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今天的专家建议:低收入群体开私家车拉活,把闲置房租出去。当你听到这样的言论时,是否想过当年办“五七”干校的意义所在?这些专家正是当年老人家要求改造的那一类知识分子,然而今天的佞人们将“五七”干校污蔑为牛棚,那么“五七”干校到底是不是牛棚呢?
时间轴:1966
1966年5月16日,随着《五一六通知》发布,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拉开序幕。
为什么要发动这场运动,老人家说得很清楚,“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
鉴于苏联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老人家担心我们也会产生特权阶级,导致政权变色,于是在文化领域发起一场革命运动。
干部是我们组织动员全国力量的重要一环,如果干部出了问题,那么老百姓就会认为我们的国家发生了质变,因为老百姓认为干部就代表了国家,而我们这个政权恰恰又是依靠人民群众建立起来的政权。
因此老人家对干部的态度一向都很严厉,在他看来,治国不是治民,而是治吏。
所以必须要让干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密切联系群众,就必须做到“三同”,与群众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能成为吃闲饭的特权阶级。
干部不参加劳动,在老人家看来,这是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今后会蜕变成为特权阶级,而不再代表人民群众。
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修正主义,老人家认为,干部也需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五七”干校的成立,要从林彪的一份报告说起。
1966年5月2日,林彪寄给老人家一份《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内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
这份报告说,军队搞生产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
一、恢复了我军的老传统。
二、可以为国家开垦一批农田。
三、可以为国家提供一批粮食。
四、全生产的部队仍可进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
五、边疆部队搞生产,可以同发展边疆经济、建设国防结合起来,具有特殊意义。
假如军队在战备时期多搞点生产,在三五年内为国家提供四五十亿斤粮食,这就等于准备好了大约七八百万人一年的军粮,这是战备的物资条件之一。
这份报告对老人家有很大的启发,他认为让干部参加劳动可以解决两大问题:一个是防止产生特权阶级,二是让更多的人参加劳动增产增收。
三年困难时期天灾人祸让我们损失巨大,“四清运动”又让基层干部成了替罪羊,防止政权变色这个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
干部是我们的联系群众的纽带,我们之所以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原因在于我们将全国的民众组织起来,而具体执行这一行动方案的人就是各级的干部,干部这条纽带如果出现问题,那么我们这个民族又会成为一盘散沙。
苏联已经在修正主义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已经诞生了直接产物——特权阶级,这些特权阶级均是受到特殊照顾的干部子弟。
苏联为了抚恤苏联有功人员及其家属,对他们的子女给予了特殊照顾,因为这些人中有的战死,有的后半辈子生活在伤病之中,为了保证他们和子女的补给,斯大林给他们开办了特供商店。
特供商店原本并不是很特别,食物也是普通食物,也就稍微多一点。除了特供商店之外,还有专门的学校,给烈士遗孤提供最好的教育,让前线将士可以安心打仗。
当时这么做确实没错,那些为革命流血牺牲的英雄和烈士,他们的家属和子女理应受到优待。
这种抚恤烈士家属和子女的做法,从赫鲁晓夫开始物极必反,最终孵化出了苏联的特权阶级,那些特供商店和特殊学校后来都变质了。
特供商店提供的不再是食物,变成了名贵的手表和豪车。
官员和干部把子女送到这些特殊学校,通过各种保送制度,直接进入政府部门工作,成了子承父业的绿色通道,而普通老百姓连入党的资格都没有。换句话说,干部由干部的子女继承,劳动人民只能当劳动人民。
苏联的特权阶级形成之后,从上到下遍布苏联全身,包括后来的勃列日涅夫也是如此。
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苏联的修正主义愈演愈烈,苏联享有特权的干部大搞特殊化,这些人不参加劳动,脱离群众,大行修正主义,而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的经济寡头,正是当年这些特权阶级的代表人物。
1953年,“一五计划”开始之后,苏联援建我们“156项重点工程”,带进来的不仅是先进的工业设备和管理体系,还有附着在上面的修正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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