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背受敌”的东北抗战之殇

“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抗战，面对着的始终是两把刺刀，其中一把来自日寇，刺向了东北军民的身体，另一把却来自国民政府，他深深的刺进了东北军民要求抵御外侮的爱国之心。“九一八事变”让全国人民群情激愤，9月21日北平各界代表在中山公园举行救国动员大会，上海十万多学生举行抗日罢课，3.5万名工人抗日罢工，接着北平250多个团体，20多万人参加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收复失地。与此同时南京，上海的爱国学生涌向南京国府门前示威游行。
1931年9月23日国民政府发表了《告全国民众书》：“政府现在既以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国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护严肃镇静之态度”。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一枪

北平救国会的成立
1931年9月24日，东北大学秘书长王卓然，辽宁商会副会长卢广绩，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主任车向忱与在北平的高崇民，王化一等社会名流发起组织“东北民众救国会”，救国会成立后张学良立即秘密的予以大力支持，并拨发30万大洋作为救国会组织经费，后又拨发36万大洋作为义勇军军费。
义勇军将士和其他各界人士来到北平，张学良都予以接见，人们从张学良的谈话和所作所为了解到“不抵抗政策”并非出自张学良，唯有使南京国民政府改变立场，赞同抗日，方能解决东北问题，北平救国会于10月28号决议：组织南京请愿团，赴南京要求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并出兵抗日。
历经波折，蒋介石在中央军校礼堂会见了请愿团，他身穿便服，手拿拐杖，接过请愿书略加浏览，脱口说道：政府对外作战已具决心，一切计划不便宣布，对外交涉，政府自有办法，人民不应过虑......云云。这时候与讲台近在咫尺的高崇民忍无可忍，慷慨陈词。

东北军骑兵部队

高崇民三问蒋介石：
一：东北易帜是为了拥护中央，促成统一，东北军帮助了中央军制止了内乱（武装调停中原大战），我东北对全国统一有很大的贡献，3000万民众在党国训政时期，日日听训，自以为无负于党国，无负于领袖，但自吉辽失陷以后，政府除将此提交国联外，并无其他具体办法，领袖诸公亦并未谈及此事，因此我东北民众非常疑惧，请蒋主席示下：政府是否还要东三省？
二：政府如果还要东三省，16号国联提议让日本撤军仍然无效，宜用何种有效方法收回东北失地？请主席立予回答。
蒋介石无言以对，半晌才说：汝等虎口逃生，身受切肤之痛，来到首都责难政府，出言激愤，自属常理，事变以来，政府时时关注，并非未发过恻隐之心，你们所责难的话未免过火。东北失掉，东北人来情愿还可以，天津并未丢失，天津学生来请什么愿？
此话一出引起天津学生极大反感，一个学生代表大声说道：东北是中国的土地，我们是中国人，你是最高负责人，请政府领导抗日，收复失地，打倒不抵抗政策！

蒋介石会见请愿团代表

蒋介石闻听说道：政府没有对不起东北人民的地方。。。。这时请愿团发出一片唏嘘之声。
高崇民第三次质问道：东北人民对促成统一保卫国土所做的努力对得起国民政府，而中央在敌寇入侵以来，不发一兵，不做明确抗日表示，依赖国联，使得敌寇得寸进尺，侵略无止境，中央何以对得起东北人民？
蒋介石一言不发，转身退入后台，十几分钟后在请愿团强烈要求下板着面孔重新走出来，说道：不要轻信造谣挑拨，静候中央处理，必要时候一定会抵抗，还要依赖国联正义制裁。说罢转身离去。

东北抗战图志

东三省人民的抗日斗争拉开了局部抗战的序幕
由于国联的调停政策仍然是国民政府的方针，东北军不能以“国家军队”的形式参与对日作战，因为对日政策和方针仍然要听命于“中央”，东北军主力此刻布防于关内，东三省大地仅有十万余部队分散驻扎三省各地。北平救国会的成立使得执行了“不抵抗政策”而陷入了痛苦中的张学良此时看到了希望，为此他投入了极大的热情。
张学良随即改组，建立了东北军在东三省的抗日政权，重新整编了各地驻军，通过救国会分发委任状，组织义军，并指令各部开展东北的抗日救亡运动，随后吉林，黑龙江的东北军余部纷纷以义勇军的名义参加了作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东北军为主力的抗日义勇军便达到了五十余万人，他们在广阔的东北大地上四处出击，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战斗。

抗联陈列馆

东北抗战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孤军奋战

1933年4月7日，蒋介石在江西的抚州对"进剿军"中路军高级将领讲"最近剿匪战术之研究"中说：

"我们革命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东三省热河失掉了，自然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 们应该要负责任，不过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说，却没有多大关系。这回日本占领 东三省热河，革命党是不能负责的，失掉了是于革命无所损失的。如果在这个时 候只是好高鹜远，侈言抗日，而不能实事求是，除灭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是 失了我们革命军人之本色了。"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委员会民国二十四年七月编印的《剿匪之理论与实施》一书第75页
面对东北抗日义勇军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运动，“丢车保帅”的国民政府此刻感到的并不是抗日的热情，相反，蒋介石却深感不安，对于东北抗日义勇军和“若隐若现”其中的红军南满游击队，这支部队最后到底是姓“国”还是姓“共”成为了蒋介石的一块心病。随即国民政府对于抗日义勇军不但采取了不支持的态度，还采取了限制，打压的政策：
1931年11月14日，身居国民党训练总督的何应钦下发密令：“民众自行组织之义勇军弊害颇多，对于未组织者令其缓办，已组织者设法令其中止，静待法制公布然后施行。”（国民党党部档案《训练总监部公函教字第97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