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道南北两总星图：星汉灿烂，中西合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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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道南北两总星图》制成于中国明朝崇祯七年(1634年)七月，由时任礼部尚书徐光启主持测绘，钦天监学者与汤若望、罗雅谷等外国传教士共同制作。该图不仅继承了我国古代传统星图的内容，还吸收了当时欧洲天文学的成果，代表了当时东方星象学的最高水平，在世界天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该图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2014年5月，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2015年4月，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是举世瞩目的中国文化遗产。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清档案陈列室展出的《赤道南北两总星图》复制件

1、历史背景

自古以来，作为皇权象征，天文历法一直被用作维护帝王的声望和统治众多地方诸侯的政治工具。17世纪初，根据元代郭守敬《授时历》改制的《大统历》已使用200余年，误差越来越大。崇祯二年（1629年），钦天监预测日食结果误差较大，遭到崇祯的问责，修改历法被提上了日程。同时，“大航海时代”开启后，一批具有西方科学背景和专业天文学知识的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加速了中西科学文化的相遇、交流、融合。时任礼部侍郎（1630年升任礼部尚书）的徐光启主张用西法改历，为崇祯所接纳。

1629年9月，徐光启开设历局督修历法，他调用精于天文历法的耶稣会士、钦天监人员以及民间人士，组成了一个国际型的专家团队。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意大利传教士罗雅谷等先后进入历局。由于中西方在科学和文化上的差异，使得崇祯期间的改历活动，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的天文学知识和理论，还需要与中国传统的天文学相互调适与会通，以化解两种体系之间的隔阂与矛盾。

在随后的五年时间里，徐光启的研究团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共编纂了137卷历书，涵盖了恒星总图8幅和由此制成的屏风1架，以及天文观测器具十数种。这些撰述和星表、星图首次将欧洲最新天文历算成果转换融入中国传统天文学体系，调和中西两种历算、星象系统，具有中西合璧的特征。其中又以崇祯七年(1634年)进呈给崇祯皇帝的《赤道南北两总星图》屏风最为突出。

2、版本及内容

2.1 版本介绍

《赤道南北两总星图》没有注明绘制的具体时间，已知完成面世的时间是明崇祯七年七月。此图由徐光启主持测绘，汤若望设计，罗雅谷校订，许多钦天监的中国学者也参与了制图工作，比如邬明著就从事了大量绘制工作。

《赤道南北两总星图》为木印彩绘纸本，宫裱蓝绫，屏挂式，由八条幅纵向拼组而成，版框每幅高171.4厘米，宽56.5厘米；拼后全图版框高171.5厘米，宽452厘米；加上原裱外沿，全图高200厘米，宽452厘米。作为献给皇帝的作品，该图做工精良，先是刻好木版墨印，然后填色，包括将全部星座镀成金色。据载，崇祯皇帝很喜欢这套星图，一直留在身边，“皇上乙夜之观，憬然悟天体之真，洞然晰经纬之道，罗星斗于胸中，授人时于指掌”（见《赤道南北两总星图》“赤道南北两总星图叙”）。到了清朝，该图收藏于内务府，内务府舆图房的目录《萝图荟萃》中亦有记载。

据史料记载，1634年该图印绘不久，汤若望私下复制了两个副本送往欧洲，一份现存梵蒂冈图书馆，一份藏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由于明崇祯《赤道南北两总星图》屏挂（以下简称“宫藏版”）一直深藏清宫不为外人所知，因此西方学界曾一度认为梵蒂冈图书馆馆藏版本（以下简称“梵蒂冈版”）为“孤本”，被称之为“汤若望星座图”。

研究者在对宫藏版与梵蒂冈版《赤道南北两总星图》进行比较后发现，两者在尺寸、图画以及图说方面大体保持一致。然而，它们在某些细节上存在显著差异。

宫藏版在图说中的列衔部分仅提及了汤若望的名字和职衔，而梵蒂冈版则更为详尽，除了汤若望之外，还列出了罗雅谷和钦天监的陈先阶等十位学者的名字。另一个显著的区别在于色彩处理。梵蒂冈版的星图主要是在原有木版印刷的基础上稍作着色，而宫藏版则经过了更为精细的艺术加工，特别是两张主要的大图。宫藏版对两张大图使用了矿物蓝色作为底色，并将星座部分镀以金色，从而使整幅星图显得格外璀璨夺目，艺术性和装饰性大为增强，充分体现了东方皇家艺术品的独特魅力。这种精心的艺术处理，无疑使得宫藏版在视觉上更为吸引人，同时也展现了皇家对天文艺术的高度重视和审美追求。

2.2 内容介绍

《赤道南北两总星图》的主图为两个大的圆形星图，皆以天赤道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南赤道所见星图，北赤道所见星图。

除了主图之外，图中还有十六幅附图。其中，主图正中间的上下方各绘有一幅小的星图，上面为“古赤道星图”，下面为“黄道星图”，并分别配有署名“汤若望撰”和“邬明著识”的“古赤道图说”和“黄道图说”。在主图的四个角落，还有四幅天文仪器图，分别是“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纪限仪”和“地平经纬仪”，皆属于典型的西方仪器。

其他的辅图，还包括五幅“经图”（全名为“行天一周迟、留、伏、逆诸行经图”）和五幅“纬图”，分别用于展示五大行星在黄道经度和黄道纬度两个方向上的运动轨迹，从而表明行星的迟、留、伏、逆等不同视运动过程。这些运动轨迹都是依据西方几何宇宙模型画出，表示行星在理论模型中的行度。

图上既有星座，也有星云，甚至银河系。星座都被画成了大小不等的金色圆点，圆点的大小表示星的亮度，共分为六等，合计1812颗。各星座的名字既有沿用传统的中国命名,也有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名字，例如南极附近的星，这是我国中原地区看不见的，其星名都是翻译自当时欧洲的星图。

整幅图八个条屏的标注次序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左一右”标注。在图的首尾，还印有徐光启所撰《赤道南北两总星图叙》及汤若望署名的《赤道两总星图说》两篇长文。

3、历史价值

作为东方世界现存最大的皇家星图，《赤道南北两总星图》不仅是一部精美的艺术品，更是中西科学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晶，具有深厚的历史价值。

（1）文化交流的象征

这幅星图不仅展示了明朝时期中国学者对西方天文学知识的接纳与融合，而且体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度与广度。徐光启等人的努力使得西方的天文学知识得以与中国的天文学体系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学术成果，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2）历史价值的承载

《赤道南北两总星图》作为一部重要的天文学文献，包含了大量的天文数据和信息，为研究明代晚期的天文状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它在中国星图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是研究当时天文学发展的重要依据。同时，它体现了明朝时期中国对天文学的重视，以及皇帝对科学和外来文化的支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3）艺术与科学的融合

《赤道南北两总星图》金碧辉煌的色彩、精致的绘制工艺以及巧妙的构图设计，展现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与西方绘画技艺的完美结合。这种中西合璧的艺术风格，不仅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也为后世的艺术家们提供了灵感和借鉴。

总之，《赤道南北两总星图》作为一部中西科学文化交流的珍贵遗产，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科学价值。它不仅是明朝时期天文学发展的科学见证，也是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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