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布言：驳儒杂议（一）

儒家既无道又无技，体用缺如，入不入秦都是一回事，那一套禽兽生就的动物伦理能有什么作为？在哪里不是腐肉一堆，空口一张？不入秦，但入华，不照样生灵涂炭，人“吃”人与人吃人。秦始皇实行军国主义，把国家当做军队来管理，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尽管不能称之为伟大的军队。在军队需要发挥主要作用的战国力争时代，他塑造的这一支军队确实颇为成功。军队的军事化管理需要统帅英明，集权和独裁，这是军事斗争的高效快速精准的本质所要求的。对于激烈斗争中的军队和战争状态下的国家的军事化管理要求道技并重，有时技重于道，不同于常态下的国家管理道大于技，技必须服从道。秦始皇是一个合格的军事统帅，领导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在诸侯争霸兼并战争中战胜了全部的战争对手。但他不是一个合格的国家管理者，没有及时将战争状态下国家的军事化管理转换为和平状态下的常态化管理，以道制技，技制于道，辅助道，成就道。道是什么？就是天志法仪，兼爱非攻；技是什么？尚同尚贤，节用节葬，非乐非命，非儒贵义，亲士慎染，修身辞过，有备无患，强力从事，税常正，民自养，等等。

城守诸篇属于军事化管理和军事斗争内容，否则怎么能成就墨守之严。在外敌围城，强攻不止，全城乃至全国危在旦夕之际，没有强有力的管理和严惩，绝不可能守住一城一国，任何一个微小通敌行为，任何一个扰乱军心民心的行为都有可能导致城守失败，国破家亡。即便如此，墨家也有军事民主，例如“召三老议事”、“市口颁布法律”、“试行法律”、“疏散老弱”、“优待伤亡者”、“优待军属”、“吏卒民相和”，等等。墨家坚持守，不主张先发制人的进攻，以攻为守，也是为了防止伤及无辜者。墨家的常态化国家治理思想和方法，与墨守兵法思想和方法乃是两种不同时空限度内的思想和方法。不可混为一谈。这说明墨家思想的博大精深，方法论的丰富杂多。既有和平状态下的政治学和治国理念与方法，也有兵学和兵法以及军事化管理的思想和方法。墨家还有一组学说基础知识文献，墨辩六篇，全部是基于理性的纯粹的哲学、科学、逻辑和方法论。墨子学儒的目的是为了批判，——因为这种道德利己主义和道德利权主义不加以批判，颠覆和揭示，祸害无穷，2000多年的儒学实践史是最好的证明，儒学自己证明自己不行——倒不是儒家真有什么值得学习的东西，儒家那点庸众民粹道德墨子根本看不上，墨子将仁义礼智信等概念全部重新定义了一遍，跟儒家的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如果说老子做出了哲学突破，那么墨子则奠定了中国哲学的科学性、思维范式（理性主义的二元世界观）和方法论。

天教上帝信仰是华夏文明传统，华夏民族精神的大本大源，《尚书》、《诗经》就是明证。人一旦出现，从胎儿始，就接受外在理智教育：独一上帝理智和复数公众理智。前者包含后者。归根结底一切知识来源于上帝，这就是义出天心。人从公众理智那里接受风俗教化，从而有公序良俗。从上帝理智及其早已化作的公众理智接受哲学和科学教育。这就是神教（宗教）。华夏称之为天教。天是独一无二的绝对理性存在者，有创生、护持、赏罚之三合一的神圣意志。个人知识的积累来自于天教，同理，人类集体的知识积累也来自于天教。人类从动物一路走来，知识积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肤浅到深刻，从经验到科学原理，除了神教，天教即上天教化，还有谁能教授人类知识？复数公众理智教化是人为教化，往往缺乏客观性，做不到主客观一致。毕竟人是有限存在，理智有限，理性有限，认知有限。人的理性是认知理性，不是上帝的生成理性。人的认知和知识多倾向于或然性知识，特别体现在经验知识和历史知识方面。与浩瀚宇宙相比，人是无知的，必然性知识毕竟难得。儒家的礼制道德属于没有道德原理的行为规范，形式道德，经验道德，“德”行伦理，属于人为教化，不合上帝理智天志或天命，也不合复数公众理智的公义或共识。仁爱设定血缘限度乃是对动物伦理的继承，没有扬弃和超越动物伦理；没有超越血缘经验的上帝视野，不是上帝诫命或天命，不是上帝理智教化。因此，仁爱天生设定血缘限度，亲亲为首，不可能达到普遍爱人，于陌生人中实践亲亲仁爱绝无可能。

兼爱和爱人若己不是反人伦，是反动物伦理。人伦起码要非攻，不侵犯他者权利。非攻，从不侵犯他人财产、人身和生命，扩展到不侵犯他国。强不执弱，众不暴寡，富不辱贫，诈不欺愚，壮不夺老，大不攻小。修养无非就是以认识论为方法，认识真理，以行举实，形成衠知（行动才是真正的纯粹知识）。认识真理，与上帝合一，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天地宇宙为身，超越得失生死，日行而不知，华发隳颠而不知老死将至，是为化境。哲学思维发现了宗教和上帝，把上帝的绝对必然性原则拟天化，形成华夏天教。墨子作为哲学家，第一次使华夏民族扬弃和超越动物伦理之亲亲民粹道德，从实然动物伦理跨入应然人伦，从爱己实然跨入爱人如己之应然。使人脱离了前人类的动物性，兽性。亲亲尊尊乃是猴群狮群都具有的生命本能和自然伦理，哲学、科学、逻辑、宗教、上帝信仰、兼爱和爱人若己乃是脱离动物性和兽性的标志。这些东西都内含了真理，属于理性范畴，理性乃是各种真理的联结。故而，其中一有俱有，一无俱无。动物，有兼爱理想吗？有爱“人”若己的道德人伦吗？有哲学和科学吗？有逻辑吗？有信仰吗？有超验思维吗？

我们说的动物伦理，是指动物之间的关系和生存秩序。这是把伦理一词扩大化使用。为了说明动物伦理，我们可以把“伦”字换回“仑”字，以包含人伦和动物伦理；也可以发明新字，以“反犬旁”或“牛字旁”代替“单人旁”，特指动物伦理。动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生存秩序，称之为动物仑理。我们不能否认动物必然由父生子，而不会相反；动物也必然有亲亲之本能；动物也有尊尊原则诸如猴群狮群；动物也有分工合作诸如蚂蚁蜜蜂。动物也有经验关系，人也有经验关系，人的经验关系不能扬弃和超越前人类经验和血缘限度，始终停留在动物经验关系阶段和血缘限度内，与动物何异，岂不是人兽？儒生只知爱有差等，不知爱也有底线，非攻就是确保权利平等的同一底线。儒生自比于狗豨，只知爱己之实然，不知有爱人若己之应然。爱人若己，非不爱己；不爱己，何能何来爱人若己？儒生不知道从逻辑上来理解一个概念和命题！墨家不讲孝吗？孝，能能利亲。与儒家一味孝而顺不违大不同！实践爱人若己，首先是非攻。非攻就是脱离动物趣味，禽兽何时非攻？儒生却以人兽自居，亲亲相隐，尊尊私利，与禽兽何异？

儒生说的“自治”只是宗法制或家长制，是国家政权的宗法意识形态和权力在基层的自然延伸。其实就是宗族尊长治理，不脱离亲亲尊尊原则。这跟真正的自治有区别，反而是国家政权在基层治理的体现。自治乃是基于自治主体的个体权利平等而形成的民主行为。个体有权当选任职，也有权选举他人任职，执行治理权。宗法制下，个体根本没有独立的人格和权利，连基本的财产权都没有，怎么自治？先秦的自治思想包括地方自治体现在墨家《尚同》《尚贤》等文献中，关键几点是：天志法仪；举公义，辟私怨；一同天下之义（共同义或公义）；臣民通约，亲民于心，约治于行；画分万国；选举天子、三公和各级政长；官无终贵，民无终贱，士农工商，有能则上，无能则下；高下以善不善为度，处下善于处上，下所请上；万民便利之（赋予当选者有时空限度的治理权），等等。古希腊城邦制算是部分实践了自治思想，自由民自治主体，除了个别高级职位由一二级财产等级者可以当任外，所有职位向全部四个等级开放，或票选，或推举，或抽签，或轮流当任。所以，自治和民主与人权是无法分开的，没有民主操作和基本人权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自治。同时，还需要有契约意识和精神。

儒家要回归华夏天教上帝信仰，从孔孟不虔敬回归虔敬，从孔孟去上帝中心回归以上帝为中心，从孔孟宗法礼制“神圣”回归天教上帝神圣，皈依天教，打破宗族血缘限制，天教徒四海一家，建立天教神社，以天教为精神家园，以神社为宗教团契生活（过有契约精神的教徒集体生活）中心。非如此，不足以团结华人和华人以外的天教徒。儒家所谓的大同王道是什么？如果大同王道只是开明仁慈君主的治理，那也是千年不可一遇的偶然事件，把日日、月月、年年需要的国家治理交给偶然性，实在不现实。国家治理与理想秩序不同，前者必须追求强必然性，确定性，可预测性。国家治理在于用可靠的方法及其制度帮助人类自己克服单纯凭借自己难以克服的偏私的情感和心理，是抑制人性恶的一面和恶的意志；儒家的大同王道理想秩序——尽管儒家的大同理想源于墨子兼爱诸篇的社会理想——乃是单纯基于人性善的幻想，算不上完满圆融的理想。因为假设人性单纯善就是一个错误假设和前提，概念或命题错误，由概念或命题的推理出来的结论必然也错误。唯一至上神在各家的区别是经验的，从哲学原理上看是一致的，没必要否定。儒教是宗法礼制教化，是儒家的人为教化。天教才是上天教化。天教乃是先秦诸子各家的共同信仰。

盗人非人，引出了后期别墨公孙龙子的“白马非马”著名命题。这是基于概念分析，得出两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不同。同一时期，亚里士多德也有类似的“白人非人”的概念分析。儒生不懂其中道理，不知道万事万物的是非类别之异和量数然不然之异，污名之诡辩。这又是不知同异之辩的一个典型例子。

执政代理人或执法（公义法）代理人行政和司法必须秉持公义或共同义，自下而上取同公义，一同天下之义，举公义，辟私怨，这是官方和执政代理人必须遵守的原则，否则国家和政府就失去公共客观性和同一标准。民间是允许有不同意见和言论自由的。否则就不需要举公义，一同天下之义，尚同了。而且最终要尚同于天志。天志是最终的客观标准和保证。如此，天志和公义形成双重客观性保证和政权合法性。公义源自天志，天志体现为公义。二者可合而为一。没有哪个执政代理人可以根据自己主观意见和愿望随意行政和司法。儒生污名尚同是专制，不区别自上而下地统一思想，限制言论自由，与自下而上地层层取同，用同，行同，尚同于天志和公义，这也是不知同异之辩的典型案例。墨子将国家权力分为刑政（即型政，立法权）、治政（行政）、听狱（司法）。刑政、治政和听狱必须以刑政所立的公义法为统一标准和执政使权的准则。法是合乎天志自然法的人民公义法，是自下而上取同，通约，举公义的结果。而且没有证据显示三权集中于一人，而是分人行使。初步有了权力分立思想的萌芽。

有儒生对《尚同》篇中百姓监察和刑罚震慑罪恶提出质疑。请问：对那些罪大恶极者，连环杀手，流窜作案者，等等，老百姓不监察，不告发，不是害人害己吗？不在于要不要监察，要不要惩罚，要不要以罚使之恐惧惕憟，而在于这一切操作和针对对象合不合乎自然法和公义法，合不合乎公序良俗，有没有反思自由。《尚同》诸篇明显点出罪大恶极之词汇诸如“淫暴”、“暴人”、“淫辟”、“为暴”，等等。墨子还讲了“明察审信”，既要清晰明白分辨，界定和判断，也要审查所举实事或事例是否可信，能否确定。还讲了：“赏当贤、罚当暴，不杀无辜，不失有罪。”还讲了要避免上下不同义：“赏誉不足以劝善；刑罚不足以沮暴。”

《耕柱》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今誉先王，是誉天下之所以生也。可誉而不誉，非仁也。”这个先王之道教，就是天教，即，遵从天道的圣王，以天道为国民教化内容。其目的是以求生，以求安生生，生生不息，以为人安生立命。

诗、书、易、三礼中的周礼和仪礼、春秋作为鲁国历史部分都不是儒家的独有经典。这都是先秦以前的典籍。三礼中礼记乃是先秦各家各派人士对仪礼的解释，说明和补充，不一定都是儒家的作品。应该从内容倾向上做出区分。另外，后期有儒家的礼记定本，这应该是倾向儒家学说的选辑本，但也未必都是儒家的作品。独尊绝异以后，其他各家各派的内容包括墨家的大多佚失。只能寄希望于出土文献复原。墨家应该有对仪礼和周礼内容的取舍，扬弃和保留，也应该有符合墨家学说的解释，说明和补充。墨家反对周制宗法等级礼乐，但不反对祭天祭鬼等仪礼。墨儒两家对周制的继承是不一样的：墨家继承了周制的分建和地方分权，反对宗法等级礼制；儒家继承了周制的宗法等级礼制，反对封建和地方分权。诸如什么“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非天子不制度，不议礼，不考文”、“孝始于事亲，终于事君”，等等。这是儒法结合走向集权秦制的开始和征兆。墨子盛赞文武，痛斥幽厉，例如《法仪》：“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为天子，天下诸侯皆宾事之。暴王桀纣幽厉，兼恶天下之百姓，率以诟天侮鬼，其贼人多，故天祸之，使遂失其国家，身死为僇（审判，判定，判罪）于天下，后世子孙毁之，至今不息。”墨子也盛赞周公，例如《贵义》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漆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於今。”

关于本国利益优先。墨家说爱人如己，首先爱己，才能爱人若己。不反对外国学生和本国学生待遇一样。如果本国学生没钱上学或待遇很差，给外国学生高于本国学生的待遇不能算爱己。墨家没有讲爱人超己，人己是平等的，不是人高于己。不懂宗教就不能理解兼爱，兼爱是上帝的命令。不能用儒家趴在地上的动物眼光去看。至于各人执行兼爱如何，看各人修为，有执行到位的，有不到位的，还有违背的。

《礼记 礼运》：“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此乃大谬不然：儒家的圣人不仅是上帝，全知全能，而且还能以其众为一人而推知。故而能推己及人。现实证明，人之所欲所恶各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何以能意之以众人为一人，推一人及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