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清 | 培养能力可以，但不能过河拆桥

王旭清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伴随着新课标出台，新教材逐步在全国各地推开。从改革的意图及形式来看，学生核心素养被放在了新教材编写最重要的位置。表面来看，新教材是国家在学校教育中针对学生素养问题进行的一次重大改革，引导思维、贴合生活实际、着重解决问题等高度贴合当下国家人才培养需求的理念被彻底贯彻到教材之中。但从实践来看，新教材存在高度脱嵌于基层社会与基层家庭的问题，在抬高知识习得门槛的同时，将原本公共化的学习过程进一步推卸到了私人家庭中，造成了基层教育过热，城乡两极分化愈加严重的后果。

基于对湖北、山西、河南等地县域教育的调查，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发现新教材在基层实践中出现了以下问题：

第一，学段之间出现“鸿沟”，七年级学生适应困难。

目前，小学和初中之间出现了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七年级学生在部分科目上出现了严重的适应问题，以英语和数学为典型。

就英语而言，学生问题主要集中在基础能力上，比如小学部分单词掌握不牢固、缺少英语语感等。细究可知，这一问题的产生源于教材的变动。以人教版教材为例，新教材将小学词汇整体汇编在课本最后，小升初的过渡单元只设置了三个，教材中加入了大量阅读篇章，并且强化了听说能力的训练。从教材编写的角度来看，新教材无疑更加科学合理。但从县域学子的学情来看，新教材直接导致了大量学生难以适应。

据七年级英语老师反映，现在的教材不适合基础薄弱的学生。“以前的教材难度是慢慢的，一步一步提高，就把七年级的学生当成零基础来教。但现在它过度得太快了，一下拔得太高。不是高了一个档，是高了两三个档。”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采用北师大教材的河南县域，七年级学生根本听不懂，老师只能用老教材或者专门空出一两个月教学生基础知识。从学生表现看，过高的难度会导致大量学生在七年级就对英语失去信心，形成弱势累积，最终影响高等教育机会获得。而新教材事实上也成为筛选工具——筛选那些重视且有能力投入英语学习的家庭的孩子。

就数学而言，学生问题主要集中在理解能力上。据了解，数学知识总量变动不大，但是在知识编排与表述方式上进行了大幅调整。在知识编排上，由于追求“大单元”，知识不再以点的形式出现然后梯度递进，而是相互打通前后关联。后面要重点学习的知识通常会提前出现在前面的篇章，而前面学习的知识又会用到之后才会涉及的表达方式。对于有数学基础的同学而言，这样的编排确实有助于其贯通初中数学的整体逻辑，但对于没有基础的同学而言，前后串联的知识并不会以逻辑和网络的方式呈现在他们的头脑里，而是会变成一团迷雾，让原本清晰且比较容易理解的知识变得难以捉摸。

在表述方式上，以人教版教材为例，数学教材不再采取图示、公式配以精简文字说明的方式，而是采取了大段文字表述的方式，并且大幅删减了原本用以引导思维的推导过程。据数学老师反映，“原本的数学书，学生拿着书就基本能看懂整个章节要讲什么，非常清晰。现在不行，从一个引导问题直接跳到概念，学生看都看不懂。”

除了推导过程上的删减，教材中还出现了一些非常拗口的表述，直接影响了学生的理解。比如，“绝对值不相等的异号两数相加，和取绝对值较大的加数的符号，且和的绝对值等于加数的绝对值中较大者与较小者的差，互为相反数的两个数相加得0。”即便是成年人，读这句话都会觉得很拗口，刚上七年级的孩子更是读得云里雾里。

除此之外，为了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大量的情景材料题取代了过去简单直接的应用题。能读懂题因此成为学好数学的一道槛。“这么长一段话，你要先带着学生一句一句读，让他们知道是要干什么，先把题读懂。光这一点就把好多学生难倒了。”

也就是说，即便是相对客观的数学学科，知识学习的门槛也在提高。尽管知识总量变动不大，考试难度整体降低，但通过知识表述方式、编排方式、考察方式的改变，知识习得的难度其实也在增加。用基层老师的话说：“现在幼儿园到小学、小学到初中、初中到高中都是坎，学生不是迈坎，就是掉沟。”

第二，教师负担显著增加，城乡差距进一步凸显。

由于新教材整体难度提高，又缺少给学生进阶进行铺垫，当前学生的学业过程高度依赖教师，对教师教研教学水平的要求也因此大幅提高。

结合调研，新教材对教师能力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教师需要精研教材，深入领会新课标，越是能够理解新课标培养目标，越是能够明白授课重点，也能够根据教材导向为学生补充相关知识、增加相关训练。其次，如果说以前的教材给学生循序渐进的学习搭好了梯子，教师的主要功能是引导学生沿着梯子向上爬，那么现在的教材其实拆掉了梯子，需要教师来给学生搭梯子。

在县域学生学业基础整体薄弱的情况下，上述要求会导致县域教师工作量的集体加重。一方面，他们必须承接新课改的各种要求，在知识补充、课堂形式上下功夫。另一方面，他们还要在新要求下同时解决学生学业的基础性问题。简单说，既要带领学生适应新要求，又要帮助学生弥补基础。

从教师成长来看，新教材确实有助于提高教师能力。但如果从学生角度来看，新教材其实进一步放大了师资及学校教研水平对于学生学业过程的影响作用，会直接造成城乡学生学业分化的进一步加剧。具体而言，在县域师资及教研水平整体弱于大城市的情况下，县域学生的知识习得会显著落后于大城市学生。而在县域内部，由于城乡学校之间在师资及教研能力上存在巨大差异，学生之间的分化也会异常凸显。

第三，家庭卷入程度加深，双减政策失灵。

新教材实施后学习难度的提高直接刺激了家长的教育参与行为。据了解，这种刺激来源于两个方面。首先，学校在较大的授课压力下提高了对家长配合的需求。比如，大量老师希望家长能够重视子女学习，在家庭中养好学习习惯，由家长积极监督学习，以此帮助教师分担一部分在校授课的压力。其次，重视教育的家长会快速掀起提前学习的热潮。比如，一些了解情况的家长会在小学阶段开始向子女渗透初中相关知识，利用假期大量补习、提前学习。而这些提前学习的学生在成绩上获得反馈后，又会刺激其他学生家长，带动他们积极参与子女教育。再加上学校严格控制作业量、严禁组织补习的要求，学生在学校掌握不了的知识便全部推到了课外，学生课外负担反而变重，双减政策也因此会在基层失灵。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认为，尽管新教材有其先进性的一面，在编排上也有许多可取之处，但需要追问两个问题。第一，教材究竟为谁服务？第二，教材的主要功能是辅助基础性学习，还是引导能力进阶？

从目前基层教师的普遍反映来看，新教材并不适合基础薄弱的学生，但能够为有基础的学生垫脚。也就是说，新教材并不服务于学生打基础。而那些不需要学校和老师打基础的学生，大都来自高度重视教育且有能力参与教育的家庭。这就使得新教材其实变相成为筛选学生阶层出身的工具，而课堂成为这部分学生进行自我展示的舞台，教师则成为引导这批学生不断进阶的教练员。如果这就是新教材实施所达成的效果，那么新教材本质上就是在为优势阶层服务，是要在起点上就先淘汰一批学生。

站在教育公平的角度上看，我国考试制度的公平性建立在考试内容的客观性上，即在客观知识的学习上人人平等。而学习之所以人人平等，是因为在习得知识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努力获得成绩。在城乡、阶层之间资源差异巨大的背景下，国家统一课标、统一教材的目的其实就是确保即便存在上述差异，不同个体在知识学习上依然能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学业竞争因此是在同一起跑线上个人学力之间的竞争。

反观新教材，尽管编排上考虑了各种核心素养，教材结构也有其合理科学之处。但从知识习得的角度来看，新教材其实弱化了学生基础的形成，强调了基础之上的能力培养。教材因此从原本确保学习面前人人平等的工具书，变成了让学生自证能力的检测书。如此一来，城乡、阶层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因知识学习的客观性而被抹去，反而更进一步凸显了出来。考试体制的公平性内核因此被松动，对学生学力的考察也变形成为对学生背后支持性资源的识别。

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教材对于知识的呈现、表述、编排、传授以及考察方式，究竟是强化了学习面前人人平等，还是强化了学习面前的人与人不平等，值得反思。而如果教材变成了抬高知识习得门槛，彰显阶层品位，划出圈层鸿沟的工具，那我们国家以平等为内核的学业文化还是否平等，就会成为动摇制度优越性基础的重大问题。

以客观知识考察、筛选学生，是我国独特的人才培养与选拔机制。既然是客观知识，其习得就有规律，就不神秘，就有方法。而教材，就是辅助学生习得知识、掌握规律的最好工具。它理应是简明、直白、易懂的。意图在考试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将能力培养灌注于客观知识学习中固然非常重要，但能力培养完全不必要以在教材中忽视学生学业基础形成为代价，不必要以拆掉学习进阶所需的梯子为前提，更不必要让教材变得晦涩难懂。否则，冠之以能力培养的新教材，恐怕只会变成少数人对学习规律、学习资源以及学业机会的垄断，造成极其深刻的不平等，直接影响国家人才储备的基本盘。

总之，培养学生能力无可厚非，但不能过河拆桥。如果新教材造成的社会后果是赤裸裸的阶层筛选，那就不仅仅是所谓的教育科学专业问题，而是立场问题，是能不能“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