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文明】三星堆遗址丝绸新发现的价值与意义‖罗晓东

三星堆遗址丝绸新发现的价值与意义

罗晓东

摘 要

丝绸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三星堆的丝绸发现是中国丝绸考古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为中华文明多元起源提供了实证支撑,进一步加深了中华文明体系的新认知,证明了中华文明的多元起源、融汇一体,可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发挥独特作用,具有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

三星堆遗址;丝绸;文化

中国的丝绸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距今约有5000多年历史。丝绸不仅是一种材质,而且已成为中华民族记忆和中国文化符号的象征。丝绸文化包含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信仰特征、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在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历史中占据着独特地位。进入新时代,随着“一带一路”以及中国对外交流的不断发展,以丝绸文化为基础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越来越显著,对促进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价值和作用更加突出。中国丝绸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有何考古学依据?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学界和公众。三星堆遗址丝绸的新发现为当代研究中国丝绸文化带来了新的启发和思考。

三星堆遗址丝绸的新发现

(一)三星堆遗址丝绸发现的过程

自2020年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组成联合考古队,启动对祭祀区的深入发掘研究,在1、2号“祭祀坑”旁边,相继发现、发掘了距今约3000年的3号至8号六个“祭祀坑”。最先发掘的是4号坑,考古人员在4号坑灰烬层一件青铜器旁土样中发现约3.8×3.1毫米的纺织品,而4号“祭祀坑”堆积着15厘米的灰烬层,通过分析检测,在不同层面都能检测到强烈的丝素蛋白信号,这是焚烧丝绸后留下的锦灰,经检测判定为丝绸材质,即为丝绸残留物。考古队通过对1、2号“祭祀坑”出土器物再考究,最后在2号“祭祀坑”的一件青铜器背面发现了斜编织物。此后,在3、6、8号坑,都有关于丝绸残留物、丝素蛋白信号的存在;而在7号坑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上,考古队发现一块丝绸残留物,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块丝绸残留物。

(二)三星堆遗址丝绸新发现的价值

丝绸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对丝绸的考古溯源具有重要价值。关于中国丝绸考古,可以从以下几个阶段来看:一是“茧壳”的发现。1926年10月15日,考古学家李济先生(1896—1979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了“半割茧壳”,复原后的蚕茧长1.52厘米、茧宽(幅)0.71厘米,属于“家蚕茧”,距今已有6000多年。二是“蛹形陶饰”的发现。1960年,芮城西王村遗址出土了一件仰韶文化晚期的“蛹形陶饰”。三是“石雕蚕蛹”的发现。2019—2021年,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在夏县的师村遗址发现了1枚陶制蚕蛹和5枚石雕蚕蛹;2022年3月,在闻喜上郭遗址又出土了一枚石雕蚕蛹。四是“蚕丝蛋白残留物”的发现。距今9000—7500年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发现了蚕丝蛋白残留物,将中国丝绸出现的考古学证据提前近4000年。

三星堆以外的其他考古发现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但关于古代丝绸形态、类型、用途等,以上考古发现都无法得以证实。从三星堆遗址丝绸的发现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信息:一是丝绸形态。与丝绸共存的遗物均为当时的高等级物品,包括铜容器、铜像设、铜挂饰、玉石礼器、仪仗器、金面罩及金饰、象牙、象牙雕、海贝等,丝绸根据粗度、密度和捻度不同有各种形态之分,包括实物、矿化物、泥化物和炭化物。二是丝绸类型。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铜器表面也保留了大量矿化丝绸印痕,对其进行形貌观察可知,丝绸品种有绢、绮和编织物,丝织技术已经较为发达。三是丝绸用途。丝绸在古代主要用于穿作和书写,穿作又包括祭服、尸服和常服。三星堆稠密丝绸可能用于祭祀和书写,稀疏丝绸可能用于制作衣服。

三星堆遗址丝绸的新发现,使得中国丝绸实现了从“零星”到“整体”、从“推测”到“实证”、从“印象”到“文化”的一次考古学重大突破,对于中国丝绸文化史的深入研究具有标志性意义。

古蜀文明与中国丝绸文化

三星堆丝绸属于古蜀文明的重要元素。三星堆遗址丝绸新发现并不是孤立的考古现象,其背后有着深层的历史关联和文化意蕴。

(一)古蜀与蚕、丝

“蜀”字内涵。《说文解字·虫部》曾对“蜀”字做出这样的解释:“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诗》曰:‘蜎蜎者蜀。’”古蜀重养蚕。古蜀国的开国者为“蚕丛”,“蚕丛”非人名,而是蚕丛酋邦首领蜀王之共名。《蜀王本纪》载:“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路史·前纪四》也说:“蜀之为国,肇自人皇,其始蚕丛,柏濩,鱼凫,各数百岁,号蜀山氏,盖作于蜀。” 这说明“养蚕”不只是个体行为,它是古蜀人的一种劳动生产方式,是具有实践性、稳定性和常规性的族群集体行为。

(二)古蜀与丝绸文化

古蜀与人文始祖。据《史记·黄帝本纪》记载,嫘祖是黄帝的正妃,生下玄嚣和昌意,昌意娶了蜀山氏的女儿昌仆,生下高阳,高阳即颛顼帝。《大戴礼记·帝系》说:“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泜水(江水),昌意降居若水。”《山海经·海内经》也说:“黄帝妻嫘祖,生昌意。昌意降居若水,生韩流……娶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以上记述可证:嫘祖和炎黄开辟鸿茫,德被华夏,是我们先祖女性中的杰出代表,被后人奉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

嫘祖与中国蚕桑。《易·系辞下》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从“垂衣裳而天下治”至少可以得出两方面意思,一是“衣裳”之于政治具有特别的意义,而丝绸又与衣裳有着密切的联系;二是“垂衣裳”在黄帝时期就已存在,这与嫘祖时期在时间上是相吻合的。《礼记·礼运》又载,“(昔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治其麻丝以为布帛”,说明麻和丝在很早就用制衣而用。《隋书·礼仪志》记载,“后周制,皇后……以一太牢亲祭,进奠先蚕西陵氏神”,说明那时已对蚕神“先蚕”西陵氏进行祭祀,西陵氏即轩辕黄帝元妃。宋人罗泌《路史·后纪五》云:“黄帝命西陵氏劝蚕稼,月大火而浴种。夫人融褂而躬桑,乃献蚕丝,遂称织维之功。因之广织,以给宗庙之服。”元代王祯在《农书》中直接提到:“黄帝元妃西陵氏,始劝蚕事。”明代罗欣在《物原·衣原》明确指出:“有巢始衣皮。轩辕妃嫘祖始育蚕缉麻,以兴机杼而成布帛。”可见,嫘祖发明了养蚕、缫丝和织绸技术,被尊奉为“蚕神”“先蚕”,不只是一种传说,更是有史可载、明确无疑的。嫘祖发明蚕桑丝绸,泽被全中华,惠及全人类,是中华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上的标志性大事,为人类文明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光辉篇章。

古蜀与丝绸之路。《史记》记载,汉武帝时,拜唐蒙为中郎将,通夜郎。《史记·大宛列传》中云:“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 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西南地区一条纵贯川滇两省,连接缅、印,通往东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各国的古老国际通道。《史记》还载:“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蜀布”“蜀物”“去蜀不远”等词语透露出来的信息:四川与南方丝绸之路关系十分密切。李约瑟认为:“张骞事实上己清楚地知道,在四川和印度之间,通过云南和缅甸或阿萨密有一条商路。”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编》中认为:“而经过对这些中国产品的考证,那么在古时两者之间必然存在着一条通商路线,据分析这条路线应该是从四川出发经由云南通达印度东北部地区。”“从四川出发”的说法印证了四川为南方丝绸之路重要起点的观点,说明四川地域之于丝绸的重要性。

从三星堆丝绸看中国丝绸文化

(一)中国丝绸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孔颖达认为:“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华”字的意义之一就是指穿着绫罗绸缎丝制“华服”之人。甲骨卜辞已有桑、蚕、丝、帛等名称记载,古史上有伏牺“化蚕”、嫘祖“教民养蚕”的传说。关于丝绸的文物遗迹、工艺美术、织绣产品、雕刻绘画、风俗礼仪、丝绸生产等早已深入到中国文化之中,故早期的古希腊人甚至称中国人为“丝人”、中国为“丝国”。以上无不说明丝绸与中国文化、中华文明有着密切的联系,丝绸文化已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文化之一。

丝绸塑造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桑蚕又称家蚕,蚕桑丝绸渗透于中国人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人衣服以纺织为基础,丝绸是一种有着特殊质地和特点的纺织品,由桑蚕吐出的丝线制成,因其柔软光滑、肌理细腻、质感舒适而广受青睐,是人们千百年来从桑蚕吐丝到提纺、纺织、染色、成品的艰苦劳动的结晶。中国人在衣裙、幔账、旌幡、装裱、巾帕、扇套等方面,都离不开丝绸制品和装饰,可以这样说,在中国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生产经营等方面都与丝绸有着密切的关系。丝绸,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杰出贡献之一,也是中华文明的文化标识。中华丝绸文化历经千年仍璀璨,究其根源是由中国人的生活需要所决定的。

丝绸铸就了东方礼仪之邦。中国素有“东方礼仪之邦”美誉,《论语·阳货》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物以载道,器以藏礼,丝绸成就了中华礼仪文明的文化特质和东方韵味。礼、德与丝绸之间有着内在的文化规定性,古代手持玉帛以为礼,丝绸被用于其他重要礼仪场合,成为礼仪文化、道德文化和交往文化的重要载体。

丝绸成为中国文化艺术的题材要素。中国丝绸是一种有着特殊质地和特点的纺织品,给人以柔软和温馨之感,是融实用性与审美性为一体的完美创造。丝绸颜色丰富多彩、形态千变万化、款式各不相同,可以附着于建筑造型、装饰纹样、雕塑风格、绘画技巧等,成为一种具有象征性、寄寓性的艺术构成和文化要素,传递着东方千年丝绸文化的独特情感。

丝绸承载着中国传统政治的文化底色。《礼记》有云:“绣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礼也。”意思是说,用丝绸做成的素衣朱绣衣服,是诸侯行礼时候的服装,具有浓厚的政治性色彩。周代礼仪制度中的冠服制度对五礼(吉、凶、宾、军、嘉)场合不同等级的人所着服饰的形制、色彩、图案都做了严格的规定。《周礼》中仲春时节,王后要率领夫人、世妇之吉者在公桑蚕室养蚕缫丝,以制作供郊庙之祭服,作为“国之大事”的祭祀和庙堂之上的衣服着装是要求用丝织品来制作的。而张骞带着大量珍贵丝绸制品,出使乌孙、大宛、大夏等国,是出于政治、外交和朝廷安全之初衷,是国家和民族和平、交往的一种折射和表达。可以说,丝绸承载着中国传统政治的文化底色和价值追求,彰显了人类政治文明的中国智慧。

(二)三星堆丝绸新发现的价值和意义

三星堆丝绸新发现是中国丝绸考古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首先,历代史籍称颂嫘祖“教民养蚕”,实现了从饲养桑蚕到饲养家蚕的重大历史性转变,推动了古蜀蚕桑和丝绸业的兴起和演进,被誉为中国蚕桑丝绸之祖。过去,关于嫘祖始的蚕研究一直停留在神话传说阶段,而三星堆发现的丝绸痕迹、丝蛋白、丝绸残片和数十件青铜器碎片上的丝绸残留物,三星堆青铜大立人衣着所表现的蜀锦、蜀绣,为中国丝绸文化提供了考古力证。其次,三星堆丝绸新发现为研究古蜀人精神世界提供了考证资料。古代丝绸除了用于日常生活以外,还可用于书写、礼仪、祭祀、丧葬等领域,通过对丝绸的深层考究,或可窥见古蜀先民对天地神人的思考。

三星堆丝绸新发现为中华文明多元起源提供了实证支撑。《尚书·尧典》曰:“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学界对“四表”“九族”“万邦”等的解释众说纷纭,有的学者从“中原”与“周方”的秩序关系进行解读。“中原”处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地位,而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里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字面之义就是指黄河流域和洛河流域之间是夏商周的居住中心,这更是成为“中心论”者的文献依据。但《史记·六国年表》中也记载了比夏朝还早的禹帝并非兴起于中原,而是“禹兴于西羌”,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显然,这是对古文献的“断章取义”,是片面引用所产生的“误解”。《蜀王本纪》写到:“是时人萌,椎髻左衽,其目纵,不晓文字,未有礼乐。”这是蚕丛部族的显著特征,三星堆出土的众多纵目铜像,有力地印证了古蜀之地亦是中华文明起源地之一的相关文献记载。从考古本身而言,上世纪随着仰韶文化遗址、殷墟遗址、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中原中心论逐渐成为当时较为主流的看法。仰韶文化主要分布在河南、陕西、山西三省,仰韶文化发展至龙山文化,有学者认为龙山文化是夏商文明甚至是华夏文明形成的基础。位于河南省的殷墟遗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商朝后期都城遗址。二里头遗址则被普遍认为是夏朝的都城,这进一步巩固了中华文明起源“中原中心论”观点。但随着考古的不断发现,“中原中心论”这一理论的多矛盾之处亦日益暴露,难以达到理论的逻辑自洽和自圆其说。特别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方尊、青铜人像、青铜面具、金面具、象牙等文物被现代科学考古确认丝绸痕迹,青铜立人像所穿的龙纹长衣,其细腻质地、精美图案和制作工艺都表明是高级丝织品,这些证据进一步证明丝绸是最重要的中华文化标识之一,三星堆遗址丝绸以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魅力,蕴含着中华文明的古老文化“基因”,充分印证了中国是人类丝绸文明的重要诞生地。由“中原中心论”衍生出的“满天星斗说”“中国相互作用圈说”、以中原为中心的“重瓣花朵说”“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说”“新中原中心说”等学术观点,逐渐被中华文明多元起源所代替而被社会广泛认同。

三星堆丝绸新发现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华文明体系的认知。首先,关于中华知识体系的整体性认知。中国自古被称为“华夏”,这与服饰有着密切的关联。仰韶遗址“茧壳”、双槐树遗址“牙雕家蚕”、师村遗址“石雕蚕蛹”、钱山漾遗址“丝带”等证明丝绸在中华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三星堆遗址“丝绸”与中原(如河南汪沟遗址瓮棺)丝绸文化属于同类物质——桑蚕丝,具有相同的文化契机,说明三星堆文明属于中华文明体系。

其次,关于中华信仰体系的多元性认知。古蜀人有“羽化升仙”的思想,丝绸经常被用于祭服和尸服,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4号祭祀坑的灰烬层中,检测到非常强烈的丝素蛋白信号,说明此处曾经焚烧过大量丝绸,有“以丝绸祭鬼神”的祭祀痕迹。由于丝绸承载着祭祀信仰,将丝绸华服埋入地下或以火焚烧,代表了连接“天地人”的信仰载体,是古蜀天人合一思想的一种表达。特别是在商代,由于大量祭祀需求,直接推动了丝绸织造业的发展。而关于蚕桑生产、祭祀蚕神的民间风俗更多,比如蚕桑的自然崇拜、祛病除魔信仰、蚕桑丰收祈祷、蚕桑文化活动等,蚕神庙、蚕神殿、嫘祖庙等遍布全国各地。相传小满为蚕神诞辰,人们烧香点蜡、祭奠蚕神,中国除夕黄昏的“呼蚕花”、除夕夜的“点蚕花灯”、正月初一上午的“困蚕花”和“关蚕花”、春节或清明前后的“扫蚕花地”等,无一不表明中国人围绕丝绸所表达出的多元信仰格局。

作者简介

罗晓东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副研究员。美国明尼苏达大学高级研究学者。主要研究方向: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规划、中西文化历史比较、区域文化历史资源研究与开发等。曾获四川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主持并完成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编(著)有《西康文化历史珍稀资料汇编》《文化产业策论八讲:文化创意产业前沿经典案例探析》等。两篇学术论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

来源:《中华文化论坛》2024年第5期

作者:罗晓东(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兼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