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听说红军在茅台池中洗脚，他说真假我不管、且饮两三杯

近代名士、教育家黄炎培，号楚南，字任之，笔名抱一，江苏川沙县（今属上海市）人，1878年10月1日出生于川沙镇内史第。“内史第”原名沈家大院，是清朝内阁中书沈树镛祖上所建；沈树镛谋得“内阁中书”一职，上任前对沈家大院进行了修缮，并起名“内史第”。“内史”是官职，“第”乃宅院之意。

黄炎培早年父母双亡，随外祖父发蒙、接受传统教育；1901年入南洋公学，选读外文科，受知于中文总教习蔡元培；1902年中江南乡试举人，之后返乡兴办小学堂。1903年，因鼓吹反清被判死刑，后由开明绅士杨斯盛请美国神甫步惠廉出面保出，逃亡日本。

1905年，黄炎培归国后在蔡元培的介绍下参加了同盟会；1906年，出任上海浦东中学校长。在他的努力下，浦东中学很快成为一所知名的新式中学，黄炎培本人也在在教育界崭露头角。

辛亥革命后，黄炎培历任江苏都督府民政司总务科长兼教育科长、江苏省教育司长、省教育会副会长等职务，全力以赴改革地方教育，全面规划建设了省立高、中等学校和县立小学。

1914年，张勋任江苏都督，黄炎培“耻与附膻之徒为伍”，辞官做了《申报》的记者；此后以记者身份在安徽、江西、浙江、山东、北京、天津等地考察五个月，并随农商部“游美实业团”在美国考察了25个城市52座学校，重点考察了职业教育。此外，他还到日本、菲律宾、南洋各地考察教育。

黄炎培总结说办教育如同治病，知病源才能开好药方，做到对症下药，“外国考察，读方书也；国内考察，寻病源也。方书诚不可不读，而病所由来，其现象不一，执古方治今病，执彼方治此病，病曷（hé）能已。”

1949年3月25日，民主人士在西苑机场迎接毛先生。左二起：沈钧儒、朱德、董必武、李济深、陈其瑗、郭沫若、黄炎培、毛泽东、林伯渠、马叙伦

1917年，黄炎培联络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在上海发起中国近代第一个研究、试验、推行职业教育的全国性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简称职教社）；并于次年创建中华职业学校（现中华职业学校、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设木工、铁工、珐琅、钮扣四科，并设附属工厂；后又增设土木、留法勤工俭学、染织、师范、商业等科。学生实行半工半读。1919年，与童世亨等创办浦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这是浦东最早的供电设施。

黄炎培先后参与筹办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现河海大学）、国立东南大学（现南京大学）、上海商科大学（现上海财经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

1920年9月，梁启超与蔡元培、汪大燮发起成立“讲学社”，先后邀请四位国际名人杜威、罗素、泰戈尔、杜里舒来华讲学；黄炎培邀杜威在上海举行讲座。杜威推崇实用主义，黄炎培主张教育要务实，俩人的理念有吻合之处。当时演讲时的台下听众中就有毛先生。25年后在延安机场，毛先生迎接来访的黄炎培时，握着黄的手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疑惑不解，毛讲述了1920年这段往事。

当时的职教社在乡村也办了职业学校。1926年6月，职教社与中华教育改进社（陶行知为总干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晏阳初为总干事）等单位一起在江苏昆山徐公桥试办了乡村改进试验区。这是我国第一个的乡村改进试验区，是近现代农村改革和教育改革的开创性实践，对其后的乡村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1927年4月，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职教社遭受打击，黄炎培以“学阀”罪名被通缉。后经蔡元培、邵力子等人向蒋介石说情，才被准予返回上海。“九一八”事变后，黄炎培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黄炎培读到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及毛泽东向斯诺口述的《毛泽东自传》，对这位闻名遐迩的中共领袖有了较详细的了解，心中遂生向往之情。抗战时的重庆，反共高潮迭起，黄炎培曾应沈钧儒之请，参观有其子沈叔羊画作的画展。

沈叔羊的画上有一把酒壶、几只杯子，写“茅台”二字。这让黄炎培想起以前曾听说长征中的红军在茅台池中洗脚之事，于是当沈老请黄题词时、就在画上题了一首七绝讽喻：“喧传有人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黄炎培在画作上题诗后，这幅画作陡然升值，后被呈送到毛先生手中，挂在延安杨家岭接待宾客的中共会客堂里。

直到后来的1952年，陈毅在南京设宴接待赴南方视察的黄，还动情地提起这首诗，说：“当年在延安读任之先生茅台诗，十分感动，在那艰难的年代，能为共产党人说话的空谷足音，能有几人！”

接着，陈毅即席步原韵和诗两首以答谢黄炎培，其一曰：金陵重逢饮茅台，万里长征洗脚来；深谢诗笔传韵事，需在江南饮一杯！

黄炎培听了也很感动，端起茅台酒，紧紧握着陈毅的手，当场亦和诗一首：万人血泪雨花台，沧海桑田客去来；消灭江山龙虎气，为人服务共一杯！

1941年，黄炎培与张澜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民盟”），并出任主席；1945年，他又与胡厥文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1945年7月，黄炎培同褚辅成、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等乘专机访问延安，得到了毛先生等中共领袖的热情接待。

返回重庆后，黄炎培由夫人姚维钧整理和执笔，发表了《延安归来》一书，如实介绍了延安，说这次延安之行“如坐春风中”，延安“一片光明，温暖而自由”；在此书中，还记述下了至今被人们不时提起，或被称作“黄氏周期率”的黄、毛对话。

1946年，黄炎培在上海创办比乐中学，探索兼顾升学和就业双重要求；1949年前，他创办了重庆中华职校、上海和重庆中华工商专校、南京女子职业传习所、镇江女子职校、四川灌县都江实用职校等。

1949年9月，黄炎培出席了新政协会议，参与了新中国的筹建；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对国家的大政方针，时有建议。

如，关于土地改革的实行，他主张先试点后推广；1954年讨论宪法草案时，提出了国家元首仍称主席不称总统，以中央人民政府为最高执行机关、中央以下各级一律称人民政府的建议；1958年1月提出“提倡平地深葬，避免可耕地的浪费案”；1959年12月22日在人大常委会谈话会上提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不要变动的意见，等等。

1965年12月21日，黄炎培在北京逝世。此去半个多世纪，如去向前辈叩安、愿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