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案例库规则详解：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二）

10、参考案例：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开发方迟延履行行为的认定——北京中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北京盛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

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履行过程中，随着委托方需求的进一步明晰、合同双方交流的不断深入、受托方阶段性完成的具体情况、市场情势的客观变化乃至交易成本控制的考量，软件内容和功能进行调整和改进实属正常，不宜仅因软件开发方超过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交付软件即简单认定其构成迟延履行。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北京盛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应履行的主合同义务之一，是按照约定的交付日期和《项目功能说明书》的约定，向北京中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交付名称为“手机游戏长连接强联网服务端程序(含源码)"和“手机游戏管理工具(含源码)的合格软件。结合双方的庭审陈述和举证情况，可以认定涉案合同订立后没有制定《项目功能说明书》。《项目功能说明书》缺失所引发的后果，就是涉案合同自始便存在软件开发工作缺乏具体、清晰指向的风险。在涉案合同缺乏关于《项目功能说明书》制定和提交义务方约定的情况下，前述风险本应有赖于双方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共同协力消除，特别是在涉案合同项目系采取由委托方负责软件前端开发、受托方负责软件后端开发的分工模式下更当如此。然而，由于涉案合同双方在履行过程中未能及时协商制定《项目功能说明书》，不可避免地增加双方在对接磨合、相互探明意图过程中无谓耗费的时间成本，进而客观上加大了受托方不能如期交付软件的风险和难度。继而，北京中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盛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均确认合同履行过程中没有制定软件开发计划。虽然，北京盛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作为软件开发方，应当履行主动发起与委托方北京中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讨论制定软件开发计划的义务。但是，北京中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涉案软件的委托开发方，其既然负有依照开发计划在每一个阶段检测和验收北京盛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阶段性产品的义务，则其同样应当积极督促北京盛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及时协商制定软件开发计划。然而，由于涉案合同双方在履行的初始阶段未能及时共同制定软件开发计划，不可避免地造成后续软件开发过程出现前后端对接上的无序状态人为增加了双方在协调工作进度上的时间成本，进而同样加大了受托方不能按期交付软件的风险和难度。现实生活中一款软件的开发往往不会是一蹴而就之事，在软件开发过程中随着委托方需求的进一步明晰、合同双方交流的不断深入、受托方阶段性完成的具体情况、市场情势的客观变化乃至交易成本控制的考量，软件的内容和功能需要适时进行调整和改进实属正常。故，软件开发过程中需要修改，不一定是委托开发方的自身原因所致，还可能是因受托方的开发工作不符合要求所致。结合双方开发人员的QQ聊天记录内容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软件开发过程中出现反复修改甚至推倒重来的原因系北京盛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完成的工作不合要求所致。相反,北京盛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被要求修改或推倒重来，或是因为负责软件前端开发的北京中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开发人员变动，新进人员未清楚了解前任人员与北京盛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开发人员的沟通过程;或是因为北京中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履行过程中自行更改软件开发思路，新增需求事项。而涉案软件开发过程中缺乏《项目功能说明书》和软件开发计划的指引和约束，进一步加剧了前后端开发人员对接混乱的状态。以上情形，客观上都造成涉案软件开发进度的延宕，故开发进度被延宕的原因不应简单归责于北京盛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案例文号】：（2019）最高法知民终433号

11、参考案例：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中开发标的的认定——宁波某公司诉浙江某公司、宁波某理发店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

【裁判要旨】：

系争软件是否属于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开发标的的判断，不应拘泥于合同的字面约定，而应考虑涉案合同的目的、系争软件与合同约定软件的关联性或者功能配套性以及合同履行情况等因素综合判断。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涉案合同为“QCHouses线上平台开发”软件开发合同。对于被诉侵权软件是否属于合同范围的理解不应机械、静态地分析其是否属于线上还是线下软件，特别是考虑到合同履行过程中，当事人根据业务需求以及软件开发的进程亦有可能对开发范围进行调整。故应该综合考虑涉案合同的目的、被诉侵权软件与合同软件的功能配套性以及合同履行情况进行判断。根据涉案合同的约定，宁波某公司为浙江某公司设计和开发的项目版权归浙江某公司所有。现有证据能够形成被诉侵权软件属于涉案合同范围的证据优势，可以证明被诉侵权软件系在涉案合同范围内为浙江某公司的业务需要而开发设计，根据涉案合同的约定，被诉侵权软件的著作权应当归浙江某公司所有。

首先，被诉侵权软件的功能属于涉案合同的目的范围内。

其次，被诉侵权软件无论在软件名称、软件功能、开发时间、研发团队等都与合同软件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和一致性。

再次，从涉案合同开发人员履行涉案合同的情况看，无论是主观认知还是客观履行情况，开发人员均将被诉侵权软件视为合同履行的一部分。

复次，被诉侵权软件并非完全独立的软件，其功能需求、逻辑架构等都需要依附于原有的合同软件，二者必须协同配合保持一致。

最后，即使如宁波某公司所述，其是独立开发被诉侵权软件，鉴于被诉侵权软件与浙江某公司的业务直接关联，属于同行业软件，宁波某公司的开发亦有违涉案合同的约定和其自身负有的保密义务，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

【案例文号】：（2019）最高法知民终694号

12、参考案例：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中酌定违约损失的考量因素——福建省某公司诉珠海市某公司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

在确定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的违约经济损失时，可以考虑下列因素：

第一，守约方的实际损失。即使守约方没有举证证明缔约费用、履行费用等实际损失数额，但是其实际损失客观存在的，也应当将其作为酌定数额考虑的因素。

第二，在履行合同时的诚实信用义务状况。违约方不应从自己的过错违约行为中获益。

第三，行业交易习惯。可以参考同类技术、可比期限的合同许可费数额。

第四，违约行为的具体情节。

福建省某公司因珠海市某公司违约行为产生了经济损失。确定福建省某公司经济损失的数额应当考量实际损失和可预见的履行利益损失。本案中，福建省某公司没有举证来证明缔约费用、履行费用等实际损失，双方也没有就损失的赔偿达成补充协议。在确定福建省某公司的经济损失时，可以考虑下列因素：

第一，守约方的实际损失。尽管福建省某公司没有举证证明缔约费用、履行费用等实际损失数额,但是其实际损失客观存在，应当作为酌定数额考虑的因素之一。

第二，在履行合同时对于诚实信用义务的履行状况。珠海市某公司履行合同具有过错，并从自己的过错行为中获益。

第三，行业交易习惯。涉案合同系商事双务合同，可以参考同类技术、期限的合同许可费数额予以综合衡量。

第四，违约行为的具体情节。

第五，对违约行为导致守约方损失进行赔偿以恢复合同当事人的利益均衡。基于合同整体条款、违约民事责任的救济目的，结合违约行为涉及具体涉案软件超出约定的测试和发布范围、软件的性质及其对应的受众、发布的时间间隔、软件提供方式以及网帖发布、互动的实际情况，估量珠海市某公司使用涉案技术的范围及其因过错行为获益的涉案技术因素，并综合考虑守约方具有实际损失的事实、过错衡量、行业交易习惯等因素，酌定珠海市某公司违约行为给福建省某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为150万元。

【案例文号】：（2020）最高法知民终1319号

13、参考案例：软件开发者开发的软件应达到应用商店上架要求——吴某诉徐州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

软件开发者开发要在常用的应用商店上架的商业应用软件，其明知相关应用商店规则要求，对其开发的相关软件负有达到在该应用商店上架要求的义务。软件开发者开发的软件存在佣金比例出错、淘宝授权不成功、软件的短信登录页面无法登录等核心功能上的缺陷，致使用户无法实现登录使用、返利等功能，已造成影响客户发展和保留的后果，最终导致其开发的软件无法在常用的应用商店上架或被下架，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吴某就涉案合同已向徐州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提供需求文档，明确涉案合同开发以包含返利佣金、支付宝自动打款、商品推送等为核心功能需求。徐州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交付的涉案软件存在佣金比例出错、淘宝授权不成功、软件的短信登录页面无法登录等核心功能上的缺陷，致使用户无法实现登录使用、返利等功能，已造成影响客户发展和保留的后果，最终导致洗客软件无法运营，涉案安卓版本软件无法在常用的应用商店上架。涉案苹果版本“海鸥聚品App”虽在苹果商城上架，却已于2019年7月30日被苹果商城下架。苹果公司邮件显示下架的理由为违反了ADP协议第3.2(F)节，具体为开发者账户有不诚实或欺诈行为。作为较吴某更具软件开发能力的徐州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明知苹果公司相关规则要求，对其开发的涉案苹果版本软件负有达到苹果公司上架要求的义务。一审及二审法院根据上述实际履行情况，认定徐州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迟延履行主要义务并无不当。此外，吴某因涉案软件的开发问题曾多次前往徐州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且于2019年8月26日在徐州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向当地公安机关报警可见其在徐州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迟延履行后曾催告该公司履行合同义务。至今涉案软件仍存在功能缺陷，徐州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关于其已经履行合同义务的主张不能成立。

【案例文号】：（2021）最高法民申4824号

14、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2019年度案例：开源协议适用范围及对软件著作权侵权判定的影响

【裁判要旨】：

最高人民法院指出，网站前端代码与后端代码在展示方式、所用技术、功能分工等方面均存在明显不同，属于既相互独立又互相联合的独立程序，即便前端代码使用了GPL协议项下的开源代码，后端代码也不受GPL协议约束，未经许可复制后端代码仍构成侵害软件著作权。

【案例文号】：（2019）最高法知民终663号

15、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2020年度案例：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侵权判断

【裁判要旨】：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侵权判断，仍然应当遵循“接触加实质性相似”的标准，源代码比对并非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判断的必备条件和必须环节。

【案例文号】：（2020）最高法知民终209号

16、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2021年度案例：计算机软件附条件免费商业使用中的侵权认定责任承担

【裁判要旨】：

软件著作权人向不特定用户提供软件，允许其免费下载并商业使用，但在用户协议中明确要求必须保留有关版权标识和链接信息，用户免费下载并在商业使用时去除该版权标识或者链接信息的，应当认定其构成侵害软件著作权人的署名权，可以判令其依法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责任，还可以根据侵权人过错及侵权情节视情判令其赔礼道歉。

【案例文号】：（2021）最高法知民终1547号

17、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2023年度案例：涉“开源软件”著作权侵权案件中管理者的原告资格

【裁判要旨】：

开源软件的项目管理者对软件源代码的形成一般具有决定性作用。贡献者主动参与该开源项目应视为其默示同意项目管理者提起侵权之诉。项目管理者一般无需经过其他贡献者授权，即可以自身名义起诉维权。

【案例文号】：（2021）最高法知民终2063号

18、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2023年度案例：“部分复制”行为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认定

【裁判要旨】：

计算机软件中任何能够实现相对独立功能的独创性表达均受著作权保护；复制的数量或者比例并不当然影响侵权行为性质的认定。

【案例文号】：（2022）最高法知民终160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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