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纪曼：潜伏敌营19年，做过毛人凤上司，临刑前用一木板逃出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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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编辑 |滔滔历史

前言

范纪曼，一位勇敢的红色特工，其生命历程充满传奇色彩。1949年4月他面临着生死关头的枪决，却以惊人的智慧和胆识，在执行前夕成功逃脱。从黄埔军校到战场，再到潜伏在敌营中，范纪曼以一己之力，为中国革命传递了无数宝贵情报。但为何他能从死神手中多次逃脱？

1906年3月26日范纪曼出生在四川省梁山县的一个普通家庭。在他10岁时，在和林乡的马家场文昌宫国民小学接受了最初的教育。随后他相继在云龙乡的沙垭场夏家观小学、梁山县立高小以及梁山县立中学继续求学。

1925年范纪曼考入武昌汉阳兵工厂专门学校，主修木工技术。这一年他在四川会馆通过杜仪的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被分配到武昌水陆街支部。同年，他进一步在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深造，成为第一总队第一大队第一中队第一队的一员。在校期间，范纪曼在倪玫皋和杜仪的引荐下，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他积极投身北伐战争，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担任排长，协助叶挺团长指挥部队抵御进犯大革命中心武汉的叛军夏斗寅和杨森部队。在汀泗桥战役中，范纪曼不幸受伤，经历了战场的残酷洗礼。

伤愈后，1927年“四一二事变”爆发，蒋介石公开背离革命，抛弃“联俄联共”政策，展开大规模的清洗行动，导致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此时范纪曼接到由中央军校政治总教官恽代英和军校军委书记陈毅转交的党中央介绍信，前往重庆报到。到达重庆后，他见到了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傅烈。在七月时四川省委决定派遣范纪曼返回梁山县，开展党的建设工作。

回到梁山后，范纪曼迅速行动，建立了中共梁山县特别支部，并担任其书记。到了1927年底，中共梁山县委员会正式成立，范纪曼被任命为梁山县委书记。他在任期间，积极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提出了“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神像”等激进口号。为了宣传革命思想，范纪曼自筹资金，组织青年成立“一六”剧社，自编自演剧目，巡回演出于县城、乡村及垫江等地，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

范纪曼还利用马家场和沙垭场作为据点，组织成立穷人会和农协会，积极发展农民武装力量，与当地的土豪劣绅展开激烈斗争。他计划发动武装起义，驻梁的军阀萧毅肃联合地方豪强，对他进行严密追捕。面对严峻的形势，四川省委决定将范纪曼调往合川和重庆，负责军事和学运工作。

1928年春范纪曼抵达重庆，初期他协助省委秘书长牛大鸣处理各项事务，随后被派往合川担任川北军委书记，专注于发动农民组织武装。因其活动引起军阀的注意，范纪曼再次面临追捕，四川省委不得不将他调回重庆。不久后他又被派往叙府，任务是进一步发展农民武装，筹备在川滇地区建立稳固的武装根据地。由于与相关人员未能及时取得联系，范纪曼不得不返回重庆。

1929年范纪曼在西南美专和重庆高中等学校从事学生运动工作。在此期间，他结识了西南美专的女同志彭子寿，两人共同投身于革命事业，携手推动学生运动的发展。

1929年范纪曼接到组织的命令，被派往上海从事工作。这座繁华而动荡的城市充斥着各类政治势力，局势复杂且危险。在这个充满敌对势力和革命斗争的城市里，范纪曼的任务极为艰巨。与此同时彭子寿范决定与他一同前往上海。她不忍心与范纪曼分离，情感上的依赖使得她在这个动荡的时期选择了与范纪曼共同承担这份重担。

上海的政治斗争异常激烈，街头巷尾，激烈的冲突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各方势力如同交织的网，范纪曼作为一名党员，深知自己在这座城市的处境非常危险。他时刻警惕着周围的动向，任何一个小小的疏忽都可能使得自己暴露在敌人的视线之中。范纪曼依旧坚持自己的使命，努力在复杂的环境中开展工作。

命运似乎总喜欢开玩笑。在一次组织活动中，由于一名内部成员的背叛，范纪曼所在的秘密小组被敌人发现。次年，范纪曼正在秘密参加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时，不幸被敌人的特工逮捕。这是范纪曼的第一次被捕，面对敌人严刑逼供，范纪曼心如铁石，始终没有透露任何组织的机密。他凭借坚定的革命信念，凭借着对党的忠诚，绝不屈服于敌人的威逼利诱。

经过长达三个月的艰难监禁，范纪曼最终在亲友的多方努力下成功被保释出狱。在这段时间里，范纪曼要忍受身体上的酷刑，还要承受心理上的巨大压力。正是这段经历，让他对革命事业的决心更加坚定，他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远比个人的安危更为重要。

尽管范纪曼成功获释，但由于敌人持续的高压打击，党组织在上海的活动几乎遭受全面摧毁。随着组织成员的撤离，范纪曼也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成了名副其实的“孤雁”。没有了组织的庇护，范纪曼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但他没有放弃，依然坚定信念，选择继续奋斗。

三大战役的失败彻底摧毁了蒋介石的信心，他终于认识到自己和国民党已经无法逆转局势。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失败的阴影下回到了家乡浙江奉化的溪口镇，开始着手进行自己的最后部署。形势的变化迫使蒋介石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他准备放弃中国大陆，带领国民政府迁往台湾，进行最后的抵抗。

仅仅四天后，即1月25日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和顾祝同等国民党高层在溪口的家里召开了一次高度机密的会议。会上蒋介石详细阐述了国民党未来的计划，特别是关于政府迁往台湾的命令。

蒋介石的密谋并未如他所愿地保持隐秘。在与高层开会的两天后，范纪曼便从国防部的相关领导处得知了蒋介石下达的几个绝密命令的具体内容，迅速将这些关键信息传递给了党内领导。此时的范纪曼已经深知，蒋介石的决定对于中国未来的走向至关重要，必须尽快传递给党组织，以便做出相应的策略调整。正是因为范纪曼的及时行动，党组织得以迅速做出针对性的应对。

在蒋介石准备迁往台湾的消息传出后，共产党方面立即意识到，蒋介石的计划将会对局势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开始积极部署反制措施。党的领导层迅速采取行动，保障党的力量不受影响，并加强了对台湾海峡附近的监控与情报收集。与此同时范纪曼在继续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险。

当时范纪曼的潜伏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他通过与国民党高层的联系，成功获取了大量的情报。命运的转折总是来得突然。在一次前往厦门的途中，范纪曼被曾为党组织工作过的一名情报人员沈寒涛出卖。沈寒涛将范纪曼的真实身份告知了国民党，这使得范纪曼成为了敌人的目标。

得知这一消息后，国民党迅速展开行动，将范纪曼逮捕，并将他秘密关押在保密局。尽管他们无法立即获得范纪曼的实际犯罪证据，但为了防止信息泄露，保密局决定将其监禁审问。在审讯过程中，范纪曼毫不妥协，他坚决否认与共产党有任何关系，表现出极大的愤怒。他极力掩饰自己的身份，甚至气愤地说：“我的军衔可是蒋校长亲自封的，你们毛局长都非常信任我，你们有什么资格审问我？”这些话让保密局的审讯人员一时摸不着头脑，也让他们对范纪曼的身份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在范纪曼表现出如此嚣张的态度时，负责看管他的保密局人员并未采取严密的措施，反而对他宽容大度，甚至提供了相对优渥的待遇。范纪曼也利用这一点，通过与看守们一起打扑克、下棋和聊天，巧妙地掩饰了自己真实的身份。就在范纪曼以为自己能够凭借这一策略逃过一劫时，他突然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国民党方面已经决定处决他。得知此事后范纪曼心中一紧，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正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

面临生死关头，范纪曼决定放手一搏，利用自己在保密局中的“特殊待遇”，寻找逃脱的机会。一天，随着看管人员的疏忽，他发现了自己逃脱的唯一机会。保密局的一处围墙旁有一根水盆木板，范纪曼利用这一工具搭建了一座简易的“梯子”，并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尝试。由于心急如焚，他在爬墙时不小心摔了下来，脸部被划伤，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范纪曼深知，如果不趁机逃脱，他将面临不可避免的死亡。

经过短暂的休整后，他再次调整好木板，冒着被杀头的风险，成功爬过了围墙，逃离了保密局的拘禁。逃脱后他迅速联系到了其他同志，并成功加入了地下党组织。

1990年12月6日范纪曼在上海黯然离世，享年85岁。回顾他的这一生，范纪曼是一位无畏的革命者和一位深具战略眼光的情报工作者。身历数十载风云变幻的时代，他的生命轨迹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大节点密切交织，直至生命的终点，他依然坚持自己的信仰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