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难之交还是天伦之乐？不同来源社会支持在城市空巢老人微信社群参与和孤独感间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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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市空巢老人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老龄化浪潮中最严峻挑战之一。互联网时代，破解城市空巢老人身体“空巢”与心理“空心”的双重困境，除呼吁家庭、朋友与社会的共同关爱，更离不开社交媒体辅助支持。研究聚焦城市空巢老人这一特殊群体的特定在线社交活动，勾勒出城市空巢老人微信社群参与经由不同来源社会支持进而影响孤独感的路径，并进一步探讨不同来源社会支持作用差异的深层动因。研究发现，朋友支持在城市空巢老人的微信社群参与度和孤独感之间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家庭支持和其他支持则呈现出疲软态势。这是微信社群属性、物理空间区隔、舆论导向、个体选择等多重因素交织下的逻辑耦合，但是，单一来源社会支持难掩空巢老人情感支持薄弱、社会保障缺位的现实隐忧，未来应搭建线上线下有效联动的社会支持体系，推动社会支持从单一失衡到多元均衡跨越。

作者简介

刘婵君，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副教授。

李爽，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硕士研究生。

林泳淇，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研究实习员。

刘焕，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学科研究项目“新媒体视域下城市老年群体社群参与研究”（项目编号：19YJC860028）研究成果。

一

引言

社交媒体正在逐步嵌入老年人日常生活，赋予其走出信息孤岛、重建社会资本的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说，应对正在加速来临的深度老龄化问题，社交媒体力量不可或缺。在数量逐年攀升的老年人口中，空巢老人群体尤显突出，2022年中国2.67亿老年人口中，有一半为空巢老人，部分地区空巢老人比例甚至超过70%（民政部，2022），预计至2030年空巢老人将超过2亿，占老年人总数的90%（Xie，Zhang，Peng & Jiao，2010）。相比之下，城市老年人空巢率（49.7%）比农村老年人空巢率（38.3%）更为严重（穆光宗，张团，2011）。与此同时，第5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在我国的10.9967亿网民中，50岁及以上网民群体占比为33.3%。老年人上网规模与网络依赖度的持续提升，一方面丰富了他们的社交生活，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社会比较、焦虑、压力、孤独等更多心理问题（Kim，LaRose & Peng，2009）。近年来，高抑郁症患病率、高自杀率折射出城市空巢老人群体愈发严重的心理健康难题，如何解决其身体“空巢”与心理“空心”的双重困境，成为老龄化浪潮中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因此，当老龄化、空巢化与网络化都成为不可逆转的社会趋势，探索城市空巢老人社交媒体行为与各类心理问题之间的关系显得迫切且必要。

在城市空巢老人的众多心理难题中，孤独感尤为普遍。孤独感主要指个体感到自己与社会或周围环境缺乏联系的心理状态（Heinrich & Gullone，2006）。老年人是孤独感的高发群体，孤独感不仅会影响其心理健康，甚至导致各类身体疾病。而老年人孤独感的发生，往往可以追溯到一个核心问题——日常生活中与亲人的远离，即所谓“空巢”现象（苏红，周郁秋，王丽娜，王秘，2018）。因此，空巢问题与孤独感之间存在着紧密而复杂的联系。目前为止，有关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孤独感之间关系的研究仍存争议：部分文献认为，互联网在虚拟空间内重构了一种“拟家庭”空间模式（互联网，2021），降低了空巢老人孤独感。也有调查发现，互联网使用可能导致老年人与现实社会脱节，加剧其孤独感（Cotton，Anderson & McCullough，2012）。作为破解当下城市空巢老人孤独感问题的可能突破口，互联网的作用仍需更多更深入研究来验证。孤独感的产生，通常源于人际关系或情感联系的缺失，因此在探讨城市空巢老人网络参与与其孤独感间的关系时，人际交往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老年人能够使用的互联网平台众多，但基于“强关系”基础、具有“强社交”属性的微信平台仍然值得关注。相较于其他社交媒体，微信的人际传播属性更突出（白艳丽，2016）。通过参与基于亲缘、地缘建构起的强关系微信群和基于趣缘、业缘、友缘形成的弱关系微信群（谭天，张子俊，2017），老年个体自然嵌入到多层次交叉型人际传播网络中，在广泛的社会交往与联系中缓解孤独感。由此产生第一个研究问题：微信社群参与是否以及如何对城市空巢老人的孤独感产生直接影响？

有关老年人心理问题的研究中，社会支持往往不可或缺。有研究显示，社会支持是影响孤独感的关键因素之一，老年人可以从不同来源获得社会支持（Chen，Hicks & While，2014）。其中，来自家庭的支持能有效降低城市空巢老人孤独感的发生风险（李强，徐刚，张震，2019）。而有关朋友支持对空巢老人的影响，则未有统一结论。一些西方研究者认为，朋友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与家庭支持相当甚至更强（Dean，Kolody，Wood & Matt，1992）。但这一结论尚未在更多国家与更大范围老年群体中得到验证。同时，探讨社会支持的文献也缺少对不同媒介使用类型、社会支持类型等微观层面的考察。由此引出本文第二个研究问题：不同来源社会支持是否以及如何在微信社群参与与孤独感之间起到必要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立足实证调研，探究微信社群参与和危害老年健康的孤独感间的关系，对不同来源社会支持在二者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量化检验。研究主要价值在于：其一，跳脱探讨老年人数字鸿沟与技术接入的传统议题，聚焦特定在线参与行为对老年人孤独感的影响，以便更细致深入理解社交媒体使用的社会效益。其二，重点关注不同来源社会支持对城市空巢老人孤独感的差异化影响，提升决策针对性。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微信社群的兴起及其独特价值

社群是具有共同兴趣、目标或特征的人连结起来进行共同活动的集合体，其基础是各种社会关系（杜骏飞，2004）。在Web 2.0环境下，社群沟通渠道拓展到网络虚拟空间，网络社群就此形成。作为网络社群形式的一种，微信社群主要是指微信用户基于共同兴趣、需求、关系或其他特定因素聚集在一起，并通过微信群聊功能进行交流和互动（郑满宁，2018）。它并非是一群人简单聚集，而是基于关系、情感和人格化的交流平台，成员之间的互动模式往往反映了他们在现实社区中的交往方式和关系亲密度（陈丁漫，2020），因而无论私聊还是群聊，无不映射出传播节点间社会关系的亲疏层次。不同于“一对一”私聊的线性互动模式，微信群是一种“多点对多点”的网状沟通模式（蒋建国，2015）。在社交方式上，与微信私聊注重个体间的深度交流（曾静平，赵伽艺，2019）不同，微信社群更强调社交广度。微信社群这种具有“人际圈子”属性的媒介载体形态，也为老年人建立或改善社会资本提供了新可能（贺建平，黄肖肖，2020）。

（二）微信社群参与和老年人孤独感

潘曙雅和邱月玲（2019）将网络社群参与度划分为“客观参与度”和“主观参与度”，前者是指成员实际参与网络社群的时间、数量等量化指标，后者是指群成员对社群内亲密关系的认知与态度。这种区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老年人寻求情感交流的积极主动程度。研究显示，与朋友交流、发布新内容、评论他人内容等更为积极活跃的参与行为，更能改善个体关联感并降低孤独感（Burke，Marlow & Lento，2010；Deters & Mehl，2013）。而对参与社群的时长和数量等客观指标影响力的考察，则直接关系到制定合理的老年人上网引导策略（谢立黎，杨璐，胡波，王飞，2022）。

相较于其他类型网络社群，微信群具有空间上的封闭排他性与交往上的自由隐蔽性，能帮助老年群体暂时隐藏现实身体缺陷，线索消除下的社交参与更加平等自由，更能激发个人积极情绪，从而为缺乏话语权、社会关注度较低的老年群体提供了一个传播日常生活信息的有效渠道，赋予其重新言说社群生活的可能（刘于思，杜璇，2022）。在此过程中，他们不仅能够获得需要的信息，还能感受到更多社会联系，从而降低孤独感（Mercieca & Kelly, 2018）。基于此，本研究遵循潘曙雅等人的划分方式，来考察城市空巢老人的微信社群参与情况，进而提出以下假设：

H1a：城市空巢老人微信社群客观参与度对孤独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H1b：城市空巢老人微信社群主观参与度对孤独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三）不同来源社会支持在老年人微信社群参与和孤独感间的中介效应

Zimet，G. D.、Dahlem、Zimet，S. G.和Farley（1988）开发了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该量表通过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三个维度来评估个体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水平，从而使得对社会支持的量化测量成为可能。其中，“其他支持”的维度相对宽泛，它涵盖了来自个体社交网络中除家人和朋友之外的所有重要他人的支持。从本质上而言，家庭和朋友支持是老年人物质、情感和信息等的主要来源，被认为是对老年人生活的“保护性因素”，而邻里同事等外部其他支持则属于老年人的“发展因素”（谭敏，2023）。而在保护性要素中，家庭支持更多来源于纵向代际网络，朋友支持来源于横向同辈网络。从这个意义上讲，探索不同来源社会支持的多元作用，能够帮助老年人体验更多维度价值感与幸福感，实现老年人社会适应机制的完善。

微信这一社交平台的兴起，不仅意味着家庭成员、朋友之间交流方式的革新，更潜藏着对社区组织等其他支持的深远影响。一方面，在线社群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帮助老年人维系家庭和朋友关系并获得更多支持（Thayer & Ray，2006），显著改善老年人的自信心、独立性和社会参与意愿（Kime，Cattan & Bagnall，2012），作为在线社群的一种，微信社群也理应具备同样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可能成为汇聚社区资讯的枢纽，以及维系地方社会网络的重要纽带，通过其强大的社交功能加强社区成员之间的有机联系（刘于思，杜璇，2022），使微信社群参与强化老年人其他支持成为可能。多层次的社交参与和互动，使得微信在推动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方面展现出独特潜力。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a：城市空巢老人微信社群参与对家庭支持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2b：城市空巢老人微信社群参与对朋友支持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2c：城市空巢老人微信社群参与对其他支持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社会支持是缓解孤独感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一点已成为许多研究的共识（Cao & Lu，2021）。但是，由于不同来源社会支持可能对孤独感产生差异化影响，因此仍然有必要对支持类型作出区分对比（Chen & Feeley，2014）。目前为止，有关不同来源社会支持的效果，国内外研究各执一端。国外研究认为，只有来自朋友的社会支持与较低的老年人孤独感显著相关，而家庭支持与孤独感不相关（Stevens & Westerhof，2006）。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体系下，家庭支持被视为老年人的主要支持来源，其次是朋友支持，邻居、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支持相对较少（Chen，Hicks & While，2014）。这一现状正在被愈发普遍的“空巢”问题打破，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使得传统以子女为主的纵向关照体系受到冲击，以邻里、社区、单位为代表的横向综合关照体系成为大势所趋（李德明，陈天勇，李贵芸，2003）。这些外部支持力量能够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全面多元的帮助，从而弥补家庭和朋友支持的不足。有研究指出社区提供的日常服务、实际生活援助同样能够降低老年人孤独感（朱荟，2021）。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a：家庭支持对城市空巢老人孤独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H3b：朋友支持对城市空巢老人孤独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H3c：其他支持对城市空巢老人孤独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研究显示，掌握互联网技能较好的老年人往往能感知到更高水平的社会支持和更少的孤独感（Heo，Chun，Lee，Lee & Kim，2015）。具体而言，家庭网络支持在互联网使用和降低老年人抑郁水平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丁志宏，王妍，2023），而抑郁与孤独的情感体验在老年群体中具有高度共现性（麻雨婷，张宝山，2022）。朋友作为社会支持网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提供了情感陪伴（Lai，Li，Ou & Li，2020），朋辈间的相互鼓励和模仿行为均可能影响个体的社会参与（Nie，Gwozdz，Reisch & Sousa-Poza，2017），由此凝结出集体归属感，进而有效排解孤独感（Ziebland & Wyke，2012）。此外，随着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社区、政府等主体已逐步搭建起多元共生社会支持网络，尤其是社区作为城市空巢老人的重要活动场域，嵌套其中的情感、技术、信息等社会支持网络有利于驱动老年人融入数字生活（匡亚林，蒋子恒，王瑛，2023）。反过来，当老年人的微信社群参与触发的并非是相应的社会支持效应，而是感知到信息过载、社交过载时，将触发其焦虑情绪（张宁，高冰洁，2021），从而无益于孤独感的缓解。在线互动的过度偏好，可能发展为网络成瘾，进而导致消极效果，如影响现实中的重要活动或关系，而非缓解孤独感（Kim，LaRose & Peng，2009）。循着此逻辑指向，经由社会支持架设微信社群参与和孤独感间的桥梁，是纾解空巢老人孤独感的有效纽带。当然，究竟哪种来源社会支持在网络社群参与和孤独感间的中介效果最为突出，尚无定论。据此，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4a：家庭支持在城市空巢老人的微信社群参与与孤独感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H4b：朋友支持在城市空巢老人的微信社群参与与孤独感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H4c：其他支持在城市空巢老人的微信社群参与与孤独感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基于前述分析，结合城市老年群体微信社交网络分布情况和具体参与表现，本研究尝试构建考察城市空巢老人微信社群参与、不同来源社会支持与孤独感之间关系的研究框架（参见图1）。

三

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与样本收集

本研究以居住在陕西省西安市的城市空巢老人作为调研对象。根据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西安市60岁以上人口占全市常住人口数量的16.02%，预计2025年，这个占比将提升到24.77%，具有明显的老龄化趋势，因此，选择西安市为调查地点具有一定典型性。研究依据西安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中的西安市13个区（县）老年人口实际分布情况（详见表1），采用配额抽样原则，辅以滚雪球抽样方式进行样本选择，即鼓励已填写问卷的受访者推荐他们的亲人、朋友等潜在受访者参与，以此扩大样本的覆盖范围和异质性。问卷主要采用线下一对一方式进行，也在线上进行了少量电子问卷发放。线下主要集中在西安市各大公园、社区中心、养老院等场所，配备了三名专业访问员，确保受访者填写问卷时提供必要指导，线上问卷则通过详细的填写指南来辅助受访者完成问卷，共发放问卷428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400份，有效回收率为93.46%。

考虑到即将进入老龄阶段的准老年人会将自己获得的数字技能带入老年期，对该年龄段老年人的社交媒体使用技能作出归纳，有助于综合评判未来中国老龄社会数字化生存整体走势。因此，本研究选择将调研对象的年龄向下延伸至55周岁。研究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如表2所示，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女性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男性，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中， 男女比例为48.1：51.9；8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中，男女比例为41.81∶58.19（程志强，马金秋，2018）。因此，本研究样本中男性与女性的比例为44.5∶55.5，基本符合当前老年人口性别结构分布。

（二）变量与测量

1. 微信社群参与度

本研究的自变量是微信社群参与度。借鉴潘曙雅和邱月玲（2019）的分类，将微信社群参与划分为客观参与度与主观参与度。为精准刻画不同来源社会支持的中介效用，本研究将客观参与度中的亲密朋友数量指标拓展为常联系的家人、亲人与朋友数量。客观参与度包括常浏览或发言的微信社群个数、每天使用微信社群时长以及联系密切的家人、亲人、朋友数量三个指标。主观参与度包含两个题项：（1）您可以和最常用的微信群（包含家庭群）里的好友聊心里话吗？（2）您跟关系较好的微信群（包含家庭群）好友在线下见面吗？答案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1=从不，2=很少，3=有时，4=经常，5=一直。本研究中微信社群主观参与度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17。

2. 不同来源社会支持

本研究的中介变量为不同来源社会支持。本文采用Zimet等人（1988）编制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使用前依据地域和样本特征对量表作出修改。原量表包含12个自评条目，分为3个分量表：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他支持。考虑到空巢老人现实情况，本研究实际采用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共有11个自评条目，采用五级记分法，将所回答的问题的得分累加成总分，分数越高说明感知到的社会支持程度越高。具体而言，家庭支持维度共有四个题项：（1）你的家人能给你所需要的帮助吗？（2）你能从家人那里获得情感温暖吗？（3）你有困难时会向家人求助吗？（4）你的家人会耐心帮助你解决问题吗？该分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790。朋友支持维度由四个题项构成：（1）你能与朋友们讨论自己最近的困难吗？（2）在发生困难时你可以向朋友们求助吗？（3）你的朋友们能给你所需要的帮助吗？（4）你的朋友们会与你分享快乐和忧伤吗？该分量表Cronbach’s α为0.783。其他支持维度设置了三个题项：（1）在你遇到困难时会有家人、朋友以外的人给予你帮助吗？（2）你能够与家人、朋友以外的人分享快乐与忧伤吗？（3）你会得到家人、朋友以外的人的情感关怀吗？该分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775。

3. 孤独感

对因变量孤独感的测量主要借鉴被广泛采用的UCLA孤独感量表第三版（Chen & Weiss，1973）。考虑到老年人理解能力与注意力的特殊性，本研究对量表中的题目进行了筛选调整，优化后的孤独感量表共包含14个题项。题项设置分为5个等级，部分题项采用反向计分，得分水平与孤独感呈正相关关系。部分题项列举如下：（1）你与周围人相处融洽吗；（2）你想出去玩的时候会找不到伴吗？（3）你觉得和你联系密切的亲朋好友值得信赖吗？（4）你会感到自己的兴趣、想法与周围的人不一样吗？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5。

（三）数据处理与分析

本研究利用SPSS 26.0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首先，对关键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其次，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探讨微信社群主客观参与度对不同来源社会支持的影响，以及不同来源社会支持对孤独感的影响。最后，采用偏差矫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方法，检验不同来源社会支持在城市空巢老人微信社群参与和孤独感之间的中介效应。

四

研究结果与发现

（一）变量描述

通过对变量进行统计分析，获得城市空巢老人微信社群主客观参与度、不同来源社会支持与孤独感的均值和标准差，如表3-b所示，样本城市空巢老年人的主观参与程度较高，同时呈现出中间偏上的社会支持程度和较低的孤独感。

（二）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预先检查了两两自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确认所有相关系数值均保持在0.7以下，有效排除了多重共线性对结果的潜在干扰，各变量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见表4。

（三）微信社群参与和老年人孤独感

为检验空巢老人微信社群参与是否对孤独感产生直接影响，本研究将人口统计学变量和微信参与度纳入分层回归模型（参见表5）。Model 2在Model 1的基础上加入了微信社群客观参与度与主观参与度的相关变量后，F值变化呈现出显著性（p<0.05），R2值上升到24.7%，说明微信社群参与度相关变量显著地改进了模型，对孤独感有显著影响。其中，客观参与度的指标，微信群参与数量对孤独感产生显著负向影响（B=-1.012**），常联系亲友数量并不会对孤独感产生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微信社群使用时长对孤独感产生显著正向影响（B=1.519**），即微信社群使用时间越长，空巢老人孤独感增加风险越高。微信社群主观参与度对孤独感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关系（B=-0.405*），说明其能够有效缓解空巢老人的孤独感。因此H1a没有得到支持，H1b得到支持。

（四）不同来源社会支持在微信社群参与和孤独感间的中介效应

为检验不同来源社会支持在微信社群和孤独感间的中介效应，研究首先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探究微信社群参与度对不同来源社会支持的影响，对城市空巢老人的人口统计学变量进行了控制，参见表6（限于篇幅，表格仅报告了加入微信社群主客观参与度后的模型参数）。具体来看，微信群参与数量会对朋友支持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关系（B=0.512*），因此，H2b得到部分支持。在微信社群参与度对其他支持的影响方面，加入了微信社群主客观参与度后，模型的R2值上升到5.4%，F值变化呈现出显著性（p<0.05），因此， H2c得到支持。但具体来看，微信社群参与度的各个维度并没有对其他支持呈现出显著性影响。

其次，对本研究在表6所示分层回归的基础上加入不同来源社会支持，并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和微信参与度变量，表格仅报告了加入社会支持后的模型参数（参见表7），F值变化呈现出显著性（p<0.01）， R2值上升到27.5%，意味着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变量加入后对模型具有解释意义。具体来看，家庭支持与其他支持对城市空巢老人的孤独感没有显著影响，而朋友支持对孤独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B=-0.279**），即朋友支持程度越高，城市空巢老人孤独感越低。因此， H3a和H3c未得到支持， H3b得到支持。

综合上述分层回归模型报告可知，微信社群参与仅对朋友支持具有显著影响，且朋友支持对城市空巢老人孤独感具有显著缓解作用。这同时宣告了家庭支持和其他支持中介作用的失效，即H4a和H4c没有得到支持。鉴于此，本研究仅对朋友支持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将微信社群参与度中微信社群数量作为自变量，将孤独感作为因变量，朋友支持作为中介变量。图2呈现了朋友支持在微信社群参与数量和孤独感之间的中介效应。在95%置信区间下，微信群参与数量→朋友支持→孤独感这条路径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为[-0.046，-0.003]不包含0，中介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中介效应占比为9.638%，且中介效应与直接效应同号，表明朋友支持在微信社群数量对城市空巢老人孤独感的缓解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H4b得到部分支持。

至此，本研究中提出的所有研究假设均已完成检验，表8呈现了所有研究假设的检验结果。

五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主要考察了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他支持在微信社群参与和城市空巢老人孤独感间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三种来源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存在差异：朋友支持在城市空巢老人微信社群参与和孤独感之间起到了显著中介效应，家庭支持和其他支持则没有起到中介作用。据此可以得出：空巢老人通过微信社群参与感知到的朋友支持越高，其在微信社群参与过程中体会的孤独感越低。此外，城市空巢老人微信社群参与的主观参与度对孤独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客观参与度各指标中，只有微信群数量对孤独感缓解具有显著负向作用，参与时长反而加深了孤独感。

（一）守望相助：朋友支持有效中介的生成逻辑

朋友支持超越家庭支持成为城市空巢老人微信社群参与和孤独感间的重要中介因素，概源自空巢老人的家庭陪伴缺位和老年人自主朋友选择等因素交织下的逻辑耦合。首先，空巢老人面临的家庭纽带弱化甚至断裂困境，是其倾向于依附朋友支持的主要原因。子女提供亲情陪伴和精神慰藉的能力有限，但地缘贴近性与友缘契合性却使得老年朋辈群体间更能及时有效提供帮助，从而形成良性互动。伴随社会活动的减少，空巢老人对朋友的依赖性逐渐增强（郭燕青，郑晓，潘晓洁，郑建中，张持，2017）。其次，相比家庭关系，同龄人之间的友谊体现着平等主体间的社会资源交换，从而更能有效提升个体自我价值意识、尊严感及获得感，对心理状态产生积极影响（Nicolaisen & Thorsen，2017）。此外，“原生”家庭的支持也并非老年人可以自由选择的，家庭微信社群的互动质量事实上难以保证，相比之下，交友活动却具有更多自主选择权，这也进一步助推了空巢老人的同辈依赖。

值得注意的是，在微信群数量和空巢老人孤独感间，朋友支持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这与前述研究结果相契合：微信群数量不仅能通过直接效应影响空巢老人孤独感，也能通过朋友支持的中介作用来实现。该结果亦说明微信群数量缓解老年人孤独感的作用途径并不唯一，当微信社群数量足够多时，异质性社群参与带来的知识互补和信息共享效用得以发挥，有助于提升个体认知，丰富其思想活动与精神生活，即使不获得朋友支持，也能缓解老年人孤独感（唐丹，邓雨萌，胡清，2022）。

（二）区隔与固化：家庭支持和其他支持的弱化

家庭支持在空巢老人微信社群参与和孤独感间没有起到中介作用，这似乎违背了老年人对家庭依赖最深的传统认知，但背后原因并非无迹可寻。一是家庭对空巢老人精神关怀的现实缺失。对多数城市空巢老人而言，物质保障尚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生活照料的不足，然而情感层面的家庭支持缺口则是其他支持无法填补的。现实中，家庭关系的疏离，往往导致空巢老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孤独、落寞、焦虑等消极情绪，甚至引发自杀悲剧（周湘莲，周勇，2014）。二是老年人社群互动方式偏好。与使用社交媒体联系朋友、扩展社交网络行为相对，老年人更倾向于面对面与家人互动（Lindley，Harper & Sellen，2008），这种行为偏好反过来抑制了社交媒体在增进家庭支持方面的价值发挥（Gibson，Moncur，Forbes，Arnott，Martin & Bhachu，2010）。虽然微信社群参与能够突破空间藩篱满足一定程度的基本家庭交流，但更多复杂的情感难题仍难通过狭小的电子屏幕精准传达。物理空间的区隔，极大阻碍了子女提供精神抚慰和生活照料的可能，与家人在微信社群短暂地联系后，空巢老人可能衍生更为强烈的现实孤独感。三是微信社群交往内容与方式的差异。在朋友群内，对话往往基于双方共同兴趣，自由的讨论氛围和轻松娱乐的互动模式，带来更多支持效用（Zheng & Chen，2020）。然而，报喜不报忧的传统代际相处模式，使得老年人在家庭群中总是选择将消极情绪隐藏（班涛，2020），展现更为积极独立的形象，阻碍了情感交流的深度。同时，家庭微信群成员往往由几代人构成，面对后辈，老年人更倾向于通过“印象管理”和“表演”来保持尊严，而达到这个目的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减少交流频率（王炎龙，王石磊，2021），这不可避免地弱化了微信社群参与与家庭支持的关联效果。

其他支持在微信社群参与和孤独感间的中介作用羸弱，可能源自老年人自身选择与社会保障的双重制约。一方面，依据社会情绪选择理论，伴随年龄增长，人们更倾向于减少外围互动而维持与亲密之人的关系（刘婵君，贾晓萌，林泳淇，2021），老年人将主要精力放在参与具有亲密关系的初级群体活动（黄俊，杨瑞锦，2022），留给其他社会支持的作用空间本就不多。另一方面，相对于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快速深化，城市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尚不完善（邓大松，张晴晴，2019），加之其他支持来源多重复杂，导致许多线下关怀尚难映照到线上微信社群之中。

（三）弥合与联动：构建多元互助的社会支持体系

家庭支持中介作用的乏力并不意味着子代奉养的消弭，但代际关系的逐渐疏离却是不争的事实。同时，异地生活常态化带来的空巢家庭代际连接障碍也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难题。如何在物理空间割裂的情况下，通过线上方式弥合家庭支持亟待汇聚智识，相关研究与实践探索提供了初步答案。借助智能家居系统、智慧养老设备，家庭成员在生活照料、健康管理、情感关怀等方面的支持深度和广度得以拓展（刘婵君，李爽，郭锦言，2023）。虽然相较于具身性的情感慰藉，通过智能设备进行陪伴代偿仍显不足（王清华，郑欣，2022），但暂时性的缺位填补，起码能在一定程度上中和物理空间的疏离。

空巢老人的社会支持体系不能仅仅依靠朋友支持，因为单一来源的情感纽带一旦断裂，在没有其他来源支持作为支撑的前提下，很容易导致更多心理问题的激增。同时，朋友支持的背后也难掩隐患：一方面，老年朋辈间的向上社会比较可能导致消极自我评价（杨淑芳，张朋柱，2022），特别是在面对非空巢同伴“承欢膝下、尽享天伦之乐”时会心理落差；另一方面，传播的低门槛和监管的滞后容易导致微信群虚假信息和谣言泛滥，基于对朋友的信任和信息甄别能力的不足，老年人的微信朋友圈、朋友群常常成为谣言重灾区（邓香莲，2021）。

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不可偏废，要充分整合不同资源，构建线上线下相联动、多元互助相协调的社会支持体系，从而降低老年人对微信社群中单一支持的依附性，让虚拟交往发挥最大社会价值。不少老年人认为，相对于虚拟在场的人际互动，长时间、专注地面对面沟通更有价值（Lindley，Harper & Sellen，2008）。因此，要充分认识到线上和线下社交平衡的重要性（Brandtzæg，2012），避免老年人陷入线上活跃、线下落寞的境地。此外，相较于其他老年群体，空巢老人更需要政府、社区层面的其他支持以弥补家庭支持的萎缩。因此，要厘清社会支持体系相关利益主体权责，强化政府主导作用，提供更完善的制度保障，同时激活社会力量，发挥多元主体作用，完成社会支持从单一失衡到多元均衡的跨越。

（四）关涉微信社群参与的若干其他发现

为进一步明晰空巢老人微信社群参与和孤独感的关系，仍有几个问题需要探讨。首先，微信社群的主观参与度何以纾解孤独感？这一结果在现实层面并不难理解，作为更深层次的内容交往，主观参与度的实现需要倾注更多情感与心血，也势必依赖更加积极的参与态度。这种积极的在线体验可能会强化和提高老年人的自我效能感（Erickson & Johnson，2011）与获得感（Green-Hamann，Campbell Eichhorn & Sherblom，2011）。更进一步，这些自我效能感与获得感在老年人情绪感受上的投射之一，就是孤独感的减少。相比之下，如果仅采取潜水、浏览信息等客观参与行为，则不需要更深层次情感融入，也就难以对孤独感的缓解发挥更多效力。

其次，微信社群参与时长为何反而加重空巢老人的孤独感？可能的解释是：过长的在线互动可能会抑制现实社会交流和关系接触（Wright & Bell，2003），导致微信社群参与对孤独感的缓解乏力。另外，长时间沉浸于微信社群中，可能会使信息素养水平较低的空巢老人面临信息过载、认知冗余、社交焦虑等困境（赵栋祥，马费成，张奇萍，2019），形成一系列负面效果，反而无法摆脱孤独感。

最后，常联系的亲友数量何以对孤独感没有影响？这一发现，与微信群数量能够有效缓解孤独感看似矛盾实则并不冲突。微信社群不需要花费过多时间精力去维系，交流成本相对较低。但维系亲友更强调情感与时间的投入，随之而来的联系冗余、情感波动与身体乏力，可能导致老年个体的情绪陷入复杂状态。这也提示我们，减少不必要的社交、维系高质量的陪伴是缓解空巢老人孤独感的应然选择。

六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过程虽力求严谨，但仍有不足之处。首先，由于研究样本年龄范围的扩大有利于获得更具普遍性的结论，且高龄老年人独居比例明显更小（王跃生，2014），因此，为提出更具前瞻性的政策建议，本研究将样本范围扩展至55周岁以上的城市空巢老人。但是，这种样本选择倾向，可能会导致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更接近年轻老人的活动特点，而弱化了对年长老人社交活动的关照。其次，本次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为典型的横截面数据，虽然利用横截面数据开展研究已经被广泛接受，但仍存在无法准确评判相关因素影响程度与因果关系的弊端。老年群体微信社群参与和心理状态变化均属动态发展过程，并且具有明显的个体差异性，未来研究可以借助参与式观察、追踪调查等方式，获取更精细的研究结论。另外，虽然在调研过程中也同时采用了深度访谈，但由于访谈样本代表性和数量的不足，最终未能得出有价值的结论，后续研究将着力提升访谈数量与质量。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4年第9期。

本期执编/肖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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