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 现代经济学的傲慢与偏见：女性视角下的的批判与反思

编者按：

与主流经济学不同的是，迪尔德丽阿姨提倡的经济学是“非主流经济学”。你可能在经济学教科书里见惯了各类理论和模型，觉得自己手里的计量工具顶呱呱，习惯了坐在电脑前对着一堆数据薅光头发，最后拼拼凑凑得出一个还算不错的实证结论，然后游走于各类经济学研讨会，觉得自己的研究好像还像那么回事儿。而这就是迪尔德丽阿姨嗤之以鼻，甚至花了整本书的篇幅来抨击的经济学研究范式，是的，她的描述比我这里的过激多了。

让现代经济学家骄傲的工具，在迪尔德丽阿姨眼里不过是男孩儿手里的沙盒游戏，甚至被她称为经济学家的“三大恶习”。她的攻击，时而让人高呼太妙了，时而让人捧腹大笑，但最后会让人陷入沉思：经济学家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他们忘了自己为何出发……（注意，他们主要就是指男性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的恶习

作者：[美]迪尔德丽·N. 麦克洛斯基

出版时间：2025年1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民说

1

无关紧要的统计显著性

背景知识：

统计显著性是一种用来判断某个影响在统计学意义上是否显著（重要）的工具。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如果我们想要知道因素X（例如最低工资大小）的变化是否真的显著影响了因素Y（失业率大小）的变化，我们会列出A与B之间的回归分析式：Y=A+BY+e（通常是线性的，同时包含其他变量），然后查找相关数据，输入回归分析软件（例如Stata、R语言），并用软件给出的t值、p值等数据，来判断因素X是否在统计意义上显著影响了因素Y。

20世纪40年代的自负导致的第一个悲剧是“统计显著性”。这一概念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被深谙数理统计学的人引入经济学，其中一位领军人物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经济学家劳伦斯·R. 克莱因。

一个虽然滑稽但很贴切的例子是温度。假如有人告诉你，她那非常精准的仪器显示今天外面的温度是32摄氏度。那么，外面是热还是冷？习惯于华氏温标的人可能会经过一番计算后得出结论——“哦，90华氏度。是的，很热。”他以为计算已经解决了一切。但32摄氏度或90华氏度是热的，这是人的判断。住在金星表面的生物可能会觉得那是冷的。一则《纽约客》的漫画展示了两个水龙头，一个标着“冷（一个相对的概念）”，另一个标着“热（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过度专注于数据和计算，而忽视了做出人类判断的这一基本任务，那我们就会忘记我们到底在做什么。这就是现代经济学出问题的地方。这是第一个，也是典型的统计显著性的悲剧，是克莱因的恶习的悲剧。

这里有一个更要紧的例子，它来自医学研究。问题是：女性应该在多大年龄开始每年进行一次探测乳腺癌的乳腺X射线摄影检查？目前，有一场关于“四十岁”和“五十岁”的激烈争论。支持“五十岁”的研究人员希望靠统计显著性来解决这个问题。在一个由美国护士组成的大样本中，他们没有发现（按照常规的显著性水平）四十岁开始进行年度乳腺癌检查与五十岁开始进行检查的女性在减少癌症死亡率方面有统计显著的差异。而支持“四十岁”的一方回应说，“等等，我们想知道的是救命的重要性，而不是在我们碰巧有的样本大小下，救命比例的差异是否符合某个所谓（即统计上）‘显著性’的常规水平。”一个不理解“这些统计工具的使用必须由研究者决定”（如奈曼和皮尔逊所言）或者多大才算大“将完全取决于他的调查的特殊目的”（如瓦尔德所言）的医学研究人员，是在害死病人。我知道这听起来太令人震惊了，但不幸的是，这是事实。

克莱因和现代科学界都在寻找一种机械化、无争议的方法来判断某个影响是大还是小。脱离人的主观判断，拜托——我们是科学家。一些科学家讨厌争议。他们成为科学家就是为了寻求确定性，以及“像机器一样完成工作”。克莱因便是其中之一。

2

黑板经济学的徒劳无功

背景知识：

黑板经济学，顾名思义，就是指用黑板上的理论（高度抽象的简化模型）来推演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例如，微观经济学假设人都是理性、自利、企图最大化个人效用（Utility）的个体（迪尔德丽阿姨戏称他们为“ MAX U 机器人”）。微观经济学的绝大多数理论均建立在该假设上，例如典型的消费者理论认为，这群“ MAX U 机器人”会选择自己的预算线上能实现效用最大化的那个消费组合。然而，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往往是非理性的，人性也不止利己这一个面向。

经济学的第二个恶习，即萨缪尔森式恶习，声称黑板上的证明是经济科学家的主要工作。我认为外人很容易明白也很容易看出它有什么问题。这很好，因为它甚至比克莱因式恶习更重要。萨缪尔森式恶习深深植根于经济学之中。我说过，统计显著性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成为悲剧。相比之下，由于相信真理来自粉笔，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是“数学家”，尽管他们不像萨缪尔森教他们的那样使用那么多的数学。

萨缪尔森式恶习总是停留在理论的世界里，在学术生涯中想象着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海水滚烫，猪长着翅膀。换句话说，所谓的恶习只是普通人对学者、诗人和艺术家的抱怨：他们无休止地理论化，毫无意义。在与学术界听众交谈时，普通人的抱怨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倾听。作为学者，我们也厌倦这种空泛的批评。然而，有时普通人是正确的，他们对现代经济学的看法当然也是正确的。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希望采取萨缪尔森这样舒适的研究范式。这就是萨缪尔森的卓越成就成为恶习的原因，它在经济科学职业中已如此盛行。如果只有少数几个人搞纯理论研究，而且这些人没什么名望，倒也无伤大雅；然而，如果大多数人都这么做，这就是恶习。我的老师亚瑟·史密斯（Arthur Smithies）开过一个玩笑。他说，起初他想成为一名应用经济学家，但发现这太难了，因为必须与商人和统计数据打交道。然后他尝试研究经济史，但无法忍受经常去图书馆。于是他决定做一个理论家，只需要纸笔，根本不需要踏入现实世界。

国际贸易理论这个旧领域长久以来就是这样，至少从李嘉图第一次实践李嘉图恶习后就是这样。一直到现在，国际贸易中典型的“科学”工作，就是从黑板上的图表中得出关于政策的结论。直到20世纪80年代，“产业组织”这个经济学子领域，还一直在名副其实地研究产业组织。然而，目前产业组织开始研究起了“博弈论”的某些数学性质。博弈论或称“游戏论”，名字起得真好，毫不避讳自己是沙盒游戏。学术经济学的一个又一个领域都走上了这条路。经济学中大约一半的科学工作都发生在黑板上。

3

社会工程学行不通

背景知识：

社会工程学是指，企图用从经济学模型和理论中得出的预测和政策建议，来设计和运行我们的社会，从而达到期望的结果。即期望社会像机器一样，拧动或改变某一部件，它就会按照既定的齿轮传动方式准确地运作。

第三个恶习也是最大的恶习，那就是社会工程学，我称之为廷贝亨式恶习，以经济学家扬·廷贝亨的名字命名。扬·廷贝亨（1903—1994）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他的弟弟尼古拉斯·廷贝亨获得过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三种恶习都可以追溯到西方思想史上。太阳底下无新事，克莱因、萨缪尔森和廷贝亨在经济学中提出的三大思想也不例外。克莱因的想法来自亚里士多德和培根：如果你折磨大自然，它也会开口讲话。（很不幸，这是屈打成招。）萨缪尔森的观点是毕达哥拉斯式和笛卡尔式的，认为坐在温暖的房间里认真思考，就可以解决世界上许多问题，如果不是所有问题的话。廷贝亨的想法是柏拉图式的和孔德式的，认为你可以像设计桥梁一样设计社会。不幸的是，它不可行，即使可行也不该这么做。

来自工程内部的答案简单而充分：根据工程本身的标准，它不可行。预测和控制要想正确，当然必须在我们的生活和社会中进行计划。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在试图将美国经济从大萧条中解救出来时所说的那样，我们无法知道这个或那个会起作用，但我们必须尝试。审慎的实验是好的。超越务实精神进行预测和控制的错误在于，人类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预测的，这对经济模型至关重要。有利可图的预测是不可能的。

经济学家中最著名的反例据说是已故的奥托·埃克斯坦（Otto Eckstein），他是一位非常审慎的优秀经济学家（很久以前，他教我们经济学原理，我应该就是从他那里学到了那个“美国问题”）。他将克莱因和廷贝亨的大规模经济统计模型的想法扩展到商业用途，将数据资源公司（Data Resources, Inc.,）打造成了一家成功的公司—其1984年的收入为8400万美元。然而该公司并没有使用自己对价格和利率的预测来进行投资。它把预测信息卖给了其他人，主要是卖给那些想要知识神话的公司，这些公司想要用这样的资料缓解它们面对世界不确定性时的焦虑，以及用来应付不开心的股东—“我们获得了最好的建议”。类似的，法国有很大一部分公司接受占星家的建议。如果占星家或数据资源公司相信他们自己的预测是正确的，他们可能会变得比现在更富有。即使奥托·埃克斯坦或保罗·萨缪尔森或其他小道消息提供者变得更富有，但这并不能回答那个“美国问题”。埃克斯坦和萨缪尔森，以及华尔街的路易斯·鲁凯瑟（Louis Rukeyser）和百老汇的热马赫比，通过出售建议（以模型和统计方程式以及其他迷人的谈话形式）而赚钱，而不是通过使用它而赚钱。老加图（Cato the Elder）报告说，在罗马，一些人用类似计量经济学的专业知识来检查肝脏，这些人一见面就忍不住大笑。

经济学家的恶习

作者：[美]迪尔德丽·N. 麦克洛斯基

出版时间：2025年1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民说

作者简介：

[美]迪尔德丽·N. 麦克洛斯基（Deirdre N. McCloskey），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经济学、历史学、英语、传播学荣誉教授，曾在芝加哥学派最辉煌的年代执教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除经济学领域，迪尔德丽也涉足女性主义、伦理学、哲学等，她称自己为一名“文学的、量化的、后现代的女性”。著有《经济学的叙事》《芝加哥大学写作课》《跨性别者回忆录》等。

译者简介：

曹乾，东南大学经济学副教授，略通经济学、数据科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等。代表译著若干，在学生中广泛流传。

吴小康，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在《世界经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Economic Modelling 等中英文学术期刊发表多篇论文。

内容简介：

迪尔德丽·N.麦克洛斯基认为，现代主义的恶习源自骄傲和对不确定性的抵御，蔓延到经济学领域，则成了三大恶习：统计显著性、黑板经济学、社会工程学。统计显著性寻求用一种无争议的方式判断某种影响的大小，忽视了人类判断的重要性；黑板经济学尊崇数学公理的优雅和一致性，陷入了形式主义的泥沼中；而社会工程学企图让一切变得简单可预测，但人类本质上是复杂和不可预测的。

在麦克洛斯基看来，过度依赖这些恶习的主要是男性经济学家，因为女性经济学家更关心现实意义。在本书中，她幽默地以“姑妈”自居，戏谑地称男性经济学家为“可爱的侄儿”，苦口婆心地劝他们离开机械化的沙盒游戏。她提倡用一种人文、谦卑、自由，甚或是女性气质的美德，来取代现代经济学中贵族和男性气质的恶习。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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