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天空群星闪耀，《俄国思想史》新书分享会举行

19世纪，作为群体的知识分子在俄国集中出现，他们关于俄国命运、关于自身使命等问题的思考，都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译林出版社推出的波兰历史学家安杰伊·瓦利茨基所著《俄国思想史》，展开一幅19世纪俄国思想史全景图。作者集中描写了一百多年里俄国思想的汹涌浪潮，以一己之力写尽俄国历史上的思想交锋与路径挣扎。

近日，本书译者、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刘文飞，作家、北京外国语大学巴尔干研究中心特聘兼职研究员柏琳，万圣书园创始人刘苏里一起就《俄国思想史》展开对谈，将俄国思想放在斯拉夫语境下，探讨其鲜明特征。

俄国大文学家往往也是大思想家

正如本书副标题“从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所点明的，这是一部断代俄国思想史，论述的时间始于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时期，即1760—1796年，止于20世纪初，跨越共130余年。瓦利茨基将俄国思想史看成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史，论及百余位俄国思想家，各种思想流派琳琅满目，读来却又井然有序，脉络清晰。

刘文飞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思想史都可以说是群星璀璨的，但只有俄国的思想家是以如此大的密度集中出现在19世纪这一百年的时间。他总结了俄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叶卡捷琳娜女皇希望借助法国的启蒙主义思想，让俄国上升到与欧洲平齐的程度，启蒙主义思想由此在俄国传播开来。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是拉季舍夫，种下了俄国启蒙思想的种子，也启发了后来的十二月党人起义。第二阶段是1840年到1870年这二三十年间，这是俄国思想的黄金时代，也是俄国文学崛起的时代。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别林斯基，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美学，正是从别林斯基开始的。第三阶段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有赖于教育的普及，俄国的平民知识分子涌现出来，他们出自平民家庭，既拥有像贵族知识分子那样的批判意识，又保有对贵族知识分子的批判，代表人物有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布罗利波夫等，进而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流行。

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的俄国，大文学家往往也都是大思想家，除了文学作品，他们也写过相当多的哲学或者思想类的作品。在《俄国思想史》中，俄国文学重要人物几乎悉数登场，其中，拉季舍夫、别林斯基、赫尔岑、奥加廖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等十多位作家和批评家更是得到了专章或专节论述。俄国文学家被纳入思想史范畴，就是因为俄国文学自身的思想史属性。

身处边缘拒绝被孤立，为不同文化架构桥梁

在19世纪的俄国思想史中，思想家论争的核心聚焦于“东西之争”和“改革之争”。

《俄国思想史》的作者安杰伊·瓦利茨基是一位波兰学者，其毕生的学术研究，就是致力于在俄国与波兰，乃至俄国与西方之间构建起一座思想的桥梁。刘文飞认为，瓦利茨基关于俄国思想史的叙述是心平气静的，不偏不倚的，这使得这本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部著作1979年译成英文后，30余年间一直被当作英美高校的俄国史教科书，得到了西方学界和俄国学界的共同认可，几乎每年都再版。

柏琳长期研究巴尔干地区和南斯拉夫的历史与文化，她认为《俄国思想史》“不仅仅是一部通史，读完以后会收获很多专业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平行比较的视野”，为将俄国与其他斯拉夫国家进行比较提供了启示。俄罗斯民族与巴尔干半岛的各民族有一个共同点，即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他们处于交界地带，始终要面对强大的“他者”，也面临自我身份认同的困惑：自己究竟属于亚洲还是欧洲，东方还是西方？经过几百年来与欧洲的冲撞，巴尔干与欧洲有了大量的交流，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巴尔干文化，即在边缘寻找主体性。虽然身处边缘，却并不自我孤立，而是成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和枢纽。

刘苏里认为，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没有“边界意识”的民族，从古至今，一代代君主从未停止过扩张。无论是俄罗斯，还是巴尔干，都处于欧洲的边缘，边缘渴望靠近中心的这种现象，为俄罗斯思想的发展也构成了动力。此外，寒冷、多森林的环境迫使人沉思，这是诞生思想家的有利条件。

从瓦利茨基对俄国思想史的梳理中，可以提炼出了三大核心命题：古代俄国与现代俄国、俄国与欧洲、社会上层与社会下层。面对这三大问题，俄国思想就像一只巨大的钟摆，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摆动。矛盾性和极端性，是俄罗斯民族性格最典型、最突出的特征，也是俄国思想家们反复强调的。

俄国知识分子阶层就总体而言是西化的产物，从18世纪后半期至19世纪末的百余年间，俄国知识分子接受着西欧各种思想成果的滋养，但与此同时，也正是他们最早感受到了俄罗斯民族文化的自主性和独特性，成了俄罗斯民族意识觉醒和成熟的化身。俄国长期的农奴制剥夺了很多人受教育的机会，造成了俄国精英阶层与广大底层民众之间的巨大割裂。

刘文飞指出，这部《俄国思想史》并非纯粹的理论哲学，更多的是在实践层面。俄国思想家与作家、诗人一样，属于“忏悔的贵族”。他们不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而是为底层民众说话。他们的思想在当时与官方意识形态之间形成了巨大张力，在野的思想具有建构性，不是主流，却具有改天换地的作用。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陈曦

（出版社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