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彪：宋代的修史机构

宋代的修史机构

唐代以前，私家修史较为普遍，即便是一些人奉诏修史，实际上也与私人修史没有多大差别。唐朝建立以后，出于集权统一的政治需要，封建政权加强了对史书修撰的控制。贞观三年（629），唐太宗李世民设史馆于禁中，选任史官，由宰相监修，确立了官修史书的制度。宋承唐制又有所发展，逐步建立起完善的修史制度和修史机构。

宋初沿袭五代旧制，以史馆为修史机构，自宋太宗置国史院后，修史机构逐渐增多，有起居院、日历所、国史院、实录院等，各个机构分工较细、复杂重叠，各自负有不同的职责。

（一）起居院

起居院是起居注编修之处。宋初虽设起居院，但并不负责修撰起居注，太宗淳化五年（994），徙起居院于禁中，起居院才正式开始修注工作。北宋前期，虽然门下省、中书省有起居郎、起居舍人之设，但只是寄禄官，并不负责修撰起居注，而是另外派遣其他官吏领其事，称为“修起居注”或“同修起居注”。元丰官制改革之后，起居郎、起居舍人才开始实任其职。起居郎、起居舍人官职虽低，但由于接近皇帝，得以预闻朝廷大政，因此选任时例以制科进士高第与馆职有才望者兼用。正因如此，记注官例来被视为荣耀的职务，是馆职升迁的台阶，“选三馆之士当升擢者，乃命修起居注”。

宋代所修起居注除记录皇帝言行外，还包括朝廷命令、制度更改、奖惩群臣、封拜除授、四时气候、州县废置、户口增减，以及祭祀、燕享、临幸、引见之事，日月、星辰、风云、气候之兆，郡县祥瑞之符，闾阎孝悌之行等内容。宋代所修起居注至今大部分早已散佚，现存有周必大《起居注稿》一卷，记载了有关高宗禅位、孝宗向高宗问安等事；另有宋末周密所辑《德寿宫起居注》（一称《乾淳起居注》）十二条，记载孝宗乾道、淳熙年间宫廷请安宴游诸事。

宋代针对起居注修撰的规定十分严格，各省、台、寺、监及各地机构都要及时向起居院供报文字，以供起居院引用，否则要受到相应处罚。修注官如果出现差误，也要受到降级的处分，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同修起居注张复、崔遵度等人就因修注差误被免除了修注官之职，并受到了降官处分。这些规定客观上保证了起居注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起居注也因此而成为修史必须参考的资料。起居注作为当代史，主要记述帝王的言行，帝王本人是不应查看的。但宋初修起居注要先经皇帝审阅，然后交付史馆，这样导致很多重要的内容因为担心会引起帝王的反感而不敢写进去，“事关大体者，皆没而不书”，影响了起居注的客观性。

（二）日历所

日历所的职责是将起居注、时政记等史料按时间顺序会集编撰成日历。宋初日历所属门下省编修院，又称“史院”，负责编修日历、实录、国史。元丰四年（1081），废编修院归史馆，隶属秘书省国史案。元祐五年（1090），改属门下省国史院。绍圣二年（1095）复归秘书省。日历所由著作郎、著作佐郎主管，北宋前期为寄禄官，不修日历，元丰官制改革后始实领其职。

编修日历以宰相提举，根据时政记、起居注及诸司报状等按日月编撰，集为一书。编修日历所需的时政记始于唐代，由宰相修撰。五代以后，中书省、枢密院都有时政记。宋代修撰时政记自太宗以后基本没有中断，不过最初并不书时政记之名，只题“送史馆事件”，正式题为时政记是在真宗景德元年（1004）以后。

宋代编修日历史料丰富，又力求详备，因此卷帙浩繁，如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修成的《至尊寿皇圣帝日历》，多达两千卷。但至今多已散佚，现存仅有王明清所辑《熙丰日历》八条。

（三）实录院、国史院

实录院和国史院都是国家修撰正史的机构，实录是官修当代编年体史书，国史是官修纪传体史书，但参与修书的人员往往是相同的。宋初的修史机构是史馆，仁宗天圣年间，又在门下省置编修院，由宰相或执政负责编修国史和实录。元丰官制改革后，每修前朝国史、实录，则分设国史院、实录院，以宰相提举，以别曹帖职学士专门修史。南宋初年，国史院、实录院“皆寓史馆”。绍兴九年（1139），因为要修《徽宗实录》，下诏以实录院为名，又因为未修正史，所以诏罢史馆归实录院。绍兴二十八年（1158），《徽宗实录》修成，又下诏修《三朝正史》，复置国史院。此后，修实录则置实录院，修国史则置国史院，直到宁宗时才又并设国史院、实录院。

实录院以日历、时政记、起居注、诸司关报等有关材料为依据，还要征集大量的私家撰述及元老旧臣的回忆录等，整理加工编成编年体的某朝或几朝实录，包含的资料、内容都十分丰富。宋代历朝都有实录的修撰，共计二十部，大多都已散佚，仅存钱若水、杨亿监修的《宋太宗皇帝实录》残本二十卷，另有《名臣碑传琬琰集》中实际附传二十七篇。

宋代所修国史，属于后一朝修前一朝的正史，是由国史院根据实录等史料加工成的纪传体史书。从太宗雍熙四年（987）开始修太祖朝正史，到南宋理宗宝祐五年（1257）修成高、孝、光、宁四朝国史，两宋共修十三部正史，但皆已散佚，现只有少数传记、志序及片段文字保存在类书及文集中。国史由当代人编修，具有一定程度的可信性，但其间难免受政治形势、意识形态诸因素的影响，再加上皇帝御览的陋规，因此出现“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的情况。

（四）会要所

会要所，与日历所、实录院、国史院一样，都是秘书省下设置的修史机构，行政上属同一套组织，只是因为编修官及所修书不同，而各有不同的机构名称。会要也由宰相或执政提举监修，初由崇文院三馆官员修撰，北宋末始于秘书省设会要所，南宋因之。会要具有档案汇编的性质，记录一代典章制度及文献掌故，是当代处理政务的依据，所以对资料的搜集整理非常重视，除日历、实录、国史之外，还要调集各种诏令等政府文书档案，比修国史所掌握的资料更为丰富。会要所最后把搜集到的各种资料分类编集成书，以供参考，由于会要中许多内容涉及朝廷机密，因此严禁传抄雕印。宋朝先后编撰会要十余种，然多已散佚，现存《宋会要辑稿》仍是清代人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一部残书，但仍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五）玉牒所

“玉牒”之名始于秦汉，是皇帝封禅所用之物。古人以玉为通神之宝，因此以玉为材，刻以祈祷文字，称为“玉牒”。玉牒作为皇室宗牒，其制始于唐朝。宋代玉牒所设局置官始于太宗至道初年，当时命官修撰《皇属籍》，由于未能修成，于是在真宗年间续修，最终于咸平四年（1001）奏上。大中祥符六年（1013）诏以《皇宋玉牒》为名，其修书之所设在秘阁。元丰改官制后，玉牒隶属宗正寺。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始复玉牒所，于宗正寺置局，以宰臣一人提举。绍兴二十九年（1159）诏玉牒所并入宗正寺，仍以宰臣提举，以本寺少卿驻丞同领编修事。玉牒所虽属修史机构，但因其内容专记宗室，所以规模要比实录院、国史院、日历所、会要所小得多。宋代所修玉牒有四种（一说五种），即皇帝玉牒、仙源积庆图、宗藩庆系录、宗支属籍，其中“皇帝玉牒”专门记载一代的大事，类似正史中的帝纪。宋代玉牒今存者有刘克庄所修宁宗朝《玉牒初草》二卷，收入《后村先生大全集》及《藕香零拾》中。

文章节选自游彪讲宋史系列第二部《追宋：细说古典中国的黄金时代》

作者游彪，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师从著名史学家漆侠先生和著名学者王曾瑜先生。1999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撰写博士论文，2000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博士学位。多年来，一直从事辽宋西夏金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宋代兵制、佛教寺院经济、政治制度、宋儒与佛教的关系等领域。著有《宋代荫补制度研究》《宋代寺院经济史稿》《靖康之变》《赵宋：十八帝王的家国天下与真实人生》等，已发表论文一百余篇。

作者简介

游彪，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长期从事宋辽夏金史研究，重要著作有《宋代荫补制度研究》、《宋代寺院经济史稿》《中国民俗史（宋辽金元卷）》《宋代特殊群体研究》《宋史：文治昌盛 武功弱势》《宋史十五讲》《庙堂之上与江湖之间――宋代研究若干论题的考察》等，主要论文有90余篇。科研成果《中国民俗史（宋辽金元卷）》获得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2011）、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2013）。2008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曾经应邀前往德国、日本、韩国、以色列等国家和港台地区进行学术讲演、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