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的政治讽喻诗不多

古代的政治讽喻诗不多，并不是诗人们不能写，而是写出来不一定能发表，不一定能流传，也就没必要写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诗歌起源于生产劳动，来源于生产劳动中的呼喊，来源于生产劳动中的节奏，题材广泛，似乎什么都能写，什么都能说，没人管。可是，到了社会形态形成之后，有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诗歌就形成了一定的等级。汉代有乐府机关，乐官们要到民间采集诗歌，编订成《乐府诗集》，虽然语言古朴，节奏比较松散，但可以供人们欣赏，可以流传，但其中的政治讽喻诗很少，基本上被乐官们剔除了。更古老的《诗经》有讽刺统治阶级的政治讽喻诗，并没有被统治阶级剔除。或许，当时社会战乱频仍，统治阶级无暇审核文学创作，无法控制作者的写作，也就轻松放过了《诗经》的编订和流传。《诗经》中不仅有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写照，而且有劳动者愤怒的呼喊，有对统治阶级的鞭挞，还有对国君娶了自己妹妹的辛辣讽刺。倘若这样的政治讽喻诗出现在秦汉时期，就是不可思议的。秦汉时期不可能出现太多的政治讽喻诗，因为秦代的严刑酷法限制了诗人们的写作，以至于秦代只出现了一个有成就的文学家，就是李斯。汉代的主流文体是赋，大赋铺张扬厉，喜欢吹牛，小赋抒情见长，却并不会讽刺，也不会和政治有什么关系。后代诗人有写生活现状的，写了天灾人祸之后，民不聊生的状况，即便讽刺国君，讽刺政治模式，也不会被追究责任。因为当时社会比较乱套，国君并不会追究诗人们的责任。

到了唐代，诗歌出现了繁荣局面。很多诗人写伤春悲秋，写离情别绪，写思乡怀远，却一样也不关乎政治，不关乎讽喻。诗歌美则美矣，却没有太多的现实意义。人们读这样的诗歌多了，就会产生审美疲劳。诗歌本身就是审美的，很多同样题材的诗歌只是变换了语言，却并没有多少创新，没有多少揭露现实的勇气，也就只能流于庸俗。当这样的诗歌变多之后，就会形成一定的数量，具备压倒性优势。虽然文学作品并不是越多越好，但文学作品达到一定的数量，就会混淆视听，让人们看到的都是同样类型和内容的作品，也就可以改变人们的思想了。尤其是诗人们大多是官员，享受国家的俸禄，过着优游卒岁的生活，有时间琢磨诗律和诗艺，可以在做诗的技巧方面精雕细刻，不仅出现了乐府、绝句、古体诗、律诗等，而且出现了五言和七言的诗歌形式，出现了题材和韵律方面的创新，但在政治讽喻诗方面却乏善可陈。除了白居易写了大量政治讽喻诗，其他的诗人大多不敢写，并不是不能写。

当诗歌成为主流文体的时候，皇帝也会附庸风雅，会带头写诗，只不过写一些描写春花秋月等内容的诗歌，不然就是纯粹抒发豪情壮志，却不会写政治讽喻诗。他们不可能自己讽刺自己，有可能讽刺整个官僚系统，而是会用诗歌抒发个人的小情绪，当然也就显得境界狭窄了。但权力系统没有明说，没有说诗歌可以“哀民生之多艰”，而是带头写个人小情绪，当然也就带了一个不好的头，很容易让人陷入狭隘的写作境地。诗歌本身不是不能写真实的社会生活，不是不能展现政治生态，也不是不能用讽喻的手法来写，而是要受到权力系统的制约，不能随便写，更不能“吃谁打谁”。毕竟，绝大多数诗人都是官员，处在权力系统内部，不能一边享受权力带来的好处，一边讽刺权力系统。他们会自觉维护权力系统的利益，维护这种利益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写作政治讽喻诗的诗人大多被权力系统打压，最终在仕途上一蹶不振。失去了权力系统的庇护，他们似乎能够吸取教训，不敢再写下去了，以免再次遭受打压。

白居易写了很多政治讽喻诗，最终还是被贬官，仕途蹭蹬，不会有加官进爵的可能了。毕竟，人的一生比较短暂，在仕途的日子不会太长，倘若诗人写了政治讽喻诗，被权力系统忌惮，被贬官了，就等于拿着自己的前途开玩笑，书生时期的苦读功夫也就白费了。做了官员，就等于进入权力系统内部，享受荣华富贵，就要维护权力系统的利益，没事的时候写诗作词，吟咏性情，不失为一种休闲，但对社会发展没什么用，只能算是一种美学追求的体现，用文字表达出来，就算是文学作品了。而写政治讽喻诗的大多关注民生，真以为“民贵君轻”，也就犯了“政治幼稚病”。儒家道德被统治者改造之后，“民贵君轻”的思想已经被剔除干净，代之而起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是迷信皇帝是真龙天子那一套。如此一来，权力系统已经形成，被改造的儒家道德为统治阶级服务，连同文学作品都被改变了，变得远离政治，远离功利，远离世俗，成了纯粹审美性的作品，连同皇帝也来凑热闹。如此一来，诗歌就成了官僚们的玩物，只是吟咏性情，抒发个人情绪，却与家国叙事无关，与政治讽喻无关。

越是战乱时期，权力系统的管控越松散，很容易产生家国叙事内容的诗歌，也很容易产生政治讽喻诗，只是这样的诗歌并不多，不受权力系统的待见，当然也就不会有太多流传下去了。即便到了现在，政治讽喻诗也不多，不但不多，而且诗歌整体出了问题，以至于很多人都不读诗了，至于政治讽喻诗，早已经湮没无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