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人为何好谈“大一统”？

清朝人为何好谈“大一统”？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皇帝都追求“正统”地位，以示得位之正。

欧阳修曾为“正统”树立了两条标准，第一条是“居天下之正”，统治者需要具备道德自省的能力；第二条是“合天下于一”，帝王必须拥有广大统一的疆域。

第一条其实是专门为宋明新儒家的崛起做准备的，他们通过编织出一个自先秦到宋代的儒家“道统”，垄断了“什么是道德”的解释权。

只有汉人才配说明这个“道统”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人有资格在里面占据一席之地，其他少数族群从此被排斥在“道统”之外。

在宋明新儒家的评价体系中，北方的辽、金政权和东北的满人集团肯定没有传承“道统”的资格，他们据此建立起了貌似强大的文化心理优势。

然而，每当议论起欧阳修所标榜的“正统”第二条标准时，宋明新儒家却又无不感到心虚气短，因为从北宋到南宋，帝国统治的地盘一直呈现日益缩小的态势。

宋朝的西部和北部长期被西夏、辽、金政权所包围，南宋后期更是连遭女真人和蒙古人的打击，勉强困居在江南一带狭小地域直到灭亡。

明代后期几乎完全复制了南宋政权的落魄窘态，北部一直受到蒙古残部的袭扰和满人势力的巨大威胁，早已失去拓展疆土的信心，大多数时间处于苟延残喘、得过且过的状态。

因此，宋明两朝，从皇帝到士人大多避谈欧阳修“正统观”的第二义，避免触碰无法拥有汉唐般辽阔疆域这条敏感神经。

在中国古代“正统观”的最早论述中，“一统”本应成为第一要素。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一句话概括秦始皇的政绩，说他议“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

自秦朝兼并六国，“大一统”就成为一个王朝获得“正统”地位的最重要根据，汉代以后更是建立了“政教合一”体制。

东汉经学家何休有个对“大一统”的解释，他说：“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

意思是说，王者接到上天的指令，奉命改造旧制度，把政治与教化秩序统合在一起后，才具备“大一统”的资质。

到了汉代，“大一统”又增加了一层意思，那就是王者必须使思想统一于某个中心，汇集在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思想旗帜之下，不得另搞一套体系。

西汉王吉概括说：“《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同贯也。”（《汉书·王吉传》）

“六合同风”是指政教被统摄于一种风气之下，“九州同贯”指的是疆域整合划一，两者大致相互匹配。

只不过自汉朝以后，各个朝代的疆界一直处在分分合合的状态。

有学者估算，中国历史上分裂的时间要比统一的时间更加漫长，这就迫使大多数帝王无法选择“统一”作为“正统”观念的第一选项，只能刻意寻求“正统”的其他要素作为建立政权的合理思想支撑，比如强调是否具备优秀道德来弥补疆域缺失的困境。

宋明新儒家打起了“攘夷”旗号，拼命贬低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地位，即是出于这个目的。

因此，满人人关后，首先需要面对的就是这份宋明新儒家的文化遗产。

与宋明朝廷在军事表现上的孱弱无能不同，清朝帝王四处开疆拓土，逐渐把蒙古、新疆及西藏这些边陲地区统统纳人帝国版图，重新建立起了具有“大一统”气质的新王朝。

如果以中国历史上实际控制的最大疆域范围估算，乾隆二十四年（1759）平定天山南北准 噶尔部之后，清朝才真正实现了一统天下的目标。

清代以前，汉唐虽有帝国之名，却面临北方匈奴、鲜卑和突厥的不断袭扰，藩镇之乱导致唐朝最终分裂崩解。

宋朝与辽、金一直呈南北对峙之势。

元代开疆拓土，势力远达中亚，但大多数地区依赖羁縻模式进行松散管理，并不具备实际控制效力。

明代居然让蒙古一部的瓦剌掳走了皇帝，重蹈宋朝徽、钦二帝被俘的覆辙。尽管明太祖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实现“大一统”的口号高喊得尽人皆知，却更像是纸上谈兵。

与前朝相比，清帝似乎更有资格自许实现了历代帝王梦寐以求的“大一统”目标。

清代“大一统”步骤的实施却经历了异常艰难的过程。人关后，清朝统治者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满人以异族身份统治中国，在宋明新儒学的“道统”谱系中，他们是无法获得“正统”地位的。

如果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满人能够同样获取原本汉人独享的最高权力，就无法彻底摆脱文化自卑感，汉人经常讥讽满人不过是浑身沾满膻腥臭味的野蛮民族，只是依靠蛮霸之力侥幸夺得天下，与汉人的“王道”统治不可同日而语。

为了证明满人与汉人相比，同样有资格获得“正统”，清朝皇帝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舆论造势运动，他们急于让世人相信，定义“什么是正统”不能仅仅依靠宋明文人空乏无力的道德说辞，只有实实在在占据足够广大的空间，才是获得“正统”地位的先决条件。

儒家道德修养如果没有“大一统”的治理实力做基本保障，那也只不过是某个偏安政权行将就木前的自我安慰罢了。

清朝皇帝心里明白，要想在短时间内改变汉族士大夫对满人缺乏教养的印象无疑非常困难，因为宋明以来的士人阶层已经形成了某种固化偏见，他们坚信，但凡属于非汉人的异族均没有能力也不应该成为华夏族群中的一员。

满人人主大统是对这个传统规则的破坏，自然要痛加口诛笔伐。

如果要尝试对这类僵化思想发动有力反制，就必须从宋明儒学内部寻找思想破绽，经过批判修正后为己所用。

把“大一统”思想当作建立“正统”的第一要义，正是操戈于儒家内室的一个重要步骤。

在清帝的授意下，清朝士人拼命论证“大一统”观本来就是汉代儒家发明的杰出思想，结果却被宋明理学家故意篡改糟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湮没无闻，所以有必要把这个尘封多年的历史观重新打捞发掘出来，加以重点宣传。

有趣的是，清朝的几个皇帝对儒家思想的评价并不一致。

比如康熙帝就特别推崇宋明理学，他的想法很简单，要想赢得汉族文人的支持，就要摆出一副谦虚学习的姿态，哪怕是刻意模仿也要表现得认认真真，有模有样。

到了他儿子雍正帝执政的时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这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件谋反大案。

这件案子的起因是，湖南乡绅曾静受到江南大儒吕留良“攘夷”思想的熏陶，断定满洲皇帝出身夷狄，根本没资格统治中国，于是策划鼓动川陕总督岳钟琪起兵反清。

这时候，离满人人关已近百年，雍正帝惊讶地发现，汉族知识界仍然秉持着宋明新儒家排斥异族的顽固立场，这才觉得康熙帝是好心办了坏事。

为了彻底消除“夷夏之辨”的残存影响，雍正帝亲自设计了一场特殊审讯，以皇帝的至尊身份，与狱中囚徒曾静反复辩难长达一年之久，最终冲破了曾静的心理防线，使他彻底放弃了仇视满人的立场。

曾静案的成功裁断使得雍正帝的后继者乾隆帝意识到，如果真想建立举世公认的清代“正统”，就必须彻底清算宋明理学中对满人统治不利的叛逆思想，同时也不能彻底脱离儒家传承的脉络另起炉灶。

乾隆帝采取的办法是反向超越宋明时期，回到更为遥远的汉代，极力证明汉代经学遭到了宋明理学的歪曲。

其中一个最核心的举措就是重新恢复和提倡“大一统”思想，明确表示清代皇帝正是汉代历史观的合格继承人，这个举措的最大贡献是真正实现了“六合一家”，这与汉代名臣王吉赞颂汉帝“六合同风”的表述非常相似。

纵观中国历史，宋代以后，把“大一统”观从纸上谈兵的文字想象转化为疆域的实际统治，最终是由两个非汉人政权完成的。一个是蒙古人统治的元朝，另一个是满人掌权的清朝。

元清两朝立统均首重疆域空间的广大，而不重“五德终始说”的时间循环，把“大一统”观作为建立“正统性”的首要依据。

元朝文人陶宗仪在《正统辨》这篇文章中曾说：“然则论我元之大一统者，当在平宋，而不在平辽与金之日，又可推矣。”夸耀的是真正把北方辽金与南宋领土全部收归于统一疆域之内的功绩。

同时陶宗仪也说“道统者，治统之所在也”，其中流露出受宋代“道统”论影响的深深痕迹。

清代在阐释“正统论”时同样具有承担“大一统”使命的自觉意识，如雍正曾点评道：“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

可是到了清代就完全不一样了。“自我朝人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大义觉迷录》）

表明清朝版图已远超汉、唐、宋等朝的规模，喻示着只有清朝才具备恢复以“大一统”为正统观依据的能力。

可见，“正统观”的演变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的是不同时代帝王的实际政治需求。

《大清一统志序》中有一句话称清朝“幅员袤广，古未有过焉”。意思是从古至今，从来还没有一个王朝像清朝这般拥有如此辽阔的土地。

还有一些惯于拍马屁的文人如史学家赵翼，甚至提出了一个地缘政治学理论，大意是说从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算起，“王气”的兴衰是由一条“地气”迁徙的路线决定的，那时的长安地气蕴积丰厚，呈现出一股到处开疆拓土的强势气象，后来却因“王气”黯然，每况愈下。直到满洲从东北崛起，才实现了“王气”从西北向东北的转移，重新迎来了中国历史的大变局。（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二十，“长安地气”条）

赵翼的“地气说”改变了以往文人奢谈“正统”必以“南北”政权对峙为基本参照系的做法，这套历史观常常把“江南”当作文化中心，背后蕴藏着汉人对北方少数族群的歧视心态。

一旦确立东北与长安一样同属“王气”发源地，就等于打破了汉人文化的核心垄断地位，对“什么是正统”的理解，也随之转移到阐释“大一统”重要性的新方向上来。

与重新塑造的“大一统”标准相比，“江南”虽然仍被当作文化中心，从此地传播开来的宋明新儒学，却已不再成为清朝官方意识形态依靠的唯一思想来源。

另外一个明显变化是，清朝统治者大力宣扬“圣人不必出于一地”的思想。

据古书记载，古代传说中的“圣王”或者“圣人”一般都出生在西北和中原一带。

自秦代至宋明，历代帝王也把关内关外的区隔看作阻断汉人与夷狄来往的天然屏障，严守夷夏樊篱的界线，慢慢形成了浓厚的“地域歧视”思维。

凡是在关外出生的君主，哪怕他们占据中原的华夏起源之地，也没资格进入内地圣贤殿堂，获得“正统”地位。

曾静谋反的念头，也是源自夷夏分际如阴阳两隔，不可混淆，夷狄即使夺得天下，照样不配当“中国人”这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雍正帝反驳的理由是，如果“圣人”只能选择关内之人，那么万一某个汉人皇帝号称继承的是圣王血脉，实际从不勤勉执政，是不守道德的昏君，那么，这种天生的“血统论”岂不成为荒淫无道君王的护身符了吗？我们还有什么必要为这种昏君辩护，难道只因这些君主先天拥有一个华夏民族的身份？

雍正帝又质问道，如果一个“外国人”入承大统却励精图治，严守圣贤制定的道德标准，却仍得不到汉人士大夫的认可，这难道真的公平吗？

雍正帝的这番质疑，无疑戳中了汉人士绅阶层的思想要害。

经过一番激烈的内心挣扎，曾静终于承认，盲目借用宋明夷夏观去评判清朝统治完全是由于目光短浅，不知圣人诞生，原本不必严分东西南北，关键在于是否有能力融合不同族群为一体，为各民族发展寻求共同利益。

清帝通过论证圣人不必出于一地的观念，洗白了满人的“夷狄”身份，为清朝获取“正统”制定出新的游戏规则。（参考文献：《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