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问2024｜对话朱锋：西方极右翼政治势力普遍抬头，人类或将进入一个新周期

从欧洲、美洲再到亚洲，极右翼势力近年来呈现迅猛发展的势头。克罗地亚、捷克、芬兰、匈牙利、意大利、荷兰、斯洛伐克、法国、德国等欧盟成员国目前均活跃着极右翼政党。与此同时，在2024年“超级大选年”的加持下，美国的特朗普和印度的莫迪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客赢得大选。

图为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资料图/视觉中国）

印度媒体The Wire的一篇文章指出，是时候将极端右翼主义的蔓延视为一种全球性的、不断发展的现象，而非仅存在于特定国家的孤立事件。

图为印度总理莫迪（资料图/视觉中国）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朱锋近日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形势呈现出新的复杂性和尖锐性，这很大程度表明人类长周期尾声的到来，并预示着我们可能要进入一个新的周期。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朱锋受访（资料图）

右翼主义势力：从式微到强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国家的保守派领导人避免与激进右翼产生联系。在法国，皮埃尔·西多斯（Pierre Sidos）等新的极右翼分子曾在二战后发起各种运动，但支持者寥寥无几。在意大利，法西斯党的分支“意大利社会运动”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的议会下院选举中表现惨淡。

半岛电视台分析认为，极右翼被边缘化的现象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欧美社会当时处于经济持续增长时期，欧美国家大多数主要政党支持福利国家理念，从而遏制了极右翼力量的过度扩张。

实际上，直到21世纪初期，极右翼政党在欧洲仍属于不受欢迎的“异类”。2000年2月，曾发表“赞美希特勒”言论的奥地利极右翼政治人物约尔格·海德尔（Jörg Haider）领导的自由党以26.9%的得票率跃居国民议会第三大党，与人民党联合执政。这一结果曾引发轩然大波，还遭到欧盟14个成员国拒绝高级别双边对话的惩罚，比利时更是发出召回大使的警告。

然而，极右翼势力如今在欧洲乃至全球范围内不断发展，且不同国家的右翼政党及政治人物呈现联动的势头。

朱锋也向澎湃新闻指出，近些年美西方国家从国内政治角度看，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右翼保守势力的崛起和抬头，不仅特朗普再度赢得总统大选，右翼势力在欧洲也是“风起云涌”。

2022年，意大利兄弟党、联盟党和意大利力量党组成的中右翼联盟在大选中击败由民主党领导的中左翼联盟。意大利兄弟党主席梅洛尼成为总理。作为墨索里尼曾经的拥趸，梅洛尼被认为是自墨索里尼以来最为右翼的总理。她领导的意大利兄弟党的谱系可以追溯到墨索里尼的“共和法西斯党”，以及二战后继承其衣钵的新法西斯主义“意大利社会运动”。因此，梅洛尼的崛起令西方媒体发出“法西斯回归”的惊呼。

不少还未执政的极右翼政党或其领导人的支持率甚至开始超过主流政党。根据民调机构益普索今年6月为《金融时报》制作的民调，法国总统马克龙领导的中间派联盟“在一起”的支持率仅19.5%，远低于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RN）的35.5%和“新人民阵线”的29.5%。在今年6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国民联盟表现强劲，以至于感到巨大压力的马克龙解散了国民议会，提前举行选举。

图为德国选择党（AfD）党首魏德尔（资料图/视觉中国）

《环球时报》援引《图片报》等德国媒体12月22日的报道称，民意调查机构INSA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24%的德国民众支持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AfD）党首魏德尔担任总理，支持率高居榜首，而现任总理和副总理朔尔茨和哈贝克的支持率分别为15%和14%。今年9月，德国选择党还以32.8%的支持率历史性地赢得图林根州议会选举。

在今年6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传统亲欧政治力量也受到削弱，右翼保守势力进一步崛起。本次选举结果显示，中间偏右的欧洲人民党团获得188席，保持其第一大党团的地位。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进步联盟获得136席。而极右翼的“欧洲爱国者”党团获84席，一跃成为欧洲议会的第三大党团。

朱锋认为，欧洲政治现在确实进入了一个令人感到难以理解的、右翼保守势力急剧上升的态势中。

在欧洲之外的亚洲和美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客也在大选中取得胜利。今年6月，印度人民党主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在大选中获胜，莫迪开启其第三个总理任期。《外交政策》在撰文中指出，作为印度右翼政治人物的代表，莫迪无视印度多元化的本质，宣扬印度作为印度教国家的理念。11月5日，鼓吹反移民和经济保护主义的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其盟友将这场胜利形容为抗击“觉醒主义和自由移民政策”的胜利。

为何向右转？

尽管右翼极端主义在各国兴起的原因略有不同，但移民浪潮以及经济危机可能是推动这一趋势的重要因素。

《外交政策》分析称，虽然右翼意识形态和相关团体在欧洲许多地区“并不新鲜”，但穆斯林国家移民数量的增长、欧盟内部人员流动的增加以及民粹主义政客为应对移民增加而将极右翼思想纳入主流，上述因素导致2010年以来右翼势力的崛起。

有研究表明，欧洲人对移民的不满源于对传统种族构成和等级制度变化的担忧。一项针对超过20个欧洲国家的3.8万名受访者开展的调查显示，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抗拒催生了反移民浪潮。美国新闻评论网站Vox援引这项调查分析称，在移民数量激增以及大部分移民来自非白人穆斯林国家的情况下，对文化差异的潜在敌意为极右翼政党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经济发展也被视为右翼势力崛起的重要因素。希腊派迪昂大学政治学教授瓦西里基·乔治亚杜（Vasiliki Georgiadou）等3名学者在研究中指出，包括高失业率以及GDP负增长在内的经济不安全因素与极右翼势力的发展存在显著相关性。其中，以高失业率现象为代表的经济恶化趋势加剧了社会愤怒，导致民众对反移民政策的支持。

对于不关心政治的劳工阶层而言，经济口号无疑具有极高的吸引力。借助高失业率带来的“经济不安全感”，极右翼政党将恶化的经济状况、高犯罪率和失业浪潮归咎于移民。由于“全球主义”带来了进口商品和移民，这一趋势也一并成为经济保护主义者和保守民族主义者的攻击目标。

而在美国，也正是经济和移民议题助力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篇报道指出，关键摇摆州的大多数美国选民选择了特朗普，他们的主要关切就是经济和移民问题。

“特朗普提出采用美国中心主义、保守主义、右翼极端主义以及民粹主义重新改造美国。他威胁发动贸易战等一系列攻势，有可能导致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时代塑造下的国际秩序和规则走向崩溃和终结。”朱锋进一步警告说，“特朗普获胜不仅代表美国自由主义势力的衰落，更表明如今西方世界普遍存在的右翼极端政治势力的抬头。对此我们要持高度警觉的态度。”

目前，右翼势力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英国《卫报》分析称，长期以来，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共同目标是反移民、反伊斯兰教和反欧盟，但目前他们的攻击对象已演变为文化战争、少数族群和气候危机。与此同时，疫情复苏后生活成本激增、俄乌冲突、数字变革以及民众对主流话语日益增长的不信任情绪进一步增强了极右翼势力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