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露思”是一种处境。

☆ 【一个人的境遇】12月27日 晚，有网友爆料赵露思被搀扶上轮椅送医，面容憔悴；同时，赵露思的个人微博主页显示“由于博主设置，目前内容暂不可见。博主将在2025年1月3日12时33分恢复”。12月28日，赵露思的朋友发文表示：“她目前正在医院积极接受治疗，此前确实进过抢救室，并伴有失语的症状。”对此，大部分的讨论都聚焦于“赵露思可能患有抑郁症”，多家娱乐性媒体也乐于细数这一年来赵露思容貌上的变化、事业的波折、在节目中的“情绪失控”，反复咀嚼着赵露思说的“都说我没有以前好看，但以前也没有人说我好看啊”等言论，直言赵露思太敏感和脆弱，处处讨好，处处自证，处处小心翼翼，却适得其反。

☆ 【一群人的缩影】这是作为女明星的赵露思的个人境遇，可一旦剥离娱乐圈和女明星等个体标签，这些焦虑和讨好，表面的松弛和背后的崩溃也是时代的缩影。标题化用自一句经典的女性主义宣言“女性不是一种性别，而是一种处境。”当我们谈论“女性”时，我们谈论的是性别弱势、是父权社会、是隐性的歧视、是长久的凝视。当我们谈论“一个生了病的女明星”时，我们谈论的是“服美役”、是“娱乐工业之下个体的商品化”、是“金钱作为唯一衡量标准后的社会同理心的缺失”。一位女性的困顿源于父权体系带来的持续不断的规训；一位公众人物的“病态”，也和充满凝视的社会，和无数焦虑的年轻人重合。

☆ 【契机】或许刚好是赵露思、刚好是一位女明星、刚好是一位公众人物，让无数个普通人要面对的焦虑、苛责、崩溃、讨好、小心翼翼、自我矛盾被放大数倍，也让一切被遮蔽的戾气和凝视曝露在大众视野。

We need to understanding.

隐性的伤害✶

病态的个体✶

@TuTouSuo ™️

☆ 回应期待，是一种处境

今年9月，我写了一篇名为《》的文章，这是一件发生在我身边的真实故事。秋天的悲剧很快被冬日的寒冷抹杀殆尽，小区里已不再有人提及那个女孩，也鲜少有人在意一个生命的离去。这篇文章发出之后，我的一位在高中任教的朋友与我聊及此事，先是说了这个女孩的事情各个学校都在讨论，而后和我分享了一篇文章，里面谈及当下年轻人心理状态时，用了这样一番表述：“学生们对跳楼这件事似乎没什么讳莫如深的，甚至他们课间还会讨论，觉得高一跳的性价比更高，不用接受接下来两年的煎熬。”

如果说这种说法稍显危言耸听，那 《 2023 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显示，我国青少年抑郁检 出率为24.6%，其中，高中生为40%，初中生30%，小学生10%。而大部分青少年抑郁的原因，都和“压力太大”“无法达到大家的期待”“无法承受来自父母和老师的苛责与失望”有关。

去年1月，豆瓣上出现了一个名为“好学生心态受害者”的小组，并在短短数月内就聚集了几万名成员。小组成员并非是真正的学生，而是各种处于不同公司、拥有不同职位的“打工人”，他们在小组中控诉好学生心态让他们在职场中擅长反思、总是内耗、小心翼翼，具体表现面对不合理的绩效压力不敢有任何怨言、完不成目标时只怪自己不够努力、出现失误时过度反省以致常常被同事甩锅、不敢请假不敢休息不敢在工作时间不回消息等等。

之所以使用“好学生心态”这一表达，是因为这类员工在读书时往往是班上那个“最听话”的好学生，永远是“别人家的孩子”，总是“受到夸奖”。一个习惯于保持优秀的人，总是会在无数个别人看不见的地方，用自我压榨的方式多做一些、再多做一些，来保持得来不易的“优秀”，同时不敢违背上夸奖给予者分毫，因为“违背”意味着“指责”和“失望”。

上个月，赵露思在一场直播宣传活动中被安排读粉丝来信，读信读到一半她眼眶泛红，很快便泪如雨下，在像所有女明星一样扇风、仰头控制眼泪之后，她小声地说了句：“过会又要挨骂了。”同样，在某次节目宣传中有粉丝夸她努力认真，她回应粉丝：“别这么说，我都能想象到一会的评论区，肯定会说这都是演员该做的，没什么好夸的。”除此之外，赵露思今年容貌的改变、妆容的调整、对身材堪称严苛的控制、在公众镜头中表达出的“夸张”的亲和力等等，都和过去大众对她的“普女”“土”“胖”等评价一一对应。

“期待”是一种隐性的暴力。

它在我们学生时代，具象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考试分数，又在职场中变成了绩效和工作成果；在普通人那里，它需要个体不断证明自己“有用”和“优秀”，在公众人物那里，它则需要公众人物一次又一次贴合大众的想象。

家长的期待、老师的期待、领导的期待、同事的期待、伴侣的期待、粉丝的期待、大众的期待——欧文·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引用了萨特举过的例子：“当我们在咖啡厅接受服务时，我们希望那个服务员像「服务员」，这会给人带来足够的掌控感，但「服务员」本身则被限制在了「咖啡厅」和「服务员」这两种身份之间，这就是「他人即地狱」。”

换言之，期待是来自上位者的凝视，而表演是下位者的回应。但正是因为社会本身处于永恒的流动中，不同的身份可以同时相互转化——作为“上位者”的父母在公司里可能是作为“下位者”的职员，作为“下位者”的普通大众在舆论场中又是可以评价他人的“上位者”——于是，社会便构建出了“无处不他者”“无处不凝视”“无处不表演”“无处不建构”的循环。

这甚至会导致在某处未被满足的期待，变本加厉的投射到另一处，于是期待也就随之转化为了苛责和焦虑。我们常说的“东亚父母”“鸡娃”等社会话语里，尽是期待的暴力。

☆ 自证与内耗，是一种处境

大多数人面对期待的方式很简单，即我们的思维定势里认为期待是好的，是“为我好”，所以不假思索全盘接受外部的期待，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竭尽所能表演出一个符合他人期待的“新自我”。

“我会考出更好的成绩。”

“我会找到有面儿的工作。”

“我是一个好孩子。”

“我是一个好学生。”

“我是一个好员工。”

“我是一个听劝的好爱豆。”

这就涉及个体的内在割裂，即社会期待和自我期待是否具有同一性。卡伦·霍妮在谈及现代人的精神焦虑时，提及了个体同时存在的两种人格，即“理想假我”和“真实自我”：理想假我即满足社会期待的个体表演，而真实自我则是个人不受外部环境左右的真实诉求。大部分个体在逐步融入社会时被诸多外部期待和条条框框规训得很好，真实自我和理想假我趋于统一，别人的期待即自我的想法；但依然会存在部分个体，无法将社会期待与自我想象融合，便会出现社会要求和自我愿望之间的割裂。

前者构建出的是去人格 化的社会机器，是对凝视的习以为常。在《规训与惩罚》中， 福柯借“全景监狱”的隐喻勾勒了规则与他者对“个体”的控制，福柯认为，正是因为全景监狱中被凝视的“囚犯”永远不知道自己何时在被观察。这种不确定性使得他们不得不时刻自我约束。这种自我约束也带来了“自我的客体化”，即个体因凝视的存在，主动剥离自身的个性与人格化特征，并让自己始终处于“满足观察者期待”的客体地位。

后者则易让个体陷入无穷无尽的自证陷阱和自我内耗中，既需要对外反复以“自证”的方式显示自己“表演”得足够好，又需要对内反复确认自我行动的正确性，试图将外部的规训，合理化成自己的要求。

这就像大部分人虽心有旷野，却不得不困于轨道，既要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考研、考公、绩效考核证明自己的能力，又会在无数个崩溃的瞬间劝慰自己：生而普通，没有更好的选择，无法选择，只能面对，没有旷野，便先走上轨道。

这也像赵露思等公众人物，明知作为公众人物不应该过度关注外界的声音，应当以业务能力为先，却又总是摒弃各种差评，唯有回应以“拥有更好的容貌”“更精致的妆容”“更拼命地工作”来自证，并在自我怀疑的时刻反复告诫自己：生而为明星，必须接受所有的声音，没有选择，只有面对。

☆ 社会正在丧失同理心，也是一种处境

写到这里，我大约也能像赵露思一样想象到评论区：“208w有什么好同情的？”“心疼明星不如先心疼心疼自己吧！”“你肯定是她的粉丝来洗白的。”然后我只能自证，我不是她的粉丝，我只是探讨这件事本身，我只是在分析一种常态化的社会处境，别人不信，我就开始自我内耗并劝说自己：“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

“处境”一词在这里，形成了完美的闭环。

韩炳哲在《在群中》里写：“空间距离的削弱带来的是精神距离的消融。数字的媒介性不利于尊重。”而今天，我们大可以将《在群中》改写为《在网络中》，并由此言明，数字媒介不仅不利于尊重，数字媒介还会因为精神距离的消散，而孵化出肆无忌惮的恨意，这种裹挟着“个体宣泄”的恨意，让网络空间中的同理心趋于消失。

这是赵露思们，以及我们面对的最后一种“处境”。

人和人之间的共情和同理中本不应该掺杂着“金钱”或“身份”这类外在衡量标准，人去心疼另一个人、去理解甚至想要拯救另一个人是我们生而为人的珍贵品格，是人类善良的底色。 但正是因为这重 底色之上， 多了更多的外在 评价标准，且这些关于“金钱”“身份”的外在标准实在是太直白、太显性，才让社会愈发的趋于冷漠和利己主义：

在 心疼一个病人前要先考虑她是不是赚了很多钱，在 共情一个努力的人之前要先想一想她的努力是不是比我的努力回报更多——如此种种，恰是映射了这篇文章中反复言说的“外在规训”与“他人凝视”。

我们都被这个层级固化、利益至上的社会同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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