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使臣觐见清朝皇帝的礼仪，看大清由盛变衰的过程

根据清史稿记载，西方开始入贡是在康熙初年，由朝廷负责接待，但礼节与各藩国稍有不同。比利时布鲁塞尔传教士南怀仁，1658年来华，由于他精通天文，历法、擅长铸炮，所以康熙帝赐他主管钦天监，官至正二品工部侍郎，而且他还是康熙皇帝的科学启蒙老师。在内廷召见时，允许他侍立回话，不用行拜跪礼。

雍正年间，罗马教皇派遣使者来京，清世宗加恩允许其使用西洋礼，并且与教皇使者握手。但最终结果确实不欢而散，因罗马教皇克雷芒十二世（Pope Clement XII，1730年-1740年在位）认为结合中华礼制的“嘉乐八条”与天主教义不合，宣布予以废除。引得雍正帝大为不满，并亲下谕旨说：“中国有中国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彼西洋之教，不必行于中国，亦如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之后雍正帝下令禁止西方在华传教。乾隆时期，虽然传教士虽在宫中受到很高礼遇，但仍不能在华展开传教。嘉庆、道光两朝继续执行禁教政策，天主教在中国只能采取地下发展的形式。

乾隆朝后期（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使马格里（马格尔尼）带领商队，科学家，医生等八百余人入觐（清廷方面翻译成是英王补祝乾隆八十大寿）。实际上英国本意是借乾隆八十大寿派使团来华进行外交，贸易谈判，而乾隆皇帝却认为是英国不远万里前来“祝寿朝贡”，他高兴的令沿海各督抚“委员照料护送进京”，一开始双方的认识就不在一个基点上，所以这种误解导致了双方在觐见礼节上的争论。

朝廷礼部官员与马格尔尼（马嘎尔尼）使团商议觐见皇帝的礼仪，即需要向大清皇帝陛下行三拜九叩大礼，但马格尔尼以觐见英王用单膝跪地礼为由，拒绝行叩拜之礼，经过多次激烈的争论（甚至断粮，跪下亲皇帝手，挂出英王画像同等行礼等等），最后朝廷同意英使团使用单膝跪地的西礼参拜皇帝（亲吻乾隆皇帝手被严格禁止）。

到了咸丰，同治年间，由于国势衰败，屡败于西洋。外国使臣便经常请求入觐皇帝，但当时以西方礼制怪异无礼，被清廷拒之。同治时，英、法两国使臣四次请求觐见，均没有给其回应。英法对清廷曰：希望快速的和清廷修好，阻止两国觐见皇帝，是清朝没有给与应有的“待客之礼”也，英法使言“若入人家室，不得一见主人以温言相待，来者岂能释然于心乎？”（强盗逻辑）。

同治十二年，穆宗亲政，泰西（中欧地区各国）众使臣请求瞻觐皇帝，并呈送国书。希望用西方礼节拜见皇帝，行三折腰礼（三鞠躬），朝廷商议之后觉得所行礼仪不妥。在表示极为遗憾的同时，另一方面又表示：“大清国大皇帝愿见本国全权大臣与否，自然可以自主，本大臣等钦奉我大皇帝谕旨，断无以此勉强贵国之意”。

直隶总督李鸿章上书建议朝廷：“先朝召见西方使节时，那时各国未立和约（没有外交关系），各国使者没有常驻京师。先朝国势虽强，也比不上今日大清（拍拍马屁）需要按照我大清会典中“升殿受表常仪”的礼仪。然而嘉庆年间，英使来朝，已不行三跪九叩礼，其后就成为了约定，国家间的礼节对等，不便再以属礼为牵绊。拒而不见，似于情理间不合适。纠结跪拜之礼，又似所见不广。看在他们礼敬有加的份儿上，当宽恕其礼不足。最好商议订立条规，使之遵守。各国使者前来，能见一次的不用再次复见，能一时同见的，不用再单独求见，应当可以杜绝他们的觊觎贪婪之心。并且礼仪也应该根据情况变通，我大清朝对待属国有礼法的定制，但是待其他国家却没有定制礼。近今频繁的签订商约，实数千年变局，国家也没有制定相应的礼制，列祖列宗也没有预先定立这样的礼经，所以斟酌现在的时势，权宜以树准则。”

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奕訢，也多次与外国使节觐见清帝行拜跪之礼进行了申辨，１８６８年，中英修约，清总理衙门与外国修约第一条就是"请觐"问题。其中在《条说》称：“咸丰十年，与各国换约，英、法皆请呈递国书。照会数次，竟以仪节未定，事不果行。今以皇上冲龄，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因之停罢，彼即以阻其入觐，为不以客礼相待，时来饶舌，言多愤激。虽曾以如欲请觐，必须行跪拜礼为说，彼即坚称并非属国，不能改从中华仪节，而终不肯谓觐可不行”。但各国使节都坚持拒绝行跪拜礼，难以改变他们的想法，所以奕訢上奏，请求下明谕允行。为了给自己留出回旋的余地，也只能“惟以应候圣裁，应先议礼为说”。

经过多次协商，最终清廷同意外国使节觐见皇帝“不行跪拜”大礼，而是在西方三鞠躬礼之上改为五鞠躬礼。其次外国使节觐见时只可礼貌性的致辞而不能涉及具体事务，如“遽然奏陈，国主亦可以礼谢却”，最后外国使节应遵守“同见之例，迟早恭侯，谕旨遵行，不能一人随时请觐，用昭郑重。”

1873年夏（六月壬子）日本国使臣（副岛种臣），俄国使臣（倭良嘎哩），美国使臣（镂斐迪）、英国使臣（威妥玛）、法国使臣“热福理”、荷兰使臣（费果荪）暨翻译等九人在紫光阁觐见同治皇帝并呈国书，依照商定的五鞠躬礼仪觐见，在接见外国使臣时，同治帝很轻松随意，还赐使臣酒。各国使臣向同治谨致贺辞，同治皇帝也“温语慰问”（起居注载）。

“使臣初至，始觐见，馀则否。”之后亲奉国书者按照这样的礼仪。觐见前要先期绘图进行演示练习，在何处觐见，定在什么日期觐见，需要候旨而行。

光绪十六年，清驻英使臣薛福成奏陈：“各使觐见，须定明例。凡使臣初至一国，其君主都要接见慰劳，使臣觐见完毕，鞠躬退，对话不涉及公事，此通例也。顷闻驻京公使，以未蒙昼接，不无私议。昔年英使威妥玛藉词不令入觐，致烟台条款多要挟，靳虚文而受实损，非计之得。今宜循同治十二年成案，援据以行。若论礼节，可于召见先敕下所司，中礼西礼，假以便宜。如是，彼虽行西礼，仍于体制无损。”等等，在这之后遂为觐礼节的定例。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庚子之变后，八国联军“击败”拳匪，清廷颜面扫地，威望无存。在京的各国使臣要求更改觐见礼节，各使臣一同觐见时地点必在太和殿（外朝最高等级的殿宇），一国使臣单行觐见的地点必在乾清宫（内廷最高等级殿宇）。

还要求各国使臣进宫呈递国书，乘與往返，直到宫殿门前降舆，礼成送归。赍奏国书，必自大殿中门而入，清廷皇帝还必须亲自接受国书。而后在乾清宫大摆宴席，清廷皇帝必须入座陪同。随后又把各国一同觐见的地点由太和殿改成了乾清宫，还要用黄色的轿子接送。

庆亲王奕劻等表示不能每事曲从。遂与各使磋商，历时数月，只把使臣乘坐黄轿，觐见地点太和殿，和乘轿在宫殿阶前降舆的这三项给改了，才稍稍平复了朝中的争议。

所谓弱国无外交，清朝中前期，大清国势强势，开疆拓土，无有敢逆朝廷礼法制度者。到了中后期，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使节觐见清朝皇帝的礼节变成了“协商”处理，到了清朝晚期，随着庚子之变，八国联军进京，清廷割地赔款，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觐见皇帝的礼节和地点已经完全由“外国使臣”来定了，可谓“丧权辱国”到了极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