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胡鞍钢：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胡鞍钢：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经济发展

一、新型举国体制：一个政治经济学命题

新型举国体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科技现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提出：“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党的二十大再次重申“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从“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到“构建新型举国体制”，再到新发展阶段“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党中央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新型举国体制命题，反映了党中央对科技创新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彰显了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显著优势的自信自觉。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本质上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命题。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市场至上”“市场万能”，技术创新是市场行为，是经济增长的外生性因素，国家的作用十分有限；市场失灵理论虽然承认市场不是完美无缺的，它可能因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而无法有效配置资源，特别是在技术创新等具有正外部性的市场失灵领域，政府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但是，这一理论认为政府干预是被动的，它仅限于矫正市场失灵，超出市场失灵之外的政府主动作为是无效的。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中，技术创新不是经济增长的外生冲击，而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内生战略选择；国家的角色也不仅是弥补市场失灵，更多的是充当技术创新网络的积极行动者。这表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已经突破了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或者市场失灵理论的解释范畴，是一个典型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为了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本文尝试结合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国家竞争的特殊场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双重视角诠释这一重要的时代命题，并提出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可能行动框架。

二、决定与反作用：技术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原理。邓小平也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如同“普照之光”，通过一次转化，全面渗透至生产力的其他要素之中，既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技能，又改进和完善了生产工具，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事实上，作为一种增效赋能型的生产要素，科学技术尤其是技术本身也可以被生产，而且技术的生产力对人类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技术生产力是推动技术进步的能力，技术生产关系是在技术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是技术生产关系跃迁的结果，它可以反作用于技术生产力。

（一）技术的生产及其生产力

与物质资料的生产类似，技术的生产也是劳动者、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三要素相结合的过程。它们的区别在于技术生产的劳动者通常不是一般的体力劳动者，而是拥有一定知识储备和专业特长的脑力劳动者；所从事的不是重复性、易量化的简单劳动，而是个性化、难以量化的复杂劳动；所运用的生产工具不是工厂车间的流水线，而是实验室精密的仪器设备；其劳动对象不是有形的原始物料，而是高度不确定性的未知世界。当然，技术生产的最终结果也不是标准化的商品或服务，而是凝结人类智慧、体现人类本质力量的技术发明。借鉴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技术也存在生命周期：第一阶段是新的技术被率先发明出来；第二阶段是技术走向成熟并逐渐扩散至其他国家；第三阶段是技术已经标准化，成为公共知识，并被更新的技术所取代。因此，广义层面的技术生产依赖于三种能力，即技术的引进吸收能力、技术的模仿集成能力和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对关键核心技术而言，最重要的是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因为与科学不同，技术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不是纯公共产品，它虽然不具有竞争性，但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只有依靠自主创新才能真正获取。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技术生产力的高低是经济增长的分水岭。在19世纪中期之前，人类社会几乎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经济总量的提升总是迅速地被人口规模的扩张所吞噬；在19世纪中期之后，人类社会摆脱“低水平均衡陷阱”，经济增长开始启动并不断加速。据安格斯·麦迪森的测算，在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世界人均GDP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零；在公元1000—1820年，也仅为0.05%；1820年之后，人均GDP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以上，从此才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轨道。之所以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根源在于19世纪中期之后，人类探索出了加速技术迭代更新的方式方法和组织模式，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使得技术的生产不再是一种偶发性现象，而成为一种经常性现象。

科学技术不断推陈出新，它经过一次转化作用于科学技术生产要素，经过二次转化作用于现实社会的生产力，推动全世界人均劳动生产率的飞速提升，最终启动人类社会现代经济增长的引擎。所以，恰如李斯特对财富及其生产力关系的论述那般：“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技术的生产力比之技术本身也更为重要。技术的载体容易被摧毁，而技术的生产能力却不容易被褫夺，拥有强大的技术生产力，不仅已有的技术可以得到保障和传承，而且可以根据现实需要推动技术的新陈代谢，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不断的动力源泉。

（二）技术生产的两个阶段及其生产关系的历史变迁

纵观人类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史，以第一次工业革命为界，技术的生产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科学发现很少，技术发明主要依靠能工巧匠的日常经验积累，而且科学、技术与产业之间的关系相对疏离，技术的发明缺少科学的指导和产业的支撑。因此，技术的生产是零散分布、不成体系的，速度非常缓慢。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科学技术的发展从经验认知的描述与归纳上升为理论体系的建构与演绎，现代科学技术产生并不断发展。人类历史再次出现社会大分工，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开始从工农业的物质生产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职业门类，技术生产专职化，技术的生产力大幅度提升。除此之外，科学、技术与产业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密，三者之间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科学革命催生技术革命，技术革命驱动产业革命，产业发展又为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创造广阔的市场前景和无穷的现实需求，从而推动技术的生产驶入快速发展的通道。

既然存在技术的生产力，必然也存在技术的生产关系。在技术的生产关系当中，最重要的是组织方式，它是区分技术生产关系变迁的显著标志。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之前，技术生产的组织方式相对松散，科学的发现和技术的发明主要依靠天才式、原子化的个人，比如，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和瓦特改良蒸汽机。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逐渐转向一般垄断阶段，为了争夺世界市场，获取超额利润，资本主义国家企业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虽然前期固定投入门槛高，但它的边际成本递减，可以产生巨大的规模效应和成本节约效应，成为企业利润创造的重要来源，故而成为企业竞争的焦点。自然而然地，此时企业尤其是大型跨国企业成为技术生产的重要组织者和赞助方，它们开始高薪雇佣科学家和工程师开展有组织的科研，比如，隶属于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的贝尔实验室。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从一般垄断阶段逐渐转向国家垄断阶段，世界形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两大阵营的竞争全面化、白热化，科技竞争也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为了维持科技的领先地位，1954年法国、德国等12个国家组建了欧洲第一个跨国联合科研机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1957年，苏联举全国之力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率先进入太空，拉开了人类航天的序幕，美国迎来了“斯普特尼克时刻”。为了赢得太空竞赛，美国政府于1958年成立了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实施了长达十余年、30余万人参与的“阿波罗计划”，陆续开启了国家主导战略科学技术生产的时代。

总而言之，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在不断提高，技术生产的社会化、大型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重大前沿技术突破所需要的初始投入和所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越来越大，逐渐超出个人和单个企业可以承受的范围，这决定了技术尤其是关键核心技术生产的组织主体从个人、企业转向国家，组织方式从自由分工转向有组织科研。

（三）新型举国体制是适应技术生产关系演进的重大制度创新

技术生产力与技术生产关系是相互结合的统一体。技术生产力的提升推动技术生产关系的演进。新型举国体制是主动适应技术生产关系演进的创造性制度安排。一方面，它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将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政府主导和科技企业等市场力量、行业协会等社会力量、战略科学家等个人力量的广泛参与相结合，形成领导主体、主导主体、参与主体多元合作、协同分工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集合。这既顺应了技术生产力发展对技术生产关系的现实要求，又最大限度地汇聚了不同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集中化和灵活性的有机融合；另一方面，它打破了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在发挥有为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作用的同时，与有效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形成优势互补，以最大可能整合优化有限的创新资源，使之发挥最大的运行效率。技术生产关系的核心是技术生产资料所有制，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技术生产的国家主导本质上是服务少数资本集团，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则从根本上决定了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以广大人民为中心的实践取向，这不仅使得发动人民、依靠人民成为可能，也使得占据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成为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平台和实践抓手。

新型举国体制不仅是对未来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的制度期许，也是对过去科技创新成功实践的事实追认。改革开放之后，历次五年规划和中长期规划的国家战略性重大攻关项目和重大基础设施是广义层面的新型举国体制。载人航天、深海探测、北斗导航、国产大飞机等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则是新型举国体制的直接运用，它们的巨大成功充分证明了新型举国体制的独特优势。仅以国产大飞机C919的研制为例，拥有国产大飞机一直是全体人民的夙愿，早在20世纪70年代，国家就已经下达了大型飞机研制任务。之后几经波折，计划一度搁置。2006年初，为了适应国内大型民用飞机迅猛扩张的市场需求，打破美国波音和欧洲空客在民航领域的寡头市场垄断，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将“大型飞机”列入16个重大专项之一，再次将发展国产大飞机上升为国家意志和国家行动。2008年，国家控股的大型客机公司——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正式启动中国大飞机研制项目。历经十余载，2023年5月，国产大飞机C919完成首次商业飞行，正式进入民航市场，开启了空客（Airbus）、波音（Boeing）、中国商飞（Comac）“三足鼎立”的世界大飞机制造“ABC”时代，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有能力制造大飞机的发展中国家。大飞机制造几乎涵盖了工业生产的所有门类，被誉为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C919大型客机的研制过程汇聚了全国22个省份、200多家企业、36所高校、数十万产业人员的集体力量，研发资金投入达到3000亿元人民币，攻克了发动机一体化设计、电传飞行控制律设计、主动控制技术等100余项关键核心技术，是新型举国体制集体攻关的一个生动写照。

三、挑战与应战：技术霸权主义的经济制度回应

关于文明的起源与演进，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有一个著名观点，即“各个文明不是起源于单因，而是起源于多因；文明的起因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一种关系”，汤因比将这种关系总结为挑战与应战。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绵不绝、经久不衰，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面对一次次重大危机和挑战，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总是在一次次奋起，在应战中将中华文明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无论是举国体制还是新型举国体制，从某种意义而言，都是主动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产物。

（一）中苏关系恶化与举国体制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国内工业和科技的基本判断，毛泽东将之形容为“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为了迅速改变这一落后面貌，面临巴黎统筹委员会严酷禁运和贸易限制等不利形势，中国一方面积极向苏联学习，引进苏联先进技术，主要表现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和694项大中型建设项目；另一方面开始培育自主创新能力，提出“向科学进军”，召开首次全国科技大会，制定并实施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的长远规划，即《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组建全国科学技术领导机构，初步构建了以政府为主导、以任务为导向的科技体系。在朝鲜战争和第一次台海危机之后，为了保家卫国，壮大世界和平力量，中国提出发展原子弹、导弹等先进国防工业的设想并获得苏联的援助。然而，1958年下半年起，中苏关系开始产生分歧并逐渐恶化。苏联中断了对中国的技术援助，停止原定设备材料的出口供应，撤走苏联在华专家。中苏政治关系的破裂给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带来巨大挑战，在对这一重大挑战的回应中，中国加速形成了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科技攻关举国体制，开启了独立自主的技术追赶之路。

举国体制成为自主科技攻关的“加速器”。1962年党中央成立直接领导、对项目执行和结果负责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它成为统筹全国大协作、大会战的“指挥部”。在中央专门委员会的统一指挥下，重大事项的决策时间得以缩短，闲置分散的人力、物力、财力得以集中，各自为政的部门利益得以协调，中国“两弹一星”等尖端国防科技研制工作发展提速，关键核心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实践证明，举国体制的确产生了出奇的效果。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试爆，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两年零八个月后，中国又抢在法国之前，成功试爆氢弹，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1970年4月，“长征一号”运载火箭装载的“东方红一号”卫星被成功送入太空，卫星重达173公斤，分别是苏联（83.6公斤）和美国（8.2公斤）首颗卫星重量的2.1倍和21倍。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两弹一星”等国防科技的突破，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为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无法估量的和平红利。这些重大突破的取得，举国体制功不可没。举国体制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成功应对外部封锁挑战的一大制度创举。当然，由于身处计划经济的国内环境以及冷战对峙的国际环境，传统的举国体制不可避免地存在参与主体较为单一、运行模式相对封闭、运动式治理等局限性，但它为新型举国体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二）中美科技竞争与新型举国体制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从全球科技舞台边缘走向中央，正在重塑世界科技格局，科技竞争成为大国竞争的焦点。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科技发展的整体基础依然十分薄弱，属于典型的科技后发国家。1984年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次年中国居民和非居民的专利申请量为8558件，仅相当于美国的7.4%，占世界总量比重的0.9%。为此中国主动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大力推动技术引进，积极融入国际大循环和全球产业链分工。在技术引进、技术学习和技术模仿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与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不断缩小，甚至出现局部超越。2020年中国专利申请总量达到149.7万件，为1985年的175倍，是美国的2.5倍，相当于世界总量比重的45.7%。2007—2021年，中国高新技术出口从3425.7亿美元上升至9423.1亿美元，相当于美国（2021年为1692.2亿美元）的5.6倍，占世界高技术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25.1%（2019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报告，2022年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位居第十一，在中上等收入国家中位居第一，稳居世界创新型国家行列。总而言之，随着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在一些前沿领域，中国已经进入与发达国家“并跑”乃至“领跑”的阶段，成为与美国、欧盟比肩的世界三大科技中心之一，而且世界科技重心已经呈现出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趋势。尤其是以5G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加速，科技竞争已经成为国家竞争最激烈的领域。谁率先抢占科学技术的制高点，谁就掌握了未来发展的主导权。

美国排他性的技术霸权主义单方面推动中美科技竞争走向“零和博弈”，它的本质是试图迟滞和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竞争与合作是科技发展的常态，也是科技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面对中国在新兴技术领域的突破，试图维持全球科技霸权的美国产生了极强的技术落后焦虑，显露出丧失未来科技领先地位的担忧。这种弥散性的焦虑和担忧让美国的技术民族主义传统沉渣泛起，并呈现走向极端的趋势。美国的技术民族主义又与当下的地缘政治相结合，最终形成逆世界潮流而动的技术霸权主义。它突出表现为运用一系列非市场化行为全面打压和遏制中国技术进步，一步步将正常的中美科技竞合关系引向“零和博弈”的歧途。2018年，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不久后，美国又以泛化的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兴和华为等中国高科技企业实施长臂管辖和出口管制，将其纳入所谓的“实体名单”，将中美贸易战引向科技领域。2022年3月，美国积极游说拉拢荷兰、韩国和中国台湾组建“芯片四方联盟”（Chip4），建立针对中国的半导体壁垒，旨在阻止中国企业获取先进制程高端芯片。当年8月，美国颁布了《芯片与科学法案》，将中国视为科技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企图推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和创新网络的“美国中心化”和“去中国化”。

技术霸权主义是美国维持科技霸权的惯用手段。在将矛头指向中国之前，美国也曾将技术霸权主义指向苏联以及它的盟国日本。冷战期间，面对苏联在核攻击力量和导弹破防能力上的相对优势，美国开展了与苏联的核军备竞赛，并联合盟国计划实施“星球大战计划”，运用太空竞赛拖垮苏联经济。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的GDP超越联邦德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的GDP相当于美国的比重从二战结束初期的不到10%上升至40%左右，而且日本的汽车产业和半导体技术对美国的技术优势地位造成强烈冲击。于是，美国先后与日本签订《广场协定》和《美日半导体协定》，对日本实施惩罚性关税，逼迫日元升值，要求开放日本半导体市场，削弱日本的竞争优势。美国明目张胆的技术霸权主义压制之所以屡屡得逞，一个重要原因即是苏联虽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政治经济体制却高度集中甚至僵化，缺乏活力韧性和充足后劲；日本虽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但它的资本主义制度却无法集中优势资源应对美国蛮横的技术霸凌。此外，二战后日本的现代化之路具有明显的依附色彩，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日本素来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这也使其对美国的无理制裁无力反抗。

中美科技竞争是多重因素交织博弈的结果，它的历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面对美国凌厉的技术压制攻势，中国的技术反压制大致渡过了防御阶段，已经进入旗鼓相当的相持阶段。为了应对美国狭隘的技术霸权主义，尽快改变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赢得最后的胜利，既要有敢于斗争的政治勇气，又要有善于斗争的政治智慧。这就需要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势与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有机结合，在关键核心技术的若干重点领域，充分释放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效能，打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实现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同频共振。

经过数十年的持续发展，如今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新型举国体制的开展已经具备多方面条件。按照汇率法计算，2021年中国的GDP相当于美国的比重已经达到76%；按购买力平价法（2017年国际元）计算，中国的GDP已经超过美国，达到美国的1.18倍。当下中国拥有14亿多人的广阔国内统一大市场，1.58亿市场主体，制造业增加值连续十余年稳居世界第一位，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20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全时当量高达523.5万人年，其中，研究人员全时当量达到228.1万人年，居世界第一位，约为美国（158.6万人年）的1.44倍。2022年中国科学技术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首次突破1万亿元，全社会研发投入达到3.09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占GDP的比重达到2.55%，接近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2021年为2.71%）。一言以蔽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是中国主动应对美国技术霸权主义挑战的经济制度回应，作为“世界市场”的巨大市场规模优势、作为“世界工厂”的完整制造产业链优势和不断增强的科技投入优势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提供了必要前提。

四、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行动框架

破解当下发展难题、厚植未来发展优势，必须攻克关键核心技术。而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新型举国体制势在必行。既然如此，如何才能更好地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对此，本文从领导力量、基础支撑、组织流程和开放合作四个层面提出如下行动框架。

（一）强化党对科技的领导，提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政治保障

无论是举国体制还是新型举国体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都是一以贯之的。党的领导是全面的，党对科技的领导无疑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分布处于极度发散的状态。如果缺乏强大外部力量的积极引导，它们很难自发地朝着一个规定的方向集中。强化党对科技的领导，既可以从战略高度明确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规划部署和任务布局，又可以在实践层面建立权威高效的决策指挥体系，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加速创新要素集聚，提升科技创新组织效能，通过大规模协作形成为国家所占有的强大“社会劳动生产力”。20世纪50—70年代核潜艇的研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党领导下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尚未成立之前，由于责任主体的缺位，核潜艇工程各个研发部门囿于部门利益难以自动地协同合作，决策的分散最终导致的是行动的混乱和效率的低下。在中央专门委员会介入后，核潜艇研制工作的混乱局面才发生扭转，技术路线和任务分工得以明确，固化的部门利益得以打破，突发的外部冲击得以消减，从而确保了国产第一艘核潜艇正式入列。因此，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组织域中，党的领导是灵魂。加强党对科技的全面领导不是一句空泛的政治口号，历史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它在提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凝聚力、执行力和战斗力方面的不可或缺性。

（二）强化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筑牢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战略基石

一切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难题追根溯源都是基础研究的问题，基础研究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前提。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是当前中国科技发展的最大短板。只有从源头上实现了更多基础研究的突破，才能从根本上攻克关键核心技术难题，从而真正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因此，关键核心技术的新型举国体制攻关，基础研究必须超前布局、先行一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要强化基础研究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布局。”强化基础研究，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两条腿走路”。既要着眼于现实需求，从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发现和提炼科学问题，以此反向倒逼基础研究；又要着眼于未知世界，充分发挥科学家的主观能动性，进行更多的原始创新，不断拓展人类认知的边界，引领世界科技潮流，以此正向助推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克。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已经充分意识到基础研究的重要意义，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不断增强，世界一流科技成果不断涌现。2012—2022年，中国R&D基础研究经费由498.8亿元提高至1951亿元，十年间增长了3.9倍，其占R&D经费总额的比重也由4.8%上升至6.3%。另外，中国已经建立了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散裂中子源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量子信息、脑科学、类脑芯片等前沿方面取得了一批重大原创成果，在人工智能、移动通信、超级计算等前沿领域实现了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这些基础研究的突破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筑牢了扎实的战略基石。

（三）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优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组织流程

发展没有止境，改革也没有止境。任何个人或组织的行为都受到制度的调节，一个好的制度可以充分调动各参与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一个不好的制度则可能使人或组织的行为受到扭曲，大幅度提升组织运行成本，使得组织效率遭到无谓损失。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一个主攻方向即是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优化科技组织流程，让各类创新要素充分涌流并使其效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在科研组织机制方面，坚持集中化和扁平化相结合的原则。在宏观层面优化国家战略科技规划，形成中长期规划与五年规划相向而行的科技规划体系，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集中分散的潜在资源以适应有组织科研的需要；在微观层面，打破行政科层制壁垒，给予科研单位更多的自主权和灵活度，推行科学家和技术总师负责制。在科研投入机制方面，坚持市场化和稳定化相结合的原则，针对应用型、追赶型、共识型的技术攻关，以结果为导向，采取“赛马制”“悬赏制”“揭榜挂帅”等市场化手段，形成“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科研投入分配格局，实现投入与绩效正向挂钩；针对基础型、探索型和非共识型的技术攻关，则应当坚定奉行长期主义的原则，摆脱急功近利的心态，避免短期的指标化考核，立足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利益，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心，给予长周期的稳定经费投入。在科研评价机制方面，坚持质量优先的原则，以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实际贡献作为科研评价的标准，主动规避科研绩效评价的人为干扰因素，将“破五唯”进行到底。在科研支撑机制方面，需要大力弘扬科学精神，营造尊崇科学、信任科学家的社会环境；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形成“政产学研用金”一体化的政策支撑体系。

（四）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壮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外部力量

开放化是新型举国体制区别于计划经济时期举国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开放合作是历史潮流，它不以个别国家的主观意志而改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是面临封锁打压，越不能搞自我封闭、自我隔绝，而是要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已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签订了114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深度参与近60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仅2021年，中外合著科技论文数量达18.3万篇，合作伙伴涉及169个国家和地区I1。因此，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而言，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无疑是应有之义，但它绝对不等同于“闭门造车”“另起炉灶”，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应当首先在理念层面正确认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的辩证统一关系，以海纳百川的大国胸襟灵活运用全球创新资源和全球消费市场，主动营造和构筑合作共赢的创新生态，不断扩大和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提升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的层次和水平，站在更高的起点开展自主创新。另外，在实践层面，则应当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既要以信任包容的态度积极引进外籍科学家参与中国的科技攻关，探索设立面向全球的科学研究基金，又要以谦虚务实的态度鼓励中国科学家积极开展对外科技战略合作，在更多的双边或多边场合主动提出创新议题和发起合作倡议，尝试更多形式的联合实验室、科技合作项目或科技园区，牵头组织更广泛领域的国际科学联盟，主动为深化科技交流合作提供更多优质的国际公共产品。

五、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是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之一。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所谓“科技自立”，就是必须拥有独立的、完整的科技研发体系、科技支撑体系、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科技自强”，就是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自主创新的力量建成世界科技强国；“高水平”既是科技发展由低水平均衡向高水平均衡螺旋上升的相对动态过程，又指科技水准在全世界的绝对领先地位。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与前提。只有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才能维护国家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稳定，筑牢国防安全以及其他各方面安全的基石；也只有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才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推动国内大循环和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是必须跨越的重大关口。关键核心技术具有两重性，攻下了就是“国之重器”，攻不下就是“国之命门”。没有掌握关键核心技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就是一句空话。随着中国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发展的总体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加速弥合，部分领域已经走在世界最前沿，技术引进的空间和可能日益缩小，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不能抱有任何幻想。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技术“拿来主义”已经行不通，反而容易招致技术霸权主义国家的无端霸凌与无情压制。若要彻底改变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局面，将关键核心技术由“国之命门”转化为“国之重器”，自主创新是唯一出路。如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速度成为决胜大国科技竞争的关键变量，率先抢占科技的制高点刻不容缓。为了抓住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尽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必须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优化整合国家实验室、国家级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领军企业科研机构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充分释放和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胡鞍钢：长安街读书会成员、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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