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黄百韬兵团十万人渡河为何不架浮桥？不是因为昏了头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结束，位于碾庄的黄百韬第七兵团被全歼。几天后，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接见了从碾庄化装逃回的第七兵团25军副军长杨廷宴。狼狈逃脱的杨廷宴向杜聿明回忆了黄百韬死前对他说的“三不解”：“我为什么那么傻，要在新安镇等待44军两天？我在新安镇等待两天之久，为什么没有在运河上架设浮桥？李弥兵团既然要向东进攻救援我，为什么当初不在曹八集附近掩护我西撤？”

号称“常胜将军”的黄百韬为何没有在运河上架设浮桥，难道真像电影《大决战》中所说，他“昏了头”吗？

黄百韬“三不解”：为何两天不架浮桥？

1948年11月6日解放军发动淮海战役后，感到大祸临头的黄百韬第七兵团虽然不顾一切地向徐州撤退，但仍于10日被解放军包围在碾庄圩。顽抗了12日后，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被全歼，黄百韬自戕丧命。

据从碾庄逃脱的第七兵团25军副军长杨廷宴向杜聿明报告：“当时黄百韬见情势危急，决定带一部分人向西突围。黄司令官走到一个茅棚附近，只剩我们两个人，见四面皆有解放军包围，无法再走，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写上‘黄百韬和杨副军长廷宴尽忠报国’几个字交给我，然后自己举枪自杀，但是当时并未断气，我又加了一枪。黄司令官死后我正在哭，解放军过来盘问我，我说：‘我是伙夫，死了的是伙夫头，是我哥哥。’于是解放军就帮助我将黄司令官掩埋了。”

电影《大决战》中的黄百韬。

杨廷宴回忆，黄百韬死前还对他说了“三不解”：“我为什么那么傻，要在新安镇等待44军两天？我在新安镇等待两天之久，为什么没有在运河上架设浮桥？李弥兵团既然要向东进攻救援我，为什么当初不在曹八集附近掩护我西撤？”

关于黄百韬的“三不解”，在南京政府高级将领徐永昌的日记中也有所记录。徐永昌在1949年1月10日的日记中记录：据萧毅肃次长报告，黄百韬自杀时，自云有三恨：（一）未为架桥梁。（二）只因等待王泽浚之四十四军，致为敌截阻。（三）李弥军不应撤走（此层实因冯治安军一部叛变，不得不调李，所以徐州之败北，冯部叛变实为其关键）。

电影《大决战》中，生动还原了黄百韬第七兵团没有架设浮桥，导致大军拥塞在铁路桥上的片段。

片中不仅黄百韬在看到麾下部队拥挤在铁路桥上时，懊悔地说：“为什么我这么愚蠢，在新安镇等九绥区的部队整整等了两天，这两天当中，竟没有想到在运河上架上几道浮桥？”还借粟总之口对此进行了评论：“他十万人马如果撤退，只靠一座铁路桥，怎么可能呐，除非他昏了头啊。”

来自粟总的“昏头”实锤。

黄百韬并非黄埔系出身，却能跻身兵团司令官高位，成为中原战场国军悍将之一，想必不是庸碌之辈。那么，他究竟为何没有再按照常规操作，在运河上架设浮桥，导致最终断送了自己和整个兵团呢？

被逼垫后，一百军硬留架桥纵队

首先，黄百韬从来没有“忘记”过架设浮桥。

跟随黄百韬多年的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在《黄伯韬的起家和败亡》一文中明确回忆，黄百韬曾下达过架设浮桥的命令。

据陈士章回忆，当时黄百韬兵团共辖有二十五，六十三、六十四、一百等四个军，又临时指挥第四十四军，五个军同走一架运河铁桥，先不用说要多少天才能过完，而且长径太长，无法应战。所以黄百韬决定部署如下：（一）架桥纵列先在铁路桥北方架一平行的浮桥，勾通河两岸的公路。（二）令二十五军派一部占领牛山，掩护四十四军先行撤退，尔后担任对东方的警戒。（三）令一百军占领炮车，对北警戒，掩护六十三、六十四、四十四等三个军通过运河。

黄百韬

但是，因为当时情况已经十分紧张，且新安镇北面重镇郯城已失，各军都有了自己的小算盘。首先是被安排垫后的一百军军长周志道坚决要求架桥纵列归他指挥，并且要先在炮车以西的小河上架桥，才能在撤退时方便，否则不敢占领炮车，担任掩护。六十三军军长陈章也自请由窑湾渡河，以免共走一个铁桥，拥挤不堪。

于是，在尴尬的拉扯中，黄百韬变更了部署：（一）第二十五军先以四十师占领牛山，掩护四十四军撤退，务须于十一月七日以前通过运河，使二十五军得于十一月八日以前通过铁桥。（二）第一百军占领炮车，担任对北掩护，十一月十日兵团主力退过运河后，始能撤退。（三）第六十三军即由窑湾向碾庄撤退，并任兵团右侧背掩护。（四）第六十四军尽先通过运河铁桥，在碾庄东端占领阵地，策应第六十三军的渡河……

根据新的部署，此时架桥纵列应该已经归一百军军长周志道指挥，且浮桥的位置也由铁路桥北方变更为炮车以西的的小河上。

没有浮桥的黄百韬只能眼看着部队拥挤在运河铁桥上。

第六十三军在窑湾的行动也可以印证这一点，据六十三军地152师少将副师长黎天荣和152师456团团长李友庄回忆，当时六十三军曾派麾下两个师的工兵连为先遣队，到窑湾征集民船架设浮桥，为全军渡河做准备，而之所以只有两个工兵连，是因为军工兵营已经被兵团部调用了。

另外，陈士章回忆中关于六十三军军长陈章自请由窑湾渡河一事，时任少将战地视察官的李以劻回忆，陈章并非自己愿意走窑湾，而是不得已而为之。

李以劻回忆11月6日下午，他曾在第七兵团司令部遇见陈章，作为同乡兼陆大同学，陈章一见面握着他的手不放，说：“这次见面，我们要永别了，我是替死鬼呀。林湛有病走了，要我来接（林湛原是该军军长，一个月前调任，由陈章继任军长）。现在敌人从南北两面来包围我兵团，黄司令官要我军从窑湾渡河，这样做全军危险。我非死不可呀！”果然，几天后，准备由窑湾渡河的陈章六十三军被解放军包围全歼，陈章以手枪自戕。

不过，黄百韬和陈章都已兵败身死，究竟六十三军为何要到窑湾渡河，真相已无从查知。

刘峙无能，徐州工兵团按兵不动

黄百韬手中没有了架桥的工兵，而此前答应黄百韬协助架桥的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也从始至终没有派徐州工兵团前来架桥。

据时任少将战地视察官的李以劻回忆，11月6日他在新安镇与黄百韬见面时，黄百韬曾详细对他说明了战役形势。黄百韬当时就明确指出，解放军的部署是想先打七兵团。黄百韬说：“现在兵团战略位置非常不利，在新安镇打则孤军无援，如侧敌西进，到不了徐州就会遇敌。且徐州工兵团迄今未能架设运河桥梁，我已命六十三军从窑湾强渡，其余各军明早西行，转进太迟了。为了掩护四十四军从海州西撤，贻误戎机，全兵团将被围，陷全局于不利。国防部作战计划一再变更，处处被动，正是将帅无才，累死三军。这次会战如垮，什么都输光了，将来怎么办？国事千钧重，头颅一掷轻，个人生死是不足惜的。”

碾庄战场缴获的黄百韬的照片及胸章。

李以劻回忆，说这番话时黄百韬很是激动，当天午夜，黄百韬又到李以劻的住处，对他交代了几件事（以下是李以劻记录的黄百韬原话）：

(1)据今夜在郯城红花埠附近‘共匪’的侦察员供称，陈毅主力十多个纵队均南下，先头已到郯城、邳县、费县地区集结，南下时分无数纵队急行，由此判断，敌人不让我兵团西撤集结，先打我兵团是肯定了。你和吉公（李延年明早速行，以免路上出岔子。
(2)我们哥俩都是陆大（陆军大学）出来的，国防部多是我们同学，作战厅郭汝瑰、许朗轩、张宗良等人作出这样计划来，使人伤心，为陆大同学丢丑。大军作战，随时变卦，动摇军心，影响士气，难道他们不知道么？
(3)兵团兵力十几万人，陈毅主力三十多万，如果集中来攻，本兵团是必败。尤以西撤途中，侧面受敌，随地应战，立足未定，各个击破，最堪忧虑。请告刘老总（刘峙）注意，要其他兵团快点集结，迟了就会误大事。
(4)如我被围，希望别的兵团来救。古人说：胜则举杯相庆，败则出死力相救，我们是办不到的。这次战事与以前战役性质不同，是主力决战，关系存亡，请告老总，注意激励各级战场指挥官，否则同归于尽，谁也走不了。
(5)老弟，你是总统派来视察战场的，请你面报总统，我黄某受总统知遇之隆，生死早置之度外，绝不辜负总统期望。我临难是不苟免的，请记下来，一定要转到岈！”

李以劻回忆，黄百韬说完这番话，已是7日凌晨，黄最后又说了一句“我们是斗不过人家的，人家对上级指示奉行彻底，我们则阳奉阴违”。这些，也成为了黄百韬的遗言。

黄百韬大军全军覆没后，刘峙也因架设浮桥一事受到蒋介石责难。李以劻回忆，作为徐州“剿总”统帅的刘峙，唯一特点是能容能忍，能受得起蒋介石的辱骂。这次会战中，蒋介石骂了刘峙好几次，如在运河未预先架浮桥，误了黄百韬兵团的行动；张、何起义未派兵追赶；黄百韬被围，未遵命调邱兵团迅速策应解围……刘却逆来顺受，不敢违抗。

电影中也曾将未架浮桥的锅甩给刘峙。

李以劻本人也曾向蒋介石陈述徐州会战的决定太迟，各兵团兵力未集中，战略被动，各兵团司令对计划有不满的表示，并恨国防部累死三军。蒋介石则说：“作战计划是按敌情地形来决定的……依兵力来说，不是冯治安部叛变，黄伯韬兵团不是运河桥之误而能及时集中徐州决战的话，胜利是能确保的。”

写在后面：

关于黄百韬“忘记”架设浮桥的观点多不胜数，其实仔细想想就能发现，这在真实的历史中几乎是不可能的，且不说黄百韬本人征战多年，不是初出茅庐的“菜鸟”，就算他忘记了，其麾下那么多参谋人员，难道没有一个人想起来架设浮桥的事情？更贴近真相的应该是，黄百韬虽然想要架设浮桥，但无奈殿后的一百军军长周志道将架桥纵队握在自己手中，无论如何不交给兵团；原本答应帮助架桥的徐州工兵团又迟迟没有动作，在拉扯中，黄百韬和第七兵团一步步走向了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