并不怀疑其真实性，因为我从和刘博士比较熟识的其他人那里知道，他在那次手术以后就不再是那位充满自信的外科医生了。”

而两位实习生为什么那么说？可能把医生间的玩笑当了真，又不小心传了去。梁启勋在《病院笔记》里还记录了手术中协和医生力舒东和主刀医生刘瑞恒开的一句玩笑：“据力舒东之言，则当腰肾割出时，环视诸人皆愕然。力与刘作一谐语曰：‘非把他人之肾割错乎？’刘曰：‘分明从右肋剖开，取出者当然是右肾，焉得有错？’乃相视而笑。”

先是两位医生的玩笑话，再到两位实习医生复述给熟人张雷，张雷再转述给费慰梅，费慰梅就写到书里了，从而出现“竟将健康的肾切去，而留下坏死的肾”的说法，很多人根据手术后三年梁启超以57岁盛年而逝，便很自然地将他的死和“割肾”联系起来，如果不是错割一肾，梁的一生或许不至于这样短吧。

梁启超死因：一种来无影去无踪的罕见细菌“末乃厉”菌（monelli）引起的肺部感染

从梁启超1926年4月12日手术后出院，到1929年1月19日去世，近三年时间里，虽然疾病主题在梁启超的文字中屡次浮现——尿血、着凉、发烧、右膀发痛、心脏不适等，但他不是患尿毒症或者肾功能衰竭等病症去世的，而是死于肺部感染。

他留在体内的左肾，一直工作正常。梁启勋在《病院笔记》中，曾提到其兄右肾切除后，“幸而左肾之排泄功能，决无障碍”。所以尽管右肾被冤枉地割去，倒也“不必追悔矣”。

根据家属的记录，梁启超的死因是肺部感染。梁思成的《梁任公得病逝世经过》一文记载，其父1928年秋开始患一种怪病，起初病情较为轻微，只是发烧，食欲不振，没有其他症状。先由日本医生诊治，未见效果，于1928年11月28日，转到协和医院就医。协和医生为他拍了肺部X光片，发现左肋微肿，于是怀疑肺痨。但是取痰化验，没有找到肺结核菌，却发现痰中有大量“末乃厉”菌（monelli）。之后医生又从梁肿胀的左肋取出脓血化验，同样发现此菌。医生做了实验，将梁的脓血注入小动物体内，结果看到小动物内脏溃烂出血。

协和的医生都没有治疗这种病症的经验，他们遍查医书，最后是在美国威斯康辛州某医学杂志上，查到唯一一篇论文，讨论的病例与梁启超的病情相似。但该论文建议使用的药物，协和医生考虑病人体质过于虚弱，担心发生副作用，只能勉强试之。结果未能控制病情发展，梁启超于入院50多天后去世。

梁的好友伍庄的文章中也说，梁启超最后患病十分怪异：“有瑞典医生谓其病甚奇，世界上患此病者曾有三人，二人死而一人生云。”

这些记录，都表明梁启超患的病，至少在当时，是绝难救治的。至于“末乃厉”菌究竟为何物，这种病菌引起的肺部感染应称之为何种病症？胸科及微生物科专家均不知道“末乃厉”(Monelli)这个细菌名称，自然也不知道由此细菌感染引起的疾病。微生物专家还专门查了细菌谱系，亦未发现此菌。这可能是近一个世纪它已变异或不存在了，正如2023年“非典”病毒来无影去无踪一样。

梁启超为协和医院辩护，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意在清扫西医前路障碍

当时梁启超对协和医院的治疗也产生过怀疑，在给梁思成夫妇的信中曾写道“上了协和医院一个大当”。虽然私下也怀疑这是医院误诊，但在公开场合，却为医院辩护。梁启超所写的《我的病与协和医院》刊登在《晨报》上，亲述了协和医院给自己做手术的过程。

他说，协和医院通过X光发现他的右肾有黑点，这个黑点就连他用肉眼都看到了，所以他的右肾是一定有问题的，但至于是不是良性肿瘤，是不是必须要割掉右肾自己的尿血症才能得到治疗，这方面他是一个门外汉。他认为：“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是冤枉。”而且梁启超还写下了这样一段语重心长的话语：“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梁启超手术的年代，正是思想变革、新旧文化冲突最剧烈的时期，也是西医进入中国的关键时期。1915年，北洋政府刚正式承认西医，中西医之争作为当时“中西文化之争”的一部分，促使一部分有识之士也认为中医药是中国传统文化，应当被当作旧传统、旧文化一并否定，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当时最具影响的思想家陈独秀、胡适、鲁迅等都有这方面的言论。

梁启超手术的结果确实远不如预期，徐志摩、陈西滢等人大都是从手术未能治愈梁启超疾病的这个角度，批评协和医院贸然启动手术过于草率。而一些传统文化捍卫者却借此个例，抨击刚刚在中国尚立足未稳的西医，形成了一场“中医西医”的是非之争，稍有不慎将引发整个社会对西医的不信任，对国家发展不利。

这正是梁启超忍着被西医误诊切除肾的痛苦，也要为中国的西医进行辩护的原因。他不想因为自己，阻碍了中国向西医学习的步伐，影响了西医在国内的发展。实在是儒者风范，高山仰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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