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命救下25万中国人的德国商人，晚年穷困潦倒，中国：我给你养老

“您是十几万人的活菩萨......”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正处于连绵不断的战火之中，日本在中国犯下无数滔天罪行。

身为德国人的拉贝却坚持留在中国守护中国百姓。

对于这位恩人，中国百姓用最朴实的语言去赞美他。

83年后其孙子面对疫情向中国求助，我国更是毫不犹豫对其进行支援。

拉贝在中国都做了哪些事，让我国的老百姓对这位德国人有如此高的评价呢？

与中国的缘分

1908年，26岁的约翰·拉贝通过西门子公司的海外招聘计划首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这次来华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他多年来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和在商业领域发展的抱负。

初到中国时，拉贝被分配到负责公司的进出口贸易业务。

在西门子公司工作期间，拉贝展现出了卓越的商业才能和管理能力。

他不仅精通业务，更注重与中国同事和客户建立良好的关系。

他学习中文，深入了解中国的商业习惯和文化传统，这使他在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经过多年的努力和积累，拉贝在1931年被任命为西门子南京分公司总经理。

在南京期间，他不仅扩大了公司的业务范围，还积极参与当地社会活动。

他的家成为了南京外国人社交圈的重要场所，经常邀请中外友人聚会，促进文化交流。

在华30年间，拉贝目睹了中国从清末到民国的重大历史变迁。

他亲眼见证了社会变革，这些经历让他对中国的命运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他在日记中多次表达对中国发展的关注和期待，并对日本对华侵略表示深切忧虑。

拉贝对中国的感情远超过一般外国商人。

他不仅关心业务发展，更关注中国的社会进步。

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救援行动

1937年11月，日军逼近南京，局势日益危急。

拉贝毅然决定留下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不能在这个危难时刻抛弃我的中国朋友和同事。"

意识到局势的严峻，拉贝与其他留守的外国人迅速行动起来。

他们于11月22日组建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拉贝被推选为主席。

这个委员会的成立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为后续的大规模救援行动奠定了组织基础。

委员会成员包括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德国商人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等人。

他们分工合作，利用各自的资源和影响力为难民提供庇护。

拉贝充分利用了自己作为纳粹党员的特殊身份。

当时，日本与德国是同盟国，拉贝的纳粹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日军的尊重。

他巧妙地利用这一点，多次直接与日军高层交涉，要求停止屠杀平民。

他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多次挺身而出阻止日军。

有一次，当他看到日军准备枪杀一群中国平民时，他毫不犹豫地站在枪口前。

用德语大声喊道："你们不能这样做！这些都是无辜的平民！"他的勇气和坚定让日军士兵不得不退却。

拉贝还利用自己的住所设立了一个临时避难所。

他将自己位于南京鼓楼下的宽敞住宅开放给难民，最多时同时收容了超过600名中国平民。

他不仅为这些难民提供食物和住处，还尽力保护他们的安全。

当日军士兵企图闯入他的住所时，他总是挺身而出，用流利的日语和德语与之交涉，成功地保护了许多生命。

此外，拉贝还积极与国际社会联系，通过各种渠道向外界报告南京的真实情况。

他给德国大使馆和纳粹党总部写信，详细描述了日军的所作所为，希望通过外交途径制止这场屠杀。

具体救助措施

他们在南京城内划定了一片约3.86平方公里的安全区，迅速建立起25个难民收容所。

这些收容所分布在教堂、学校、仓库等建筑物中，每个收容所都配备了专门的管理人员和志愿者。

拉贝亲自参与制定了详细的管理制度，包括人员登记、卫生防疫、食物分配等各个方面。

面对涌入安全区的25万难民，安置问题成为最大的挑战。

为了维持秩序，他们组建了难民自治委员会，由难民代表参与日常管理，这种自治模式极大地提高了管理效率。

物资供应是另一个重大难题。拉贝利用自己的商业网络和国际关系，多方筹集物资。

他与上海、香港等地的援助组织建立联系，协调组织物资运输。

在最困难的时期，他甚至开放了西门子公司的仓库，将库存的粮食和生活用品分发给难民。

为确保公平分配，他建立了严格的配给制度，优先保障老人、儿童和孕妇的基本需求。

考虑到女性难民面临的特殊威胁，拉贝特别设计了一套妇女保护系统。

他在收容所内设立专门的妇女区，由女性志愿者负责管理。

为了防止日军侵犯，他们采取了多项措施，如在妇女区外张贴德国国旗，派人24小时值守，发放特殊证件等。

当发现日军士兵企图侵犯妇女时，拉贝常常亲自出面交涉，用自己的身份震慑对方。

同时，拉贝深知记录这段历史的重要性。

他随身携带照相机，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了大量记录日军所作所为的照片。

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真实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惨状，成为后世了解这段历史的重要证据。

此外，他每天都详细记录日记，记载了日军的行为和难民的苦难。

回国后的遭遇与中国人民的回报

约翰·拉贝在南京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结束后，回到德国却遭遇了一系列不幸。

1938年2月底，拉贝带着大量记录日军的照片、影片和日记返回柏林。

原本期望能够通过这些证据唤起德国对日本的关注。

可是，当他试图向希特勒汇报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时，不仅遭到拒绝，还被盖世太保严密监视。

由于拉贝的纳粹党员身份，战后他立即成为盟军调查的对象。

1945年5月，苏联红军占领柏林后，拉贝被逮捕并接受审讯。

尽管他反复解释自己在南京的人道主义行为，并出示了大量证明材料。

但作为前纳粹党员的身份仍然给他带来了巨大困扰。

经过长达数月的审查后，虽然最终证实他确实从事过救援活动，但他的地位和社会声誉已经严重受损。

战后的德国百废待兴，拉贝的生活陷入了极度困顿。

他失去了在西门子公司的工作，积蓄在战争中也所剩无几。

1946年的一份调查记录显示，拉贝一家当时居住在柏林郊区一间简陋的地下室里，靠着微薄的救济金度日。

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不得不变卖家中仅存的值钱物品来维持生计，有时甚至连基本的食物都无法保证。"

更令人心酸的是，由于身份敏感，许多老朋友都刻意与他保持距离，使他陷入了社交孤立。

长期的营养不良和精神压力严重影响了拉贝的健康。

1946年底，他开始出现严重的心脏病症状。

由于无力支付医疗费用，他的病情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持续恶化。

1947年初，他曾在日记中记录："我感觉自己的生命正在逐渐流失，但更让我痛心的是无法完成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整理工作。"

这段时期，拉贝始终没有放弃整理南京期间的文献资料。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仍坚持记录和保存相关档案，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让世界了解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恶劣的生存环境和持续恶化的健康状况严重影响了这项工作的进展。

中国人民的援助

1948年，当南京民众得知拉贝在德国的困境后，立即展开了感恩援助行动。

这场由普通市民自发组织的援助活动，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

在当时百废待兴的南京，民众克服重重困难，仅用两个月时间就募集到了一亿元。

这一数额虽然因通货膨胀影响实际购买力有限，但其象征意义却极其重大。

南京市政府和民间组织成立了专门的"拉贝援助委员会"，负责统筹援助事宜。

很多曾在安全区得到庇护的难民，听说拉贝先生遇到困难，都纷纷解囊相助。

有些贫困家庭虽然拿不出钱，却带来了自家种的粮食和蔬菜。

从1948年下半年开始，南京方面通过外交渠道，每月定期向拉贝寄送生活必需品。

这些物资包括大米、面粉、食用油等基本食品，以及中国特产的茶叶、中药材等。

为确保物资能安全送达，援助委员会特别设计了严密的运送方案，通过瑞士红十字会等国际组织进行转运。

拉贝在收到第一批援助物资时写道："中国朋友的慷慨相助让我深受感动，这些来自远东的温暖让我重新看到了希望。"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中国方面还为拉贝提供了长期的养老保障方案。

南京市政府承诺，只要拉贝愿意，随时欢迎他回到南京安度晚年。

援助委员会还专门在南京准备了一处住所，配备了医疗保健人员，以备拉贝回访或定居之需。

虽然由于健康原因拉贝最终未能重返南京，但这份诚意深深打动了他。

援助行动一直持续到拉贝去世。期间，南京民众还多次通过书信和照片，向拉贝传达他们的思念之情。

1950年，当得知拉贝去世的消息后，南京的老人们自发组织了祈福活动，很多人甚至在家中供奉了拉贝的照片。

这种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超越了国界、种族和意识形态的界限，展现了人性最美好的一面。

这场持续多年的援助行动，不仅改善了拉贝晚年的生活条件，更重要的是给予了他精神上的慰藉。

它证明了善行终有回报，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知恩图报的高尚品格。

这段历史至今仍被传颂，成为中德人民友谊的重要见证，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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