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老兵：我们在叙利亚打的反恐战争，到底在反什么？

原文发布在美国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网站，原标题：“美国退伍老兵：难道我们打击‘基地’组织的努力白费了吗？”译文仅供读者参考，不代表观察者网观点。

【文/布兰登·巴克，翻译/观察者网 郭涵】

经历了一轮旷日持久的内战后，叙利亚阿萨德威权政权的迅速垮台引发了一系列回应。其中一种有分寸的表态这样说：“希望以符合叙利亚人民意愿的方式开展权力过渡进程，为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府铺平道路。”

另一种更加激动的观点认为：“残暴独裁者的倒台十分罕见，我们应该借此机会加以庆祝，并向促成这一切的人表示敬意。”

这场战争创造了如此离奇又截然不同的各种出发点，体现在第一份声明由阿富汗塔利班发表，而第二份声明则出自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比尔·克里斯托（Bill Kristol）。克里斯托并没有提及，那些“促成这一切的人”当中也包括美国在“全球反恐战争”中的敌人，特别是后阿萨德时代叙利亚的新执政当局“沙姆解放组织”（HTS），一个美国政府认定的恐怖组织，也是“基地”组织的分支。

讽刺的是，大多数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人士多年来一直警告，在试图推翻阿萨德政权的过程中，美国正在与“全球反恐战争”中的敌人同流合污。美国国内对于阿萨德政权倒台及后续事态的发展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回应，这又一次体现出美国精英与公众围绕外交政策的分歧，以及他们对美国在世界上所扮演角色的不同看法。

美国的外交政策建制派很大程度上淡化了叙利亚内战在道德层面的复杂性，在一种无视历史的真空中叙述最新事态的发展。美国外交的批评者，特别是退役老兵，却对叙利亚局势的发展抱以怀疑甚至是警惕的态度。

其中，当选副总统（以及伊拉克战争老兵）、参议员万斯（J.D. Vance）指出：“许多‘叛军’成员来自极端组织‘ISIS’的分支，人们当然希望他们已经有所收敛。但只有时间能给出证明。”

目前在叙利亚掌握政权的“沙姆解放组织”是“基地”恐怖组织的分支 网络

这种叙事理解层面的鸿沟可能进一步削弱公众对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执行机构的信心。

美国政府官方回应及克里斯托等评论家的核心观点始终是渲染阿萨德政权垮台带来的变革性结果，并淡化导致这一结果的“同床异梦”的伙伴与自相矛盾的地缘政治。克里斯托以他一贯的新保守主义者风格，完全无视历史地将事态描绘成“道德宇宙的弧线向正义弯折”的典范，篡改了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名言。

同样，虽然克里斯托没有提及反阿萨德联盟中的吉哈德主义分子，但他依然将这些人的努力国际化，称赞了“乌克兰人和以色列人”。在克里斯托看来，这些外国伙伴“在过去几年里协助折弯了（道德）弧线”。

克里斯托并不认为叙利亚的新政治现实充满了危险，需要与之保持距离，而是声称“美国在叙利亚有重要的国家利益”，其中包括“建立一个和平、不与恐怖分子勾结的叙利亚政府将增进美国的区域利益”，并且“进一步削弱伊朗和真主党”。

他并没有向读者论证“区域利益”如何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相协调。相反，克里斯托形容当选总统特朗普关于不介入叙利亚局势的表态是“愚蠢的”。

在华盛顿，从“跛脚”总统拜登到参议员蒂姆·凯恩（Tim Kaine）等国会议员都表示，愿意与叙利亚的新吉哈德主义政府合作。参议员凯恩表示，他“不介意”美国与对方合作，但需要看到“该组织的实际表现”。

虽然华盛顿的官员看上去没有克里斯托等学者那么乐观，但他们已经表示，并不打算撤走目前驻扎在叙利亚东部的美军部队。据《政客》杂志报道，华盛顿正在“大张旗鼓地研究是否、如何以及何时能够将‘沙姆解放组织’从恐怖组织名单中移除”。

相反，美国在中东外交政策的批评者警告，正如他们在叙利亚内战期间一贯的做法，进一步卷入这场危机必然导致美国与“全球反恐战争”中的对手结成同盟，带来令美国陷入另一个泥潭的巨大风险。智库人士与华盛顿政客们也许急于翻过那一页，转向他们所偏好的叙事，但这类干涉政策的直接受害者却记忆犹新。

美国退伍军人关怀协会（Concerned Veterans for America）关于叙利亚局势发展的声明就证实了美国存在着有巨大差异的不同叙事框架。

美国在叙利亚仍驻有约900名士兵，图为叙利亚东北部哈塞克省停靠在一处油井旁的美军车辆

他们没有将阿萨德的倒台放在一个脱离了历史的背景下，而是将这场危机视作另一场潜在“全球反恐战争”的开始，强调“美国人民十分清楚政权更迭如何导致了无休止的战争”。该协会的表态呼应了美国人民早先达成的共识，即美国不应该干涉叙利亚的危机。他们认为，拜登总统关于阿萨德下台的言论表明，他有可能“重复过去的错误”。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分析员、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幕僚长弗雷德·弗莱茨（Fred Fleitz）同样从历史的视角看待叙利亚局势的发展，并提醒美国应该保持克制。他认为，“沙姆解放组织”的意识形态包袱以及该地区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意味着，“拜登政府开始介入这场危机是极度不负责的”。

在美国外交政策建制派的回音室之外，“沙姆解放组织”的“基地”组织血统和对外国吉哈德主义分子的依赖引发了许多关注。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伍老兵、华盛顿智库“国防优先基金会”公共政策顾问丹·考德威尔（Dan Caldwell）在社交媒体X上表示：“我发现不少美国智库人士为与‘基地’组织关联的萨拉菲主义分子欢呼喝彩，这十分诡异（但也很说明问题）。”

这样的转向说明，美国的外交政策建制派并没有从多次失败的政权更迭实验中汲取教训，或者是愤世嫉俗地从关注旧日的冲突转向服务一个新的地缘政治目标。在全球击败吉哈德主义的目标已经过时；挫败伊朗的区域野心才是当务之急。他们急于同旧日的敌人结盟，转向新的优先目标，这是美国外交政策建制派脱离公众的又一次证明。

当然，这并不是美国第一次为了实现外交政策目标选择与可憎的组织或前敌对势力合作。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苏联并肩作战，打击一个美国曾在20年前派出远征军试图击败的国家。

然而，这样的类比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美国并没有基于物质世界的地缘政治现实同叙利亚的吉哈德主义组织结成伙伴关系。尽管阿萨德政权多次滥用权力，其并未对美国或美国的安全利益构成威胁。阿萨德的装甲纵队也不可能进攻西欧国家，他们没有能够轰炸珍珠港的航母编队。就美国的叙利亚政策而言，并不存在任何显著的安全担忧需要美国参与这种“魔鬼的交易”。

如果要制定面向未来的外交政策，美国政府必须避免将过去的外交遗留问题掩埋在看不见的地方。尤其是关于近几十年来对中东地区的介入，美国人民还没有忘记“全球反恐战争”留下的遗产，他们依然反对进一步卷入中东局势。

美国的决策者应该谨慎行事，以免当他们试图向外国输出民主时，却无意中在美国国内重新点燃了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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