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前官员：人权发展需要聆听古代智慧

中新社长沙11月20日电

中新社记者 王宗汉 白祖偕 徐志雄

11月18日至20日，“中华典籍中的人权理念”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行。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前官员克里斯托弗·培修(Christophe Peschoux)与会期间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指出，解决当今世界中存在的种种人权问题，需要向历史的纵深寻找经验与智慧，而中华典籍所蕴含的悠久历史与丰厚智慧将为全人类人权事业共同发展提供借鉴。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人权”概念成为一些国家攻击他国的“武器”，愈发“政治化”与“工具化”。在你看来，如何定义真正的“人权”？

克里斯托弗·培修：在我看来，“人权”的真正含义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与追求，没有物质匮乏或精神恐惧，受到尊重。人权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非常具体的现实。在这个世界上，没人会愿意被剥夺生命；没人会愿意未经审判便被投入监狱；没人会愿意生活在缺少饮水与食物、缺乏受教育权的环境中……这些都是人权的诸多核心要素，既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基本权利，也是共同的责任。

这些权利抑或责任，也被视为人权事业发展的基本准则。然而不幸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权”一词被如此频繁地误用，这些准则被一些国家“政治化”，以攻击、压迫其他国家。这是彻头彻尾的错误，并不是说追求“人权”是错的，而是这种将“人权”概念歪曲、异化的行为是错的。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对其进行审视，正如英语谚语所说，不能良莠不分(“Don't throw the baby out with the bathwater”)。

中新社记者：当下，全球人权治理面临哪些困难？

克里斯托弗·培修：全球治理机构以联合国为依托，全球人权治理自然也是如此。我认为当下全球人权治理主要面临的问题是联合国人权机构的“失能”。联合国并不是一个政府，而是一个政府间的合作组织，没有权力与金钱保障其措施落地。当今世界，仍有许多地方充斥着奴役、剥削、战争、屠杀、掠夺等行为，但联合国尚没有能力完全消除这些行为。但我认为引发这一问题的关键正在于那些有能力，但却没有政治意愿来解决这些问题的联合国成员国。

中新社记者：你关注了中华典籍中的哪些人权理念？为何要从中华典籍中探寻人权理念？

克里斯托弗·培修：在学生时代，就读哲学专业的我对中国古代哲学产生浓厚兴趣，曾涉猎老子、孔子、孟子等诸多哲学家的思想与著作。在中国典籍中，我探索出了一些人权理念，比如孔子教导人们要成为君子，这是一种深层次的“仁”，故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如孟子主张博爱、以德治国、民贵君轻等。

如之前所说，我关注生存、健康、食物、饮水、住房、教育等具体的人权。在我致力于人权保护的42年中，我曾在世界各地见到形形色色的人，他们和我分享的“人性”(humanity)是相同的。经年累月的人权保护工作使我认识到，对于人类而言，共同的“人性”十分珍贵。

故而，尽管道德和法律“规范”(norm)意义上的“人权”概念起源自西方文化，但“人权”的核心价值“人性”却并非西方所独创、独有。身处当下世界之中，我觉察到一种迫切的需要，即从中国古代思想与典籍中寻找到解决当下人权问题的答案。要从中国古代思想家那里汲取智慧，我们必须读其著、思其学。我们还必须把这些经验放在历史背景中去思考。在我看来，如此，既可肯定中国人权理念的特点，又能确认其蕴含的普遍性。如果不植根于过去，就无法对未来做出任何坚实的预测，这也是我为何认为此次研讨会如此重要的原因。

中新社记者：70多年前，《世界人权宣言》将儒家思想中的“仁”写入了宣言正文之中。原因和意义在何？

克里斯托弗·培修：在起草《世界人权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时，张彭春先生坚持《宣言》应当基于每一个国家都能接受的普遍性原则。所以他将根源自儒家思想中“仁”的“良心”(conscience)写入了《宣言》之中。张彭春先生从中华典籍中汲取智慧，致力于将中国古代道德和政治哲学的精神注入《宣言》当中，赋予其真正的普遍性维度。

诚然，世界上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存在差异，但我认为这些差异正好证明了人类对生命的理解以及对价值观和智慧的永恒追求，证明每个社会都在寻找普遍的行为准则，使人类能够在尊重彼此差异的基础上共同生活。

中新社记者：古希腊文明中，同样蕴含了丰富的人权理念。中国古代思想中的人权理念与古希腊文明有何相通之处？

克里斯托弗·培修：我曾在一次参观中，看到了孔子与老子面对面的雕像，像是在交谈，我喜欢这两种思想之间的对话：一种是诗意与超脱，一种更加世俗与实际，但二者都以“道”为指引。

中国古代与古希腊哲学思想中关于人权的理念也是如此，均有着对“人性”的共同追求，因此二者有相通之处。以技术为例，在现代社会，尽管技术十分发达，但如果其用途不是服务人民，那么价值将会大打折扣。在这一点上，孔子的思想就与柏拉图的思想不谋而合：对于柏拉图而言，治理艺术的关键在于在国家中建立秩序；而孔子认为，政治稳定源于人民的信任，从而使得国家井然有序。这也是我从两种古老文化的古籍中得出的观点。

中新社记者：中华典籍中的人权理念之于世界人权事业发展的意义是什么？

克里斯托弗·培修：《世界人权宣言》诞生于1948年，当时，二战的梦魇刚刚从世界上消散不久。当人类历经了种种黑暗，如战争、饥饿、暴力等行为后，便会通过价值观与种种原则重组社会。而《宣言》诞生数十年后，当今世界仍存在着以上诸多问题，面对这些糟糕的情况，我们应该反思和醒悟。

在我看来，以中国为代表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寻求一种新的、追求和平的国际秩序。这就需要中国研究古代典籍中的人权理念，用以指导国内和国际的实践。因为正如《宣言》所表达的，支撑现代人权规范的价值观，可以在每个社会、文化和文明中找到。让人权理念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的最佳方式，不是盲目照搬，也不是机械移用，而是深入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道德和政治哲学及经验，寻找和确定人权理念的共同来源，从而为其他国家的人权事业发展提供经验与借鉴。

受访者简介：

克里斯托弗·培修(Christophe Peschoux)，联合国人权高专办退休官员，曾在柬埔寨、缅甸、伊拉克、巴勒斯坦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多个国际组织如联合国难民署、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从事人权保护工作42年，于2023年退休。著有2本人权问题相关专著与数篇论文。

来源：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