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君甫：曾救过任弼时，建国后以摆地摊为生，临终时：我不是叛徒

鲍君甫曾是中共地下党的一名特工，肩负着关键任务，游走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之间，曾救过任弼时，挽救过革命的命运。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他的结局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以摆地摊为生，生活贫困，直至临终时，他坚决否认自己背叛革命：“我不是叛徒。”

人生的第一次背叛

在1929年春的上海，杨登瀛站在一条繁忙街道的转角处，手里捏着一张纸，脸色沉重。春风吹拂，街上的行人匆匆，仿佛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故事，而杨登瀛的故事，此刻正迎来转折。

他低头看着那张纸，几乎能听见心跳的声音。那张纸上，赫然写着他的名字，旁边还标注着几个大字：“叛徒”。这不是一纸命令，不是从敌人那里来的威胁，而是从自己曾经信任的阵营发出的决定。

杨登瀛清楚地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从他进入国民党，从他与共产党有了交情起，这种背叛的阴影就一直存在。他曾经在革命中做过不少事，救过任弼时的命，在战斗中也做出过贡献。

但他知道，政治的世界充满了变化。那些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今天站在了不同的阵营，他也不得不做出选择。而这次，选择的代价极其昂贵。

杨登瀛记得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当时他接到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是任弼时从地下党发来的消息。任弼时告诉他，中共党内的某些行动已经被泄露，革命形势岌岌可危，蒋介石政府的特务紧盯着共产党内部成员。

而他所做的一切，几乎已经暴露无遗。杨登瀛在电话那头听着这些话，心中一阵震动。救命，一个简单的字眼，让他毫不犹豫地将任弼时藏匿了下来，甚至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帮他通过了重重关卡。

他本以为这份恩情，会让他在革命历史中有一席之地。可是，历史从来不会照顾任何人。随着国民党的内部斗争愈演愈烈，蒋中正和陈立夫开始巩固自己的权力，杨登瀛在党的地位渐渐被边缘化，甚至一度被迫在外界保持低调。

现在，曾经同仇敌忾的伙伴们，却开始在背后争夺权力，政治的交易已经逐渐吞噬了曾经的理想。眼前的“叛徒”二字，对杨登瀛而言，犹如一把锋利的刀，直插心头。他并不怕这些标签，但他害怕的是，自己曾为理想拼搏的一生，会在别人眼中变成一个笑话。

“叛徒，”他喃喃自语。“真是荒谬。”

他放下手中的纸，转身离开，心头涌动的情感犹如无数刀割。那晚，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竟无法辨认自己究竟是谁了。曾经的革命梦，仿佛被这张纸戳破了。

留学日本与革命初探

鲍君甫别名杨登瀛，而他的故事并不是从这张纸开始的。回望过去，他的起点远在很早以前。年轻的他，从广东香山出发，怀揣着改变命运的梦想，乘风破浪来到了遥远的日本。那个时代的中国，内忧外患，许多年轻人都选择了留学，寄希望于外国的先进文明能够帮助自己推动国家进步。

在日本的日子并不容易，语言不通、文化差异让杨登瀛吃了不少苦头。为了融入这个新的环境，他下了很大的功夫，学会了日语，甚至熟悉了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逐渐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日本通”。

这段时间，他不仅学到了日本的先进技术，也从日本的政坛和商界中看到了另一种世界的运作方式。

在日本的这段时光，也让他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中国革命中重要人物的陈养山。陈养山是个共产党员，年纪轻轻便有着坚定的革命理想。

两人在一起时常谈论日本的现代化与中国的未来。正是在与陈养山的交往中，杨登瀛渐渐地开始意识到，中国的未来需要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不能仅仅依靠外部力量，必须依靠人民的力量。

从日本归来后，杨登瀛投身上海，在一家日商洋行做高层职员，凭借自己流利的日语和对日本的了解，获得了不错的职位。然而，表面上的光鲜亮丽，掩盖不了他内心的渴望。他并不满足于只是一个商界精英，他知道自己的使命远不止这些。

在上海，他结识了不少国民党左派的成员，开始与他们交流，分享自己对革命的看法。与共产党人士的关系日益密切，杨登瀛渐渐意识到，自己或许能在两方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这样，他开始为中共提供一些情报，助力他们在国民党内部的斗争。

他的两面身份，注定了他不能安稳地站在任何一边。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无法真正容忍一个在两者之间游走的人。杨登瀛很清楚，自己始终是个局外人，即使他竭力去为革命做贡献。

任弼时是杨登瀛人生中的关键人物之一。二人相识在1926年，那时杨登瀛已经加入了改组后的国民党，并成为其中的一名左派人士。这个时期的上海，战火纷飞，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既紧张又复杂。

任弼时，那时已经是中共的核心人物之一。早年的革命经历让他与杨登瀛产生了深厚的友情。两人有过许多深入的讨论，关于未来的中国，关于革命的道路。每次讨论后，杨登瀛都会为任弼时提供一些他从国民党内外获得的情报，这些情报对于共产党来说，极其重要。

一次，任弼时面临着极大的危险。中共地下党的一些行动被泄露，特务紧盯着他们。任弼时的生命岌岌可危，这时候，杨登瀛的作用尤为关键。

那天，上海的夜幕降临，杨登瀛接到一个电话，是任弼时急需帮助的信号。他赶紧带着任弼时去到一个安全的藏匿处，并帮助他摆脱了特务的追捕。杨登瀛不仅帮助他躲避了这场危机，还为他安排了新的行踪路线。

事后，任弼时曾感激地拍着杨登瀛的肩膀，笑着说：“我们要做的，是改变历史。”杨登瀛的心中顿时涌现出一股暖流。那一刻，他真的觉得自己在做一些重要的事。

他们的友情持续了好几年。直到后来政治局势的变动，任弼时因为某些原因不得不与杨登瀛逐渐疏远。杨登瀛明白，这并非是个人情感的改变，而是历史潮流的必然。

大革命的起伏与选择

随着大革命的爆发，杨登瀛的革命历程也开始进入了新的阶段。1927年，国民党内部的左派与右派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杨登瀛选择站在了左派的一边，继续与共产党保持联系，并为左派提供情报。

在这个时期，他对中国未来的想法愈加明确——必须有一场彻底的革命，才能改变中国的落后局面。与此同时，他也与许多当时革命阵营中的人物建立了密切关系，包括陈剑虹、蒋中正等人。

随着时间推移，政治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杨登瀛也感到自己的身心疲惫。每一个选择，背后都是不可避免的牺牲。

然而，命运的转折总是来得出乎意料。1931年，顾顺章的叛变让鲍君甫的身份暴露，国民党对他展开了严密的监视和迫害。经过一段时间的审讯和审查，他的特工生涯几乎被彻底摧毁。尽管如此，鲍君甫并未因此屈服于命运。

通过一些革命友人的帮助，鲍君甫终于摆脱了国民党的束缚。在此后的几年中，他虽然身处上海，却逐渐淡出政治舞台。鲍君甫的隐退，标志着他与革命的渐行渐远。从一个革命英雄到普通市民，他的生活开始趋于平凡。

然而，鲍君甫并没有完全放下过往的革命梦想。即便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岁月里，生活困苦、四处奔波，但他始终未曾放弃对革命理想的坚持。在心底深处，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一名为革命奉献一生的人。

1969年冬，鲍君甫的身体愈加虚弱。在他最后的岁月里，他时常回忆起自己年轻时的革命岁月。在摆地摊的日子里，他与过往的革命同志断了联系，渐渐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上。

当他去世后，周恩来得知消息，特指示有关部门照顾鲍君甫的家属，证明了这位曾经的革命英雄，尽管生活贫困，但历史仍给了他应有的尊重与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