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文/张家豪律师 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
一、入职半年，突然变成组织卖淫罪的犯罪嫌疑人
刘天运被重庆某区公安机关以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他的老婆吴女士异常迷信关系，到处打听能“捞人”的办法，前前后后给“关系”送了10多万，直到人被检察院批准逮捕了，才清醒过来，自己被骗了。
当事人吴女士，在给我讲述案件情况时，眉头时刻紧锁，偶会发出一声叹息，我能明显感受到她的情绪已处于崩溃的边缘。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沟通交谈，吴女士最终选择正式委托我和我的团队介入本案。
我在看守所会见刘天运时，他向我抱怨到：“张律师，我也是缺钱用，才来入职养生会所。钱没挣到多少，反倒要坐牢，真的划不来啊...”
我严肃地说到：“涉黄类的案件都判得不轻，你现在又是定的组织卖淫罪，而且在你们会所里查到了10对技师，最糟糕的情况要到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了....”
刘天运满怀期望地问我：“张律师，您能救救我吗？有什么好办法吗？”
我详细问到案情：“你具体讲讲你这个案子吧。”
刘天运说：“我就是个前台，在微信群发布客户到店时间，安排技师上钟下钟加钟、记帐这些工作。”
我说：“工资是怎么计算的呢？”
刘天运说：“最开始是4000块的底薪，后面就是每一个客人收13～20块的提成。”
我初步判断到：“你的罪名有问题，不应该定组织卖淫罪，而应该定协助组织卖淫罪！这样一来，刑期可以帮你降低到五年以下！”
二、组织卖淫罪变协助组织卖淫，刑期将大幅度下降
目前刘天运被批捕的罪名是组织卖淫罪，即便可以认定他的从犯身份，但在量刑方面仍然很重，也是在5～10年这个区间。
明显，如果能为他将罪名变更为协助组织卖淫罪，刑期将大幅度下降。
但如何准确认定组织卖淫罪的从犯和协助组织卖淫罪，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重点和难点。
我认为，区分组织卖淫罪和协助组织卖淫罪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控制、管理卖淫活动。
（一）在主观上，组织卖淫罪具有通过控制、管理卖淫人员与嫖客发生性关系非法获利的主观故意；但协助组织卖淫罪则仅具有通过协助组织卖淫者非法获利的故意。
（二）在客观上，组织卖淫罪实施了对卖淫人员的控制、管理，并通过控制卖淫人员与嫖客发生性关系后获利的行为；但协助组织卖淫罪仅实施招募、运送卖淫人员或者管账、望风、充当打手从而获益的行为。
本案中，刘天运在养生会所中的工作岗位是前台接待，主要负责收款、接送客人、端茶送水、填写当日营收情况等，这些行为均是和卖淫活动没有直接关联性的外围辅助性工作，对卖淫人员和卖淫活动均不起管理、控制、调度、安排等作用，不属于组织卖淫罪中的管理或控制行为，而属于在组织卖淫活动中为保障卖淫活动顺利进行的外围辅助行为，应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
三、即便认定协助组织卖淫，刑期是“五年以上”还是“五年以下”？
刑法规定的协助组织卖淫罪，存在两个量刑的档，即“五年以上”、“五年以下”。
可谓，一字之差,谬之千里。
在本案中，检察官最初的想法认为，组织卖淫罪的“情节严重”就能直接等同于协助组织卖淫罪的“情节严重”，即本案的养生会所的卖淫人数达到了“十人以上”，量刑应该在5年以上。
【法条链接：《解释》第二条规定，组织卖淫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一）卖淫人员累计达十人以上的。】
但是我是非常不认可的，我提出了我的辩护意见：
认定协助组织卖淫罪的“情节严重”，应当从其自身具体招募、运送的卖淫人员人数来认定是否构成“情节严重”，如其没有招募、运送卖淫人员，不能将认定组织卖淫者“情节严重”的卖淫人数，不加区分、直接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者的涉及卖淫人数，继而认定为“情节严重”。
换句话说，不同的协助组织卖淫行为，甲行为认定为“情节严重”，并不必然得出乙行为也属“情节严重”的结论。由于司法解释对协助组织卖淫罪“情节严重”的认定，仅就招募、运送两种行为规定了人数，所以其他协助行为“情节严重”认定，不以人数作为直接认定标准。
同时，我提供了大量我们团队在全国各地辩护的成功案例作为佐证，说服检察官接受我的辩护意见。
四、成功辩护
最终，检察官、法官均采纳了我的两大辩护意见，将罪名变更成协助组织卖淫罪，没有认定“情节严重” ，最终判刑两年十个月。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对名字、案情做部分特殊处理）
张家豪律师，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执业以来，专攻刑事案件，致力于成为学者型律师，将理论融入实务；更致力于成为坚持派律师，坚持让无罪的人免受冤屈，让轻罪的人免受重刑。在案件办理中，都会依托于团队力量，汇聚集体智慧，从证据、程序中抽丝剥茧，寻找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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