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出走之后，选择留在农村

出品 | 虎嗅青年文化组

作者 | 黄瓜汽水

编辑、题图 | 渣渣郡

本文首发于虎嗅年轻内容公众号“那個NG”（ID：huxiu4youth）。在这里，我们呈现当下年轻人的面貌、故事和态度。

千禧年初，有这样一档电视节目。

它的播出时间被放在《大风车》前面，于是许多等待动画片的小孩，不得不收看几分钟这档“大人节目”。

那个胖胖的，留着1厘米短发的女主持人，和我们在电视上见到的其他女性太不一样了。她总是在镜头里严肃地说着什么，但儿时的我一个字也听不懂。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央视唯一一档以性别定位的节目，也是国内最早的女性节目《半边天》，电视里那个叫做张越的女主持人，说出的是关于“女性主义”的话语。

在那档《半边天》里，人们记住了一个名叫刘小样的陕西妇女。后来，人物记者安小庆再次找到了她，写出了那篇著名报道《平原上的娜拉》。

主持人，亲历者，写作者——这是一部属于中国女性的《时时刻刻》，而这次，三位女性打破了时间空间的阻碍，紧紧相拥在一起。

二十多年后再见到张越，我甚至完全没有认出她的样子。

她瘦了很多很多，我先一步辨认出来的，是她熟悉的自信有力的嗓音。

从央视退休之后，张越想要完成她未竟的理想。她想给《半边天》的观众们一个交代，想去探寻那些曾经采访过的女人们，现在都过得怎么样了。

《她的房间》就这么诞生了。像是千禧年的《张越访谈》，她第一个寻找的人，就是那个轰动了整个互联网的刘小样。

22年前，刘小样穿着红色的大衣，脸颊红彤彤的，像是发着高烧。她羞赧地打量着从北京而来的摄制组，坐在家门口的板凳上，她说出那句“我宁愿痛苦，不要麻木”。

一叠来自陕西关中平原寄出的书信，促成了《半边天》最有影响力的一集。

“在农村，有钱可以盖房，但不可以买书；可以打牌闲聊，但不可以去西安。不可以交际，不可以太张扬，不可以太个性，不可以太好，不可以太坏。有约定俗成的规矩，要打破它就会感到无助、无望、孤独，好像好多眼睛在盯着你。不需要别人阻止你，你会自觉自愿地去遵守这些规矩。”

坐在黄土房子前面的刘小样，脸上的表情平静且不甘。她虽然羞于表达，但每一句话都振聋发聩。

她清楚地知道，一个农村女人的命运是从父家走向夫家，不配拥有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她想要读书，想要看电视，想要把精神的窗户一直打开。她渴望知识，也渴求外面的世界。她把电视当作书来读，跟着字幕一句句默念，紧紧抓着“普通话”这条与外界勾连的绳索。

她享受着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那股怪异的悸动，就像她享受痛苦一样。就连身上红色的棉袄，也是她对生活的微小反抗，她不想沉下去，更不想和土地融为一体。

女儿说她是“做饭的人”，她立刻回绝道：“我最烦别人说我是做饭的”。

就是这一集在央视播出的《半边天》，改变了大凉山深处的女孩安小庆。

她考出了深山，考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中文系，成为一名记者，写出了那篇《平原上的娜拉》。

张越告诉我们，刘小样不仅改变了安小庆的人生，她的姐姐也是刘小样的观众之一。长大之后，姐姐成为大凉山的缉毒女警，在对吸毒人员进行心理治疗的时候，总会穿插一些女性主义的内容。

对于儿时的安小庆来说，群山困住了她的童年。山外面的世界，只能靠出差回家的父亲带来的礼物填补想象。她在日记里写道：“这些山怎么这么难翻过去啊？”

种子随机掉落在安小庆的青春期。上中学的时候，还不懂的娜拉与女性主义的她，看到了那一期《我叫刘小样》，她第一次被女性的力量震动，一个关中平原的女人，说出了她对远方世界的无限向往。她下定决心，以后高考填志愿，全部都填省外的。

大学毕业成为记者后，安小庆总是忍不住搜索“刘小样现在怎么样了”。结果无人知晓。

2020年的春天，安小庆的职业倦怠在大环境的推动下达到了某种悲观的顶峰。身处抑郁症中的她，开始思索自己作为记者“遗愿清单”，第一个跳出来的选题，就是“找到刘小样”。

张越如今回忆起来也常常感慨。那时候她的手机坏了，通讯录全部丢失，弄丢了刘小样的联系方式，她们之间失联了十多年。但只有安小庆锲而不舍地追问她，缠着她，一定要做出这次报道。

张越委托很多同事回忆刘小样的地址，但结果只能得到一个模糊的县城名字。就连从前央视的同事也在拍摄素材里寻找线索，一帧一帧地翻找路牌、商店、化肥口袋、标语，试图找到刘小样的村子，但都失败了。

最后，是死磕到底的安小庆，找到了刘小样。

她联系了妇联的工作人员，县妇联的人通过当地朋友，终于找到了刘小样夫妇的村庄。20年后，安小庆终于见到了这个她念了无数遍的女人，写出了那篇轰动整个互联网的文章《平原上的娜拉》。这个身穿红棉袄的农村女性，再一次成为无数人的精神力量。

三个彼此影响、关照、对望的女人，就是中国的“我的天才女友”。

2024年，刘小样没有再穿红色的衣服了。

在同样的村庄里，刘小样的家已经完全变样。

曾经土黄色的房子，现在已经变成了崭新干净的农村自建房。还有一个深深的庭院，里面被刘小样放了许多植物花草，茁壮又沉稳地扎在土地里。

刘小样喜欢花草，这些花草就变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房前屋后是她栽种的三角梅、山茶花、玫瑰和茉莉，这些花草和她一样，在这个乡村里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却也融入得恰到好处。

和22年前一样，刘小样在厨房里给远道而来的客人做油泼面，但这次的环境变得更好了。厨房贴了崭新的白色瓷砖，从前的土灶也改成了现代化的燃气灶。

这其中也有小插曲。张越告诉我们，去陕西咸阳接刘小样，她只安排了一个工作人员，随身带了一部手机进行拍摄。这其实是张越特地安排的，因为她不想让村民们看见远方又来人采访刘小样了。“你一来，村里人认出来了，说这不是电视台那个人吗？又要做节目了，这可不行。”

张越懂得刘小样的性格，她不想让刘小样在村里变成异类。

临行前，张越特地嘱咐同事多拍点镜头，拍拍刘小样做油泼面的场景，让远方的她看看刘小样家里的变化。结果同事的手机还没掏出来，刘小样已经麻利地泼好油了。

工作人员也就没再补拍了，因为张越要的就是刘小样真实的样子，真实的刘小样从来都不是一个会演戏的人。

刘小样到达大理的那个晚上睡得格外的好。

平时六点就醒了的她，这次睡到了八点才醒。

22年前，张越为了拍摄那期《我叫刘小样》，和她同吃同住同劳动了整整三天。拍摄结束后，刘小样找到了张越的宾馆，抱着她哭了起来，“你们忽然就来了，忽然就走了，就像一场梦一样。你们走了，我就又一个人了。”

张越明白这些眼泪的含义。

在闭塞的环境里，刘小样遇到她，像是长时间潜伏在水面下的人，突然抓到了一根可以呼吸的芦苇杆。那次离别，就像老天猛地把这根芦苇杆抽走，让她再一次回到了水里，再次踏上所谓的生活轨道。

这也是为什么，2024年的刘小样睡得很好。

“这20年，我特别的累。到这儿之后，我一下就安稳了。你们当时忽然来了，忽然就走了，也没办法，现在你们又回来了，这20年的事情好像有了个结果一样，我累了，我什么都不想了，我就想睡一下。”

刘小样这次来，带了一叠“作业本”。

那是小学生专门写语文作业的本子。每当她想引用什么话的时候，都会虔诚地翻开本子。

本子上密密麻麻的，是她这些年来从各种书本上摘抄下来的文字，就像一个认真的学生做语文课后作业一样，她很有仪式感地用钢笔誊抄，字迹干干净净。

20多年来，除了张越和安小庆，刘小样没有和任何外界的人接触过。

她们二人把她保护得非常好，让外界的关注停留在恰到好处的位置，也让刘小样最大幅度保留了自己的生活。采访过后，一切如常，只有家里还留着当年张越送给刘小样女儿的一个小黄鸭布偶娃娃。

当年，刘小样是悲观的。

“生活没有机会再改变了，如果我还年轻，我是待不住的，你知道我一定会走出去的，可是我这么大岁数了，上有老，下有小，文化水平不高，我已经没能力出去了。你别再让人来招我了，我现在就觉得我待不住了，可是我只能这么待着。”

如今，刘小样已经洗掉了这种悲观，以另一种平和的状态重生。

“当时做了个节目，好多人都说我挺有思想的，觉得我好像得干点什么事业，写个书啥的。其实我文化低，没写出来，好多我想干的事我都干不成，我也不会。可是我会种地，我种地种得可好了，村里人都说我种得好。我现在站在我种的庄稼面前，看着这一大片麦子，我可舒心了。”

张越告诉她，这些年，她已经变成了互联网上的“女性主义icon”，是一个大IP，只要她肯，她可以通过自己的名声赚到钱。她听完之后，只是摇头摆手，这些东西似乎和她隔着两个世界。

她甚至提起那句著名的“我宁愿痛苦，也不要麻木”，也会羞怯地笑。这句被整个互联网铭记的话，是她当时随口说出来的，她觉得自己说得不够好。

现在的她读了更多的书，她发现加缪的话能表达她想说的，只是自己“没有文化”，所以说不出来。

“我要拿石头打磨我这块石头，从痛苦荒芜里生出来的喜悦。”（《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

张越和安小庆后来聊起来，这是刘小样在当今时代环境下最特殊的地方。她不知道自己的天赋是什么，更不知道自己的天赋能换来什么。她只是本能地表达着，本能地为自己感到骄傲。

她聊起加缪、契诃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没有卖弄文采的嫌疑，只有眼睛里闪着光。

这更像是一个朴实的人发现了一个了不起的好东西，雀跃地和知己分享。在她身上，没有被社会规训后的狡黠和圆滑，只有直愣愣的、不会拐弯的坦然和诚实。

后来，我们在安小庆的那篇报道里读到，刘小样也出走过。

她去县城最好的商场柜台当柜员，只因为那个商场要求柜员必须说普通话。普通话就像她与外界连接的一根绳索，那是来自电视里的，来自远方的声音，她要牢牢抓着不放。那段工作经历，她现在提起来也格外开心自豪：当时为了得到这份工作，她甚至谎报了年龄。

她也去了南方的工厂，去过江苏和贵州，但那些闯荡的故事很快就画上了句号。

因为她发现，远方不一定有诗。

就在她打工的工厂门口，开着许多漂亮的花，人们行色匆匆经过，没有人在乎这些花草。只有刘小样在乎。

她愣是随机逮住几个路人，问对方“这是什么花”，结果显而易见，城市里没人关心这些。刘小样很困惑：“你咋不知道这花的名字呢，我觉得这好像不对劲呀，这不是诗和远方呀。”

于是她回家了，也不再纠结地理位置的变化。

所谓的出走，不一定是去南方打工，也不一定是在大城市有工作。精神的出走，比物理的出走来得更宝贵，更困难。

现在，她告诉张越，自己已经想通了。

诗不一定在远方，也可能在眼前，在家里，在农村的麦地，或是在手中的那碗油泼面里。“诗在我心里就行了，我不用在远方去追寻它”。

城市里的人认不出山茶花，更没见过秋天的麦田。金黄色的麦穗连成一片，“快收割的时候的那种黄，比花还好看。”

刘小样和张越走进田地，告诉她自己种的玉米型号是秦956，她特别自然地掰了一根玉米，还指导张越怎么正确地掰玉米。提起庄稼和农活，她总是很骄傲，头也扬得高高的：“村里人都说我种得好，我肯下苦。”

她热爱生活，所以不能理解那些“为了所谓的理想放弃生活本身”的人。

说起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她连连摇头。她不理解男主人公抛妻弃子地追求理想，因为“六便士和月亮，我都要。”

她说到做到了。

她爱孩子，爱丈夫，爱着自己的家庭；但与此同时，她也爱文学，爱哲学，爱花草，爱土地，爱思考整个世界的一切规律。

她在大理的客栈院子里，对着一丛鼠尾草雀跃蹦跳。她捧在手里闻了又闻，生怕这股味道逃走似的。

这是她在关中平原从未嗅过的味道，她立刻说起那首老歌《斯卡波罗集市》，里面的芫荽、欧芹、鼠尾草，是她一直好奇的事物。

当她终于见到了歌里才有的植物时，开心地几乎要飞起来。

刘小样变了，她少了诘问与不满，多了从容不迫的平静。

22年前，刘小样的宣言是“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很满足。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这就很好了。我不满足这些的，我想要充实的生活，我想要知识，我想看书，我想看电视，从电视上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因为我不能出去。”

22年后，笑容终于爬上了刘小样高高的颧骨。她胖了一些，也自信了更多，现在她的自白是：“我的诗，就是我院子里的花，我的庄稼地，我的孩子，我家里的一切。我觉得你只要有自主的精神，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你的。”

但她没有丢掉自己痛苦的权利，她仍然保护着宝贵的痛苦。曾经的她对着镜头说，“我虽然痛苦，但我不悲伤，我的痛苦可能也是一种蜕变”。

现在她对痛苦有了更深的理解。

痛苦不代表苦大仇深地与生活为敌，痛苦更像是保持精神上的思辨与活力。

张越惊讶地听着刘小样说，这个世界无非就是西西弗斯推石头，“结果只是一个伪命题，就西西弗的那个石头。”

她的从容和笑容，并不是因为她选择向现实世界缴械投降，相反，是她与自己从前的痛苦与愤懑相谈甚欢。

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同样，也不是一件容易被人理解的事。

在《她的房间》播出之后，潮水般的关注涌向了这个消失了二十多年的女人。

这档节目之所以取名《她的房间》，当然是因为伍尔夫。

伍尔夫在《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里提到，如果莎士比亚有一个名叫朱迪斯的天赋异禀的妹妹，她会面临怎样的结局？

伍尔夫并不乐观，她为我们设想，朱迪斯一定会在家务的空隙间阅读写作，随后被父亲嫁给自己不认识的人，她哭闹，一定会挨一顿打。

于是她在一个夏夜出逃，来到剧院门口，可惜女人当时不能演戏，于是她成为了经理的情妇，怀上了孩子。“当一颗诗人的心锁进一个女人的身体里，纠缠不清，谁能想到它那么焦灼和激烈？一个冬夜，她自杀了，葬在某个十字路口，就是现在大象城堡旅馆外面公交车停靠的地方。”

我们都知道，这就是娜拉出走的结局，要么堕落，要么回来。

但时间来到2024年，这位“平原上的娜拉”，创造了第三种结局——她出走过，彷徨过，痛苦过，但最后她认清了生活的本质，选择面带笑容地成为推石头的西西弗斯。

她握紧六便士的同时并没有放弃月亮。

她在读书写字的同时，仍然是一个接地气的劳动人民。

在大理的集市上，菌子味美但价贵，张越和安小庆没说什么便要付钱，只有刘小样坚持和摊贩讨价还价，临走前还坚持要店家赠送个小菌子，和每个妈妈上街买菜的样子没有任何区别。

但同时，她也有天真烂漫的瞬间。在张越买葱油饼的间隙，刘小样满眼欣喜地看着刚刚买到的莲花和莲蓬，那是一种未经污染雕琢的眼光，对大自然充满庄重的敬意与爱意。

在当下的社会，这样的眼神越来越稀有罕见。

人本身就是复杂的动物。

她有极其深刻的洞察。她希望自己的孩子保持自由的精神意志，她批判“孝顺”二字把太多人带进了死胡同。

但同时，张越问她能不能接受自己的儿女不婚不育，1968年生人的她也无法接受。安小庆从《人物》辞职，抛下家庭一个人躲进大理深处写书，刘小样同样也无法理解。

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人会有的状态。她既有她先锋的地方，也有她不那么进步的地方，更有她脆弱不堪的秘密。

刘小样说起《半边天》里印象最深的人物，是一个舞蹈家。当她说起对方能用身体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时候，忍不住捂着脸哭泣起来。在她做学校生活老师的时候，大家一起排练甩葱舞，别人都能跳好，只有她的动作是错的。旁边的人调侃她：你天生就没有艺术细胞。

单单这一句话，就轻而易举地击溃了她。后来张越向我们解释：“其实不是跳舞的事，是一个人终其一生，努力一生，也不能成为自己喜欢的那个样子。”

她从来都不是一个女性主义icon，也从未接纳过自己的女性主义灵魂人物的身份，她只是一个爱读书的普通人。一切讨论都是外界循着她而来的。

张越后来告诉我们，刘小样身上最珍贵的智慧，其实是平等地关照整个世界。

如果你看过顾长卫拍的《立春》，就会明白一个文艺青年在乡村县城的处境。他们的与众不同，会导致他们陷入被孤立被敌视的困境。

但幸运的是，刘小样从来都不是王彩玲。

一直以来，张越都担心刘小样在村里的人缘不好，她问过刘小样“大家理你吗”，没想到结果恰恰相反，每次刘小样家里有什么事，全村的人都来帮忙，大家相处得特别好。

张越也有点困惑，一个如此特立独行的人，为什么能和村里人处得这么融洽？

原因很简单：刘小样从来没有看不起过任何人。

村民们日常的娱乐活动是打麻将、打牌，或者聚在一起说点家长里短，刘小样从来不参与这些。她永远都在看书，摘抄，写东西，维持着和大部分中国乡村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但她从来都不会高高在上地评判别人的生活。

“她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所谓的有文化、有追求、有理想而看不起过任何人，她从来不认为她这么活着就比人家那么活着高级，读书的人就比打麻将的人高级，她没那么想过。只不过是别人打麻将，我读书，仅此而已。”

“她对别人是没有排斥的，所以别人对她也没有排斥，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松弛的。”

张越总结过，一是她从来没有逃避过最普通的日常的现实生活，二是她从来没有放弃过心灵的自由、思考和精神的成长，她非常成功地把这两件事情兼顾在了一起。

“她想明白了好多我们都没想明白的事，我们都在喊现实不好，令人窒息，我们要追求诗和远方，但是我们家门口的花叫什么，我们谁都不知道，你到哪去找诗？你自己身边的诗你都不看。所以我觉得，她非常诚实地替我们解决了很多我们的困惑。”

节目播出后，一篇小红书帖子的标题是“文学救不了中国女人”，字里行间是藏不住的失望。

他们遗憾刘小样选择了“留下”，选择成为“好妈妈好婆婆”。似乎是她放弃了自己宝贵的灵气，选择了一份泯然众人的生活。

刘小样“滞留的决心”，被他们称作“突围失败”了。

如果以去留、婚育、家庭选择去定义“女性主义”，那我们的视角未免也太狭隘了。

本来就没有任何具体的东西，能“救”中国女人。只有主动去思考去劳动才能拯救自己，等待任何崇高宏大的主义打捞自己，都是另一种懒惰。

刘小样不需要文学来拯救，是她自己拯救了自己。她自己在出走和滞留之间，找到了一个高难度的答案：让肉体踩在土地上，灵魂飘在高空中。

当你对生活不满，一走了之其实是一件相当容易的事。而你选择留下来面对，消化，适应它，并且还要保持高度的精神自由，保全了丰满的自我，并且用精神的充盈去滋养现实，反而是一件更难的事。

张越告诉我们，刘小样的儿女虽然都在大城市当了白领，但只要一有假期就要回到农村老家，陪伴父母。张越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爱回家的年轻人，这样的年轻人，也一定是在一个充满爱和尊重的家庭里长大的。

刘小样的女性主义，就是爱家人，爱土地，爱庄稼，爱花草。如果我们无法理解这样的女性主义，那才是女性主义的悲哀。

有一天，张越给刘小样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刘小样说她正在地里，天上下着大雪。脚踩在雪地里咯吱咯吱地响，刘小样一边打电话，一边高兴地跳舞。

她说：“我脚下是我种的十亩麦子，雪特别大，把麦子都盖住了，地里现在没有人。我知道大雪下面是我种的麦子，全村人都知道我种地种得好。我人生有好多梦想都实现不了，我也不会写书，但是我会种地，我种得这么好。”

挂了这通电话后，张越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她一直揪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她知道，远方的刘小样过好了自己的人生，她用双手拥抱了自己的命运。

“我可能一生内心都不得安宁，我的生活可能就是普通的生活，但是我会在生活里一直用石头磨石头，所有的这些她是接纳的，所以我觉得她就是安顿了。我不能说她是不是活得特别快乐什么的，我替她回答不了，她也没回答过。”

出走是勇敢的，但并不代表留下就是懦弱的。直面生活的本质，双手插进泥土之中，在麦子地里抚摸每一株麦穗，才是真正的波澜壮阔的人生。

直面人生，了解它的真谛，爱它的本质，再决定你要不要过这样的人生。

《明朝那些事儿》最后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我之所以写徐霞客，是想告诉你，所谓百年功名、千秋霸业、万古流芳，与一件事情相比，其实算不了什么——这件事情就是用你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