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导读：今天的专家建议：低收入群体开私家车拉活，把闲置房租出去。当你听到这样的言论时，是否想过当年办“五七”干校的意义所在？这些专家正是当年老人家要求改造的那一类知识分子，然而今天的佞人们将“五七”干校污蔑为牛棚，那么“五七”干校到底是不是牛棚呢？
时间轴：1966
1966年5月16日，随着《五一六通知》发布，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拉开序幕。
为什么要发动这场运动，老人家说得很清楚，“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
鉴于苏联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老人家担心我们也会产生特权阶级，导致政权变色，于是在文化领域发起一场革命运动。
干部是我们组织动员全国力量的重要一环，如果干部出了问题，那么老百姓就会认为我们的国家发生了质变，因为老百姓认为干部就代表了国家，而我们这个政权恰恰又是依靠人民群众建立起来的政权。
因此老人家对干部的态度一向都很严厉，在他看来，治国不是治民，而是治吏。
所以必须要让干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密切联系群众，就必须做到“三同”，与群众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能成为吃闲饭的特权阶级。
干部不参加劳动，在老人家看来，这是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今后会蜕变成为特权阶级，而不再代表人民群众。
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修正主义，老人家认为，干部也需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五七”干校的成立，要从林彪的一份报告说起。
1966年5月2日，林彪寄给老人家一份《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内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
这份报告说，军队搞生产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
一、恢复了我军的老传统。
二、可以为国家开垦一批农田。
三、可以为国家提供一批粮食。
四、全生产的部队仍可进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
五、边疆部队搞生产，可以同发展边疆经济、建设国防结合起来，具有特殊意义。
假如军队在战备时期多搞点生产，在三五年内为国家提供四五十亿斤粮食，这就等于准备好了大约七八百万人一年的军粮，这是战备的物资条件之一。
这份报告对老人家有很大的启发，他认为让干部参加劳动可以解决两大问题：一个是防止产生特权阶级，二是让更多的人参加劳动增产增收。
三年困难时期天灾人祸让我们损失巨大，“四清运动”又让基层干部成了替罪羊，防止政权变色这个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
干部是我们的联系群众的纽带，我们之所以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原因在于我们将全国的民众组织起来，而具体执行这一行动方案的人就是各级的干部，干部这条纽带如果出现问题，那么我们这个民族又会成为一盘散沙。
苏联已经在修正主义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已经诞生了直接产物——特权阶级，这些特权阶级均是受到特殊照顾的干部子弟。
苏联为了抚恤苏联有功人员及其家属，对他们的子女给予了特殊照顾，因为这些人中有的战死，有的后半辈子生活在伤病之中，为了保证他们和子女的补给，斯大林给他们开办了特供商店。
特供商店原本并不是很特别，食物也是普通食物，也就稍微多一点。除了特供商店之外，还有专门的学校，给烈士遗孤提供最好的教育，让前线将士可以安心打仗。
当时这么做确实没错，那些为革命流血牺牲的英雄和烈士，他们的家属和子女理应受到优待。
这种抚恤烈士家属和子女的做法，从赫鲁晓夫开始物极必反，最终孵化出了苏联的特权阶级，那些特供商店和特殊学校后来都变质了。
特供商店提供的不再是食物，变成了名贵的手表和豪车。
官员和干部把子女送到这些特殊学校，通过各种保送制度，直接进入政府部门工作，成了子承父业的绿色通道，而普通老百姓连入党的资格都没有。换句话说，干部由干部的子女继承，劳动人民只能当劳动人民。
苏联的特权阶级形成之后，从上到下遍布苏联全身，包括后来的勃列日涅夫也是如此。
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苏联的修正主义愈演愈烈，苏联享有特权的干部大搞特殊化，这些人不参加劳动，脱离群众，大行修正主义，而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的经济寡头，正是当年这些特权阶级的代表人物。
1953年，“一五计划”开始之后，苏联援建我们“156项重点工程”，带进来的不仅是先进的工业设备和管理体系，还有附着在上面的修正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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