焉耆-龟兹文：远古西域的文化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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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代，西域曾先后出现过36个国家，随着小国逐渐被大国吞并，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6个主要的国家，分别是疏勒、龟兹、焉耆、于阗、鄯善以及高昌。同时，当时的西域有汉、月氏、柔然、刺勒、羌、塞人以及吐火罗人等许多民族，民族迁徙与融合的情况普遍，并且杂居在西域各个国家中。其中部分民族创制了属于自己的文字，这里面便有神秘的焉耆-龟兹文。那么这到底是怎样一种文字？又蕴含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就随着小罗走进西域，探寻焉耆-龟兹文的前世今生。

一、从“吐火罗语”到“焉耆-龟兹文”

焉耆-龟兹文又称“吐火罗文”，是公元3世纪至9世纪居住在新疆地区使用印欧语言的民族（比如吐火罗人）所使用的一种文字。二十世纪初发现于新疆库车、焉耆和吐鲁番等地，这是一种印度婆罗米字母斜体，所记录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Centum语组。焉耆-龟兹文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有两种方言，一种分布在焉耆、吐鲁番一带，被称为“甲种吐火罗语”或“焉耆文”；另一种仅限于古龟兹（今库车）地区，称作“乙种吐火罗语”或“龟兹文”。这两种方言的词语的词义和变化各有自己独立的体系，尽管起源相同，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20世纪初，西方的探险队进入新疆，掠走了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他们在焉耆和龟兹故地发现了一批文书，上面书写的是一种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的文字。当时人们只知道它是一种用北印度婆罗米字母书写的新疆变体，不知道记录的是何种语言。德国语言学家洛曼起初称它为“第一种语言”（或北雅利安语），后来又改称“喀什喀尔语”。1970年，德国语言学家缪勒发表《论中亚一种未知语言的定名》，他在《弥勒会见记》的回鹘文译本中发现一条题记，其中提到这部回鹘文写经译自吐火罗语，所以缪勒将这种未名语言命名为“吐火罗语”。次年，德国语言学家西格和西格林共同发表《吐火罗—印度斯基泰语考》，再次肯定这个名称，同时对它的语言结构也进行了初步探索，指出它应属印欧语系，有两种不同的方言，主张把焉耆和吐鲁番使用的语言称为甲种吐火罗语，把库车的语言称为乙种吐火罗语。此后吐火罗语之称便闻名于世。

但是，学术界也有不同意见。法国东方学家烈维首先著文反对，他研究了探险家从库车带回巴黎的大量竹简，于1913年发表《所谓乙种吐火罗语即龟兹语考》一文，主张所谓乙种吐火罗语就是龟兹本土的语言，应改称龟兹语。我国学者季羡林在《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著名论文中，论证了吐火罗语即焉耆-龟兹语，指出了它在中印文化交流中曾起过桥梁作用。根据以上情况，同时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考古队已发现“真吐火罗语”，1980年10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国民族古文字展览会上正式把旧称“吐火罗文”改称“焉耆—龟兹文”。

二、焉耆—龟兹文的相关文献

焉耆-龟兹文曾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焉耆、龟兹等地盛行，但随着厌哒人入侵，这一文字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成为了一种死文字。现在新疆出土的焉耆-龟兹文相关文献存世仅数十种，绝大部分都被各国探险队运到国外，分藏于柏林、巴黎、列宁格勒、伦敦、新德里、东京等地，我国有少量文献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由于文献分散，目前尚未见有人编纂总目出版，下面是各国已刊布的文献资料：

而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焉耆-龟兹文文献在2003年入选了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该组文献数量为3页，是研究新疆历史、宗教、文化的珍贵文献。由于它是已消亡的古老语言，现已没有任何民族使用，故保留了原有中古时代的状态，对于研究中亚古老民族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和中西民族语言文化相互交融的悠久历史，以及世界语言学史都具有重要价值。

三、焉耆-龟兹文的价值内涵

焉耆—龟兹文的文献内容极为丰富，涵盖了佛典、剧本、诗歌、民间传说、字书、账册、公文、壁画题记以及医术咒语等多个领域。

佛典

其中，佛教经典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目前已刊布或已编目者有《法句经》、《佛所行赞》、《一百五十赞颂》、《福力太子因缘经》、《十二因缘经》、《十诵比丘波罗提木叉戒本》、《托胎经》、《杂阿含经》、《辨业经》、《饿鬼经》、《入阿毗达磨论》等，这些经文不仅见证了古代西域地区佛教的繁荣，也为我们了解古代印欧语系与佛教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除了佛典之外，焉耆—龟兹文中还保存了剧本和诗歌的内容，是剧本与诗歌的艺术瑰宝。

剧本

《弥勒会见记》是讲述佛教的未来佛弥勒生平事迹的一部原始剧本，作品描述了弥勒菩萨上兜率天，以及在弥勒净土的各种趣事见闻。全剧由1个序幕和25幕正文组成（德国藏本为27幕），每幕标有地点、出场人物和演唱曲调。作品以典型的人物形象、生动的故事情节和优美的语言对白传播了佛教思想。《弥勒会见记》最早是由圣月菩萨大师从印度语译为焉耆文，再由智护法师译为回鹘语。其中，焉耆文版本的《弥勒会见记》于1974年冬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发现。这部残本曾被火烧过，残损严重，现存残页44页，在大多数残页上仅剩几个字。现存回鹘文《弥勒会见记》主要有两种版本，一种是1959年发现于新疆哈密地区的“哈密本”，约300页；另一种是20世纪初被德国探险队发现于新疆吐鲁番胜金口和木头沟的“吐鲁番本”，共计600余件残片，现藏于德国。“哈密本”在数量和完整程度上都远胜“吐鲁番本”，但也不是完本，而且有些地方并不一致，可互为补充。当前《弥勒会见记》“哈密本”及焉耆文版本都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这不仅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古代剧本之一，也是研究古代戏剧艺术发展的重要资料。

诗歌

诗歌作品著名的有《箴言诗集》、《摩尼赞美诗》，此外还有些爱情诗歌片断，如出土于龟兹遗址残片上记载着写于公元600年左右的情诗。一位生活在7世纪的无名诗人写道“对你的爱慕和热情，升华成我喜悦的歌，永远不得移易”，表达了他失去恋人后的痛苦。这些诗歌作品以优美的语言和深邃的思想，展现了古代西域人民的智慧与情感。

焉耆—龟兹文作为印欧语系的一种古老文字，其语言特点独特而复杂，既有印欧语系东部语群的特点，又带有西部语群的印记，是语言学研究的宝贵财富。通过对焉耆-龟兹文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印欧语系的演变过程，以及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融合。

焉耆—龟兹文不仅是语言学上的瑰宝，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在古代丝绸之路上，西域地区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重要节点。焉耆—龟兹文文献中保存的佛教经卷、剧本、诗歌等作品，不仅反映了古代西域地区宗教、文化的繁荣，也展示了西域地区与南亚、中亚乃至西亚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互鉴与文明对话。

四、结 语

焉耆—龟兹文，这一远古西域的文化瑰宝，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内涵，吸引了众多学者和爱好者的目光。焉耆—龟兹文文献的存世数量虽然有限，但它们所承载的历史与文化价值却是无法估量的。这些文献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古代西域地区历史、文化、宗教、艺术等方面的珍贵资料，也为我们理解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从而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华文明的多元性和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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