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时代的到来与英雄主义的终结

你可以跑，但你只会死得很累。

——致敬“捕食者”无人机得T恤衫

盖吉兹（Gygès）是吕底亚的一个牧羊人，他意外在一片崎岖地面的坑洼处发现一具裸露的巨人尸体，尸体上有一只可以让他隐形的金指环。凭借他的新力量，他得以躲过人类的目光，不断累积罪行，杀了国王并夺取了王冠。他的对手既不能避免他的攻击，也无法加以防御。隐形的能力让他所向披靡，由于他行动时没有目击者，还确保了他不受惩罚。

无人机如同盖吉兹的指环，使攻击者隐匿而不受惩罚。

《理想国》只是提出一种思想实验，而无人机则从技术上实现了它。考虑到目前的情况，卡格（Kagg） 和克雷普斯（Kreps）写道：“遥控机械无需为它们的行为承担后果，而操作这些机器的人类又相距甚远，因此盖吉兹的神话在今天更像是反恐主义，而不是恐怖主义的寓言。”摆脱了相互关系的制约，无人机的主人们还能以美德行事，在不受惩罚的情况下抵御住不公正的诱惑吗？这个问题就让我们回到道德风险的话题上。

但还有另一种提出问题的方式。如果“不将自己的力量化作美德，最强者也无法永远做主人”的说法是正确的话，那我们就可以问：现代的盖吉兹们需要怎样的美德呢？或者换一种问法，不是问：隐形人能否具备德性？而是问：如果他坚持要称自己有德性，并自以为如此，自视为德行兼备，那他需要对美德进行怎样的重新定义？

传统的军事道德包含一些基本的美德：勇气、牺牲、英雄主义……这些“美德”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功能。让杀戮变得可以被接受——甚至光荣。而将军们对此毫不掩饰：“我们必须想办法让人们赴死，否则就无法发动战争；方法我了解；它就蕴藏在牺牲精神中，而不是其他地方。”

“勇将不怯死以苟免，壮士不毁节而求生”是传统军事道德的写照。

在这些概念中，“准备赴死”的心态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所谓 “精神力量”的核心。这边是不可逾越的界限：

“我们决不能忘记，我们的使命就是杀人和被杀。我们决不能在这个事实面前闭上眼睛。发动一场只能杀戮而不被杀的战争根本就是一场空想；发动一场只能被杀而无反手之力的战争，则愚蠢至极。因此我们必须了解如何杀敌，并随时准备牺牲自己。一心向死的人令人胆颤。”

按照经典哲学的理想，战争应当是卓越的道德行为：战斗，就是学习死亡。

无人机加剧了战争的不对等，使其成为单方面的猎杀。

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怎样解释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呢？岂非与‘保存自己’相矛盾？”毛泽东曾这样问道。不，他接着自己回到了这个问题，“不相矛盾，是相反相成的。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是要付代价的，有时是极大的代价。部分的暂时的牺牲（不保存），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就是在这种保存与毁灭之间的辩证关系确立了牺牲的价值，这种行为被认定是英勇的，是因为部分的无私奉献造就了全体的延续。黑格尔也主张，文明人“真正的勇气”不单纯表现在对死亡的蔑视上，而且在于个体“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的生命”。

但如果这一切从此不再有必要了，事情又会变得如何？当杀敌的同时无需自损时，关于牺牲的辩证法必然会消解为单纯的自我保存。如此一来，英雄主义和与之相伴的勇气，也便消失殆尽。

无人机时代的到来，标志着英雄主义的彻底终结

这一判断毫无新意：我们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进入一个“无美德战争”'（vitureless war）时代，或者说“后英雄主义”时代。如果这里或那里还残存着英雄史诗的遗味，那不过是陈旧的怀旧情绪，以及加速分解的意识形态残余。在彻底被埋葬之前，这些旧时的价值观尽管面临被淘汰的打击，却也拼命负隅顽抗。只要保住了上层建筑，就能引起麻烦，通过其惰性放慢动摇其基础的底层结构的发展速度。

从传统价值的角度来看，当下的问题在于，通过无人机摧毁敌人的同时自己可以毫发无伤，这被看作懦弱和耻辱至极。实施战争的技术现实和延续下来的意识形态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矛盾，连武装部队人员都感同身受。这就导致了新式武器与旧有框架之间的冲突，这种框架虽然过时了，但仍有影响力，于是便造成了战斗精神的危机。

马斯克在X（推特）上分享中国蜂群无人机表演的视频，并调侃美国的空军发展战略。

其最显著的证据就是，有关无人机最恶毒的评论最初并不是来自那些不屈不挠的和平主义者，而是空军飞行员以保卫他们传统的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为名提出来的。今天，这些被废黜的空中骑士，是一个衰落的军事阶层最后的代表，他们一边弹着吉他，一边唱着抨击机械竞争对手的歌。一支名叫“多斯·格林戈斯”（Dos Gringos）的乐队，是“两名战斗机飞行员组成的二重唱，复兴了传统的飞行员之歌”，他们创作了下面这首安魂曲：

他们击下捕食者

我又少了一个机会

他们击落了捕食者

让我满心欢悦

他们击下捕食者

我很好奇

失去带轮玩具的操作员此时作何感想

大概感到如此无助

就像被棍棒打出血的海豹宝宝。

尽管飞行员们英勇无畏，但他们还是输了。“壮志凌云（Top Gun）”已死，“独行侠”（Maverick）中尉早已知道，坐在弹射座椅上的自己，正不可避免地逐渐退化成另一类人物形象，一种越来越难以引起人们崇拜的形象。

摘自《反思无人机》

作者: 〔法〕夏马尤

译者: 焦静姝

出版年: 2024-12

“无人飞机”（avion sans équipage）这个词汇,无法完全翻译成英语“unmanned aerial vehicle”这一表达。“unmanned”一词从各种含义上都蕴含了危险的意味——字面上来说一方面有“非人的”意思，同时也有 “去势的”，甚至“被阉割的”含义。

这也是为什么空军将领一开始非常抗拒无人机的普及化，他们的工作、职业资历和机构地位自然是受到了威胁，但更重要的是，无人机的普及从根本上削夺了他们的男子气概，而男子气概主要是通过冒险来表现的。

《奇爱博士》以隐喻的手法使空军的男性气概外化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战士英雄主义的绝唱，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早在无人机给他们当面一拳之前，这一精神就已经奄奄一息了。瓦尔特·本雅明在他的时代就曾讽刺过反动思想家们对帝国主义战争中的“英雄主义”进行虚幻和自相矛盾的颂扬：“他们没有发现，在这场物质战争中被他们认为是存在最高启示的东西，令世界大战中这里或那里幸存下来的英雄主义的可怜象征，全都失格了。”

所以当勒特韦克（Luttwak）为这种坚持主张任何国家的士兵都不应该在外部干预中被置于危险境地的当代战争贴上“后英雄主义”的标签时，我们有理由问自己一个问题：在宣称英雄主义时代终结之前，“我们”是否曾做过英雄。无论如何，讲求牺牲的英雄主义在今天作为一种糟糕的理想被公然否定，作为一种官方价值被迅速摈弃。我们必须摆脱这一价值，并寻找可以将其替代的其他的战士美德。

“无处可躲，无处可藏”（捕食者无人机徽章）

如果说无人机是合乎道德的，那首先是因为它消除了任何使我方损失惨重的可能性。这一观点最近在英国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得到总结：鉴于“无人飞机防止了潜在的机组人员死亡，其本身在道德上便是自洽的”。只需将这种关于无人机德性的论点与经典的军事美德箴言相对比，就会发现无人机旨在保全士兵不去送死，而传统的军事美德弘扬的却是完全相反的价值，其在价值领域的革命便不言而喻。

当然保存部队力量，并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也没什么特殊的。“蔑视死亡”在传统的战斗精神中，也绝不是让人不要努力保全自己的生命。这里的特性指的是保全自己士兵的生命是绝对的国家义务，不允许出现任何牺牲。一个让士兵生命暴露在危险下的军队是坏的，但一个不惜一切保护士兵生命的军队就是好的。让我方军人暴露在风险下应当受到谴责，但无风险的杀戮却值得被称赞。为国捐躯当然是好的，但为国杀敌，并且无需搭上付出生命的沉重代价，就更好了。

无人机改变了空中战争，也推动了空中经济。

我们眼下正在目睹官方道德从一种向另一种的逐步转变：一种有关牺牲和勇气的道德观，逐渐转变为一种自我保全和或多或少被认为是懦弱的道德观。在这种价值观的大逆转中，我们必须将曾经热爱过的东西踩在脚下，对昨天还奉为圭臬的言语嗤之以鼻。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眼前这一出与其说是“无美德战争”的奇观，不如说是对战士美德大规模的重新定义（《反思无人机》，商务印书馆2024年版） 。/

图书简介：无人机，正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形态。这种利用远程控制的新式武器，使得战争参与者既身处后方又位于前线，一面使对战与杀戮显得更间接，一面使创伤和死亡变得更切近。法国新锐哲学家夏马尤的《反思无人机》是全面思考无人机的开拓之作。基于丰富的军事理论和战场实践，书中从技术与战术、精神与心理、法律与伦理等多个角度，审视无人机如何深刻改变着战争的进行方式和行为逻辑。由此，作者进一步探讨了无人机战争对战争法、战争伦理的全新挑战，以及对未来人类和政治的深刻影响，堪称一部探索、审视、反思无人机的思想指南。

作者简介：夏马尤（Grégoire Chamayou），法国新锐哲学家、思想史家，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现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哲学史、医学史、战争论、技术哲学、近代政治史和社会史等。代表作包括《猎捕人类：狩猎权的思想史》《反思无人机》《邪恶的身体：18—19世纪的人体实验》等。

译者简介：焦静姝，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法国格勒诺布尔-阿尔卑斯大学硕士，现任职于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代表译著《小说鉴史》（合译），获2018傅雷翻译出版奖新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