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和杨秀清的二元政治结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

1851年—1864年期间的天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革命。这场革命坚持了14年，势力扩展到17省，有力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外国的侵略，促进了封建社会的崩溃，阻止了中国殖民化的进程，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极其重要的一页。

但是关于这场革命失败的原因，一般认为其根本原因是农民阶级的阶级和历史局限性。但是，这种观点有些太过片面和书面化。这样的观点等于宣告农民阶级是不可救药的，与宿命论并无多大的区别。

而且这样的结论与已知的历史事实并不相符，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乏农民造反成功进而夺取天下，建立庞大而且稳定的王朝的事例，例如刘邦建立的汉朝，朱元璋建立的明朝，这些都是农民阶级造反建立的王朝。

为何他们的农民阶级的阶级和历史局限性就没阻止他们成功夺取政权？所以说所谓的阶级和历史局限性的说法太过片面，那么什么才是导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根源？我们就从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天京事变说起”。

在定都天京后，掌握大权的东王杨秀清与其他诸王的关系日趋紧张。北王曾因下属犯错而被东王下令杖打。

翼王石达开的岳父黄玉昆因公事开罪东王，被杖刑三百，革去爵位及降职，同一事件亦令燕王秦日纲及另一高官陈承瑢被东王杖刑。即使是天王，也多次被假装“天父下凡”的东王以杖刑威吓。

由于东王权大，众人往往敢怒而不敢言。 陈承瑢后来向天王告密，谓东王有弑君篡位之企图，天王密诏北王、翼王及燕王铲除东王。 [5] 9月4日，北王韦昌辉率三千精兵赶回天京，当夜在城外与燕王秦日纲会合，陈承瑢开城门接应 。

众军在凌晨突袭东王府，东王被杀，东王府内数千男女被杀尽。其后北王以搜捕“东党”为名，大杀异己。后血洗南京城，约2万余人被屠杀 。

翼王石达开十余日后到天京，进城会晤北王韦昌辉，责备滥杀之事，不欢而散，连夜匆忙缒城逃出城外。北王未能捉拿翼王，尽杀其家属及王府部属。

翼王从安庆起兵讨伐北王，求天王杀北王以谢天下。此时在天京以外的太平军大多支持翼王，北王在势急下攻打天王府，但最终败于效忠天王的将士及东王余众，最终北王韦昌辉于11月2日被杀，其首级被函送安徽石达开营中验收 ，燕王秦日纲及陈承瑢不久亦被处死，天京事变告一段落。

11月底，石达开回天京，洪秀全命他掌管政务，但是对其心存疑忌，加封自己兄弟为王，处处牵制石达开。1857年6月石达开率部出走，1863年5月陷入清军包围，全部被剿灭。

天京事变使太平军元气大伤，士气十分低落，丧失了乘胜歼灭敌人的有利时机，是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而太平天国之所以会发生如此恶性的内讧，其根源在于太平天国的权力结构分为宗教神权和世俗政治权力，但是太平天国又实行政教合一制度，实际归为世俗之权。而洪秀全和杨秀清二元政治结构体系，必然导致权力的冲突和纷争。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的矛盾，早在金田起义以前， 1848年冯云山被捕下狱桂平，洪秀全回广州营救时就已经发生。

在拜上帝会活动初期，洪秀全自称是上帝次子、天兄胞弟，是上帝在凡间的代表，奉命解救众生，树立个人权威。他的好友冯云山在传教时也极力树立洪秀全的宗教领袖形象，在当时，洪秀全是独一无二的宗教领袖。

但是，1848年1月，冯云山被捕，洪秀全赴广州设法营救。此时拜上帝会遭人围攻，但教内无人主持导致人心慌乱乱，在此危急关头，杨秀清假托“天父上帝”下凡附体。随后萧朝贵也假托“天兄耶稣”下凡附体，两人一起安抚教众，解决了危机。

由此杨、萧分别树立起了代“天父传言”、“天兄传言”的形象，取得了在教内的权威地位。杨、萧的这些举措虽然稳定了面临崩溃的拜上帝会，但是破坏了洪的神权独尊地位。拜上帝会的宗教神权从由洪一人独享变成了洪、杨、萧三人分享的格局。

而从广州赶回来的洪秀全和冯云山为了维持稳定，不得不承认了他们代天父天兄传言的权力。宗教地位的下降必然波及政治权力。但是不甘心受制的洪秀全与冯云山借杨秀清生病把韦昌辉拉入权力中枢集体，以制约杨秀清。

但是，杨秀清“代天父传言”和萧朝贵“代天兄传言”的神权地位都比洪的“天父之次子”的神权地位要高要大。可以说，在创立拜上帝会后不久，洪秀全就丧失了最高的神权地位，杨、萧二人的神权地位完全凌驾在洪之上。

由于宗教神权在起义组织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拥有最高神权地位的杨秀清也“顺理成章”地在军政方面取得最高权力。在起义前，拜上帝会采取军师负责制，军师负责军政的具体事务。

1848 年 10 月，洪秀全与萧朝贵在讨论谁可担军师的问题时，萧以“天兄”下凡的名义指出：“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俱是军师也。”这个对答使杨、萧二人得以掌握军政实权。

1851 年 3 月，洪秀全在东乡称王，建立五军主将制，杨秀清担任中军主将，对各军发号施令。12 月永安建制封王，杨被封为东王，并取得了节制各王的权力，实际上掌握了太平天国军政大权。

金田起义封授五军主将和永安分封诸王, 都是杨、萧与洪、冯两个集团在权力分配上相互妥协与权衡的结果, 最终呈现一种动态的不稳定的平衡。但随着起义的节节胜利，杨在军中建立了极高的威望，牢牢掌握着最高军政大权。

原本，洪秀全以下五王的权力之间还是能够形成一定的制约作用。杨秀清虽然拥有大权，但其他王对他还是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冯云山是洪的好友和得力助手，是上帝的“第三子”，对“拜上会”的发展有重大贡献，威望相当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杨。

萧朝贵则拥有神权，是“帝婿”，虽然他和杨是好友，且是权力同盟关系，但他的神权可以在重大事情的决策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并能在洪与杨的权力矛盾中发挥沟通和平衡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对杨的权力起到制约作用。韦昌辉和石达开地位较低，但也各有自己的部属。

然而，冯、萧在进军过程中相继牺牲，五王权力制约关系也随之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三王权力制约关系。但是，三王权力之间的制约作用远逊于五王权力之间的制约作用。冯、萧二人的权力地位和威望都相当高，他们无疑比韦、石二人更能有效地制约杨秀清。

可以说，冯、萧的牺牲对各王之间的权力制约作用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影响，使本来就已失衡的权力制约关系变得更为严重。一方面，杨秀清包揽了萧、冯二人死后留下的大权，另一方面韦、石在神权方面无法制约杨，他的权力和地位显得更为突出。

总之，无论在神权方面还是军政权方面，韦、石的权力都难以起到制约杨的作用。三王之间的权力无法发挥制约作用。

在这种严重失衡的权力制约关系下，杨秀清得以不断扩大权力，这又助长了他的权力欲望。在扩大权力和树立权威同时，杨秀清还屡屡打压可能对他的权力和地位构成挑战的韦昌辉等人。

由此可见，洪秀全虽是最高领袖，但并未掌握应有的大权，杨秀清掌握了最高的宗教神权和最大最多的军政大权。这种权力结构使洪无法建立起与其领袖地位相符的权威，容易造成激烈的权力矛盾，对政权带来了严重危险。

杨秀清也清楚地意识到他对洪的屡屡打压可能给自己带来生命危险。洪虽没有多少实权，但其最高领袖地位还是得到不少人尊奉。杨秀清的蛮横打压势必引起众怒。为了避免矛盾激化，他不得不对洪秀全稍微退让。

总之，在缺乏权力制约的情况下，杨秀清一面扩大权力，一面打压洪秀全和韦昌辉等人，这势必导致他与洪秀全和韦昌辉等人的矛盾加深并激化。

尽管洪、韦等人对杨的强力压制一时隐忍退让，但他们不可能长期甘心忍受。杨秀清的的压制越厉害，洪秀全和韦昌辉等人对杨的怨恨也就越大，矛盾就越大，矛盾的激化也就越快到来。

事变后洪秀全在权力方面的举措也可以说明这一问题。天京事变后，洪秀全虽然不得不重用石达开，但他又利用他的两个并无多大才能的哥哥来制约、防范石达开，最终逼走石达开。

此后，洪一方面加强个人权力，另一方面分封众多王爵，重用亲属，平衡陈玉成、李秀成等王的权力和地位，使他们之间相互制约。

如此，他既牢牢掌握了最高权力，又使他以下的各种权力形成制约、制衡的关系，减小权力矛盾，防止他人成为像杨秀清那样位高权重的人物而对他的最高领袖地位再构成威胁，避免再发生像天京事变那样惨烈的权力矛盾激化。

从保证政权内部的稳定需要来说，洪的这些做法是合理的。他的这些权力举措可以说是对事变前的权力结构所存在的问题而做出的补救。

总之，太平天国的权力结构问题从根本上导致了天京事变的发生。在封建君主专制时代，政权要保持稳固，避免内部出现激烈的权力矛盾及其激化，其权力结构应该一方面由君主掌握最高权力，另一方面分化君主以下的权力，使之互相牵制。

如果我们以这些原则来观照天京事变前太平天国的权力结构，那么就可以发现其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而和其类似的朱元璋，则完全采取了相反的措施，其从一开始就牢牢树立以自己为核心的领导层，不允许任何人沾染最高权力。

为此他宁愿从已有所成就的郭子兴军中离开，独自去打拼，宁为鸡头不为凤尾。其实古今同理，有多少大企业，就是因为没有树立一个权威的中心领导，导致权力分散而引发内乱，导致企业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