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二十年，也找了她二十年

你有没有被一档电视节目改变过人生？

或许没有，不曾遇过，没有这份契机。

但有人却因为她，走出大山，考上大学，出国留学，开启新人生。

节目很短，总共才二十来分钟。但它却像一个石头扔进了湖里，在长达二十年间，不停泛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或者也许，你曾在微博上刷到过她的截图——

这期节目，叫《我是刘小样》，是央视《半边天》2002年3月23日普普通通的一期节目。但对很多人而言，是改变他们人生的契机。

而18日，张越的新节目《她的房间》上线，

第一位嘉宾，就是一度“失踪”了十年的刘小样。

她还好吗？她找到自己的远方了吗？

记者和农妇，

北京和咸阳，

当初的一封信，就这样跨越了物理和空间的距离，

缔结了一段超过23年的缘分。

也把刘小样带到了大众面前。

01 刘小样是谁

刘小样是咸阳兴平农村里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

1968年出生，没念过多少年书——

初二那年辍学，被大人叫回家，跟哥哥姐姐一起照料苹果园，从此再也没上过学。

手里的收音机，就是全部的信息来源。她听新闻，听小说，听广播剧，还一点一点学会了普通话。

也没谈过多少回恋爱——

23岁那年，经人介绍，跟隔壁村的王树生结了婚。

为什么选择他？原因出奇的简单。

一是因为男方在青海做生意，开过眼界，见过大世面，可以带给自己新鲜感。

另一个原因，只是因为王树生的祖宅门楣上，写了“耕读传家”四个字，祖父以前是私塾先生，是读书人家。刘小样喜欢读书。

结婚第二年，刘小样就怀孕了。一年后，又迎来了女儿。

然后，生活就像按下了暂停键，在带娃、做家务、干农活、照顾老人之间循环往复，望不到尽头。

把两个孩子送上学后，空闲时间就更多了。每天的生活枯燥单调，一成不变，平静得有如一潭死水。

起床一睁眼看到的景色也是平的，“夏有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麦浪，秋有青纱帐一般的玉米地”。

日子太平了，平得甚至有些过了头。

刘小样拿起笔，给央视《半边天》节目组写信，倾诉内心的苦闷：“可是我就是不喜欢这里，因为它太平了。”

节目组起初也没当回事，只当是农村妇女发牢骚。

是啊，每年只干两个月的农活，其余日子不过是待在家里打发时间，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刘小样也知道，这种想法很危险，会被安上“不安分”“不懂事”的头衔。

当央视编导表达了想要采访她的意愿时，遭到刘小样的强烈拒绝——农村妇女主动联系城里的陌生人，是会被说闲话的。

在传统眼光中，农村妇女被认为是没有思想，也不需要思想的社会群体，做饭洗衣服带孩子需要什么文化？

事实上，刘小样们需要遵守一套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训：

“在农村，有钱可以盖房，但不可以买书；可以打牌闲聊，但不可以去西安。不可以交际，不可以太张扬，不可以太个性，不可以太好，不可以太坏。”

没有白纸黑字，没有明文规定。所有的规则是默认的，无形的。同时也是源于自觉的，仿佛背后有双隐形的眼睛在默默注视这一切。

一旦有人试图打破，就像一把白子中混入了一枚黑子，纯净洁白的雪花中夹杂了一粒黑点，突兀且孤独，被迫承受各方审视的压力。

刘小样心里并不认同这套规则，对自己有着极其清醒的认知：

“我不接受这个。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很满足。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这就很好了。”

她不愿意被归为“守在农村的好女人”，渴望走出平原，探索外面的世界。

“我想要充实的生活，我想要知识，我想看书，我想看电视，从电视上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因为我不能出去。”

一壶烧开的水要如何重归平静？

想要出走的灵魂和无法出走的身体割裂，痛苦得不到释放，于是外化成了最显而易见的表现形式：

上衣是红的，棉袄是红的，外套也是红的。

想读书，但读不到书，只好读电视。读字幕，读《半边天》，读《读书时间》。

记者劝慰她，城市没有那么好，城市生活压力大。

但刘小样说她不怕，农村的女人没有淘汰的压力，没有压力就没有追求。

02 出走之后

《我是刘小样》这期节目播出后，引起了舆论的巨大反响，也成为《半边天》影响力最广的一期节目。

此后的二十年间，总有人时不时想起那个穿着红色棉袄的女人，挂念远方的她的命运。

事实上，她真的走了。

在《人物》21年的报道中，刘小样的出走路线大概是这样的——

先是帮邻居家里干农活，早上起床后，骑车到别人家的田里，就跟上班似的。

然后是第一份正式工作：在县城做售货员。每天从家骑车半小时到县城，一个月工资600块。

接着是更远的地方，商场倒闭了，同事在贵州开了一家化妆品店，邀请了刘小样，一份销售员的工作。

刘小样接受了，离开了关中平原。

鲁迅在1923年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中说，娜拉出走之后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又或者像《橘子红了》里的秀禾， 还没出走就迎来死亡的结局。

42岁的刘小样出走不到一个月就回来了，觉得哪儿哪儿都不适应。

后来，去县城做过生活老师，在昆山一家工厂食堂做过员工餐。家人们都劝她回家，或者往回走走。

再后来，刘小样觉得自己“病”了。去西安一家机构“治病”治了两年，试图抹杀脑海中那些不安分的蠢蠢欲动的想法。

刘小样最终还是回到了平原上，婆婆生病，身边亟需一个贴身照料的人。

她又做回了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不再看书，不用智能手机，也不继续写东西。

刘小样在擀面

丈夫向记者透露，她总是写了又烧，写了又烧，到最后再也没动过笔。

刘小样的故事在01年节目播出时就打动了无数人，21年的《人物》采访又重新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为什么会共情一个素不相识的农村妇女？

大概是因为刘小样身上有一种特质——不甘被束缚，坚持探索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对命运发出不妥协的呐喊。

这也不单单是农村女性觉醒的故事，跨越地域性别年龄，刘小样是你是我，是我们每一个人。

是挣扎于理想与现实间的打工人，内心深处藏着一个“满地都是六便士，那个抬头看月亮的自己”；

是被社会时钟逼迫陷入996、KPI这些数字，快要沉溺于行尸走肉的平庸生活，心里却有一种模糊想要挣脱的理想家；

是对生活的满腔热情逐渐被消耗被榨干，困于苦闷现实，羡慕那个选择偏离既定轨道，对命运勇敢说“不”的人。

所以二十年后，依然有人问起，刘小样怎么样了，过得好不好，仿佛她是平行世界中的另一个自己，那个勇于抗争正在抗争的自己。

冥冥之中有什么东西无形地把我们联结到一起。

03 不止于她

这样的故事，在密切关注女性议题的《半边天》节目里还有很多很多。

有自力更生创办“奋发学校”的下岗女工。

有被人厌烦，想过自杀，最终蜕变成为名师的“坏孩子”。

有遭遇长期家暴，在一次反抗中泼汽油烧夫的农村妇女。

还有亲妈被姐夫杀害姐姐精神崩溃，花费七年时间千里追凶，在对方实施死刑前达成和解的东北女孩。

正如《半边天》的名字一样，这原是央视推出的，一档成立于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召开之际，充满着对女性人文关怀的节目。

在性别意识还没那么先进的过去，用15年的时间，对两性平等的主题进行大胆探索。

其中的许多议题，放到27年后的现在来看也并不过时：

而今天的我们，除了一声叹息，更多的，也只能怀念曾经有过这样的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