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赫鲁晓夫的一部内部讲话被曝光，他称中国人为“黄祸”

纵观中苏关系演变，1949年至1956年是公认的两国关系“亲热”期，尤其是赫鲁晓夫于1953年9月上台后，还将两国关系发展推向了新的小高潮。

为了快速获得我党的支持与认同，当年赫鲁晓夫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支援可谓“大手笔”，比斯大林更大方的他，不仅亲自签署中苏著名的“156个重点项目”，对于先前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也加以改正。

如此祥和的局面仅仅持续了2年，1955年，来自苏联外交的一部内部讲话被曝光，自觉站稳脚跟的赫鲁晓夫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

原来，在接待联邦德国总理过程中，赫鲁晓夫别有用心地将中国人比喻为“黄祸”，在他眼中，中国是极度危险的，世界各国都需要提防来自中国的威胁。

可想而知，在中苏“亲热”期曝出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如此讲话，对于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伤害有多深，对两国关系发展又有多不利，这件事也成了毛主席口中“中苏分歧是从1955年开始的”一项重要根据。

在这里，笔者需要先为大家解释一下何为“黄祸”，出自“黄祸论”，曾有3种说法比较盛行。

其一，中国人口众多，可以此侵袭西方。

其二，日本和中国可以联手侵袭西方。

其三，日本可以率领中国侵袭西方。

如此论断产生于白种霸权在全球范围迅速膨胀的历史阶段，雄霸世界的西方列强居然对被其蔑视的黄种人产生了一种莫名恐惧，进而演化出一套“黄祸论”，从本质来看，不过是帝国主义之间博弈的修辞，与中国毫无关系。

了解了“黄祸”的概念就会发现，赫鲁晓夫称中国人为“黄祸”就是一种诋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从未做过侵犯他国主权的行径。

值得深思的是，赫鲁晓夫不会平白无故在严肃的外交场合如此中伤盟友，还是对苏联极为重要的中国，他的如此论断到底是因何而来？

想要解答这个问题，还要从历史渊源、个人经历等多个维度去考量，赫鲁晓夫口中的“黄祸”恰恰是这些维度的交叉点，也就是问题的答案。

这里提到的历史渊源，可以视作中华民族与俄罗斯民族不同的发展历程。

长久以来，中华民族始终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民族精神，我党在建国后的一系列重要决策都突显了对于独立自主战略地位的重视与捍卫。

反观俄罗斯民族，曾在近400年时间里在欧亚两大洲大肆扩张殖民帝国，以此形成的大俄罗斯主义，本质上就是对领土扩张、政治压迫、经济掠夺、文化压制同化的认同与捍卫，哪怕到了苏联时期，这些民族主义依然存在。

源于两者近乎截然相反的差别，从中苏建交开始，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也就不自而然地发生了，赫鲁晓夫恰恰也是重要的见证者之一，最能突显出中华民族与俄罗斯民族价值观冲突的一件事正是毛主席的首次访苏之旅。

1949年末，毛主席初访莫斯科就让苏联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看到了新中国对于国家主权与尊严的绝不让步，还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决心。

长达70多天的谈判，两国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毛主席坚持、斯大林妥协的结果，中国因此收回旅顺港、中长铁路，两国商定于1952年底由中国全部收回在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失去的主权和利益。

从那之后，斯大林打心里认定毛主席就是“半个铁托”，等到赫鲁晓夫上台后，他心中对于毛主席的认知应该是“超铁托”，归根结底，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人让赫鲁晓夫见识了什么才是对大俄罗斯主义真正的反抗。

由此可见，即便新中国没有侵犯苏联的主权完整，就算是捍卫自身主权完整，因为侵犯到了苏联的既得利益，在赫鲁晓夫眼中也成了“十恶不赦”的存在，他骨子里对大俄罗斯主义的认同，将中国人称为“黄祸”也就很好解释了。

此外，诋毁中国人这一举动还暴露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俄罗斯民族爱走极端与情绪化严重这一极端特点，赫鲁晓夫作为地道的俄罗斯人，主政期间面对中国屡屡展现出他的极端性与情绪化的个性特征，诋毁中国人为“黄祸”恰恰是他对新中国撕下伪善遮羞布的开始。

从那之后，为了发泄对我党的不满，赫鲁晓夫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诋毁我党及毛主席，终究成了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重要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