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如何运行的

导读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发轫于西周，确立于秦汉，至隋唐臻于完备，历经变革延续至晚清，可谓源远流长。监察制度对我国古代国家治理十分重要，纲纪之整肃、吏治之维护、政治污弊之涤荡多有赖于此，是公正、有效之政治法律秩序得以实现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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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官独立行使职权，足以震慑权贵

从御史与谏官之间关系来理解，我国古代监察制度体系演变主要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秦汉时期形成了御史与谏官并存的复合性监察制度体系；隋唐时期御史与谏官相辅相成，复合性监察制度体系臻于完备；宋以后谏官制度逐渐衰微，及至明清时期形成了以御史与谏官制度合一的、以督察院为主体的单一监察制度体系。

无论是复合性体系，还是单一性体系，监察制度的权威性均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监察权本于天道，又以现实法律（惯例）为其依据，体现了天下整体性价值，具有最高权力的属性。监察制度延续了“史官”的历史传统，御史为“史官”之一种，谏官中的“给事中”（注：一种官职）也多兼任“起居注”（注：记事史官）。秦统一后所建立的监察制度，虽然历经改造，但是监察官仍以天下治道作为最高职务原则，以报效社稷为己任。监察官对上级负责，对君主负责，更要对天下黎民和国家社稷的整体利益负责；不仅对现实负责，还要对历史负责。监察官依据法律行使职权，无所恣意，亦无所屈从，被其监察的高官显贵不能凌驾于其上，纵然君主也不能干涉其对具体事件的处理。

中国古代的盛世善治，大多是监察制度运行最好的时代，例如唐朝初年的“贞观之治”，得益于君主奉法而治，监察官严明职守，正如《通典·职官六》中所称：“自贞观初，以法理天下，尤重宪官，故御史复为雄要。”唐太宗曾盛赞著名谏臣魏征：“卿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

其二，复合性的体系设计，御史与谏官相互配合，中央与地方一体，监察制度覆盖所有的权力领域。御史职掌监劾臣僚，是上对下的监察；谏官职掌匡正君主违失、封驳失当政令，是下对上的监察。御史与谏官上下相对、相辅相成，既可以构成监察的合力，又把君臣之权全部纳于监察体系之中。中国古代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一体的监察体系，历代都极为重视监察御史，对朝官、京官的监察与对地方官的监察都由独立而统一的机构来行使，各个地域的权力都在统一的监控之下。

其三，监察官独立行使职权的方式，使之具有超越于被监察者的权威性，足以震慑权贵。御史和谏官大多是服务君主的近侍，逐渐发展成为职事官，保留了侍从君主左右或奏章直达君主的特权。他们在监察朝官、京官或是巡察地方时，均为君主的代表，其官品虽低却独立行使职权，直接对君主负责。

御史在行使纠弹权力时，奏章可以直达君主；对于重大事项，可以晋见君主，面陈奏章。为避免职务干涉，御史甚至可以绕过御史大夫等御史台长官，直呈君主。御史台长官都在御史的监察范围内。御史为保护举报人，避免被纠举人以权势威胁举报人，甚至可以“风闻奏事”，其权威性足以纠察官邪、肃正纲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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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官员大多“位卑、权重、厚赏”

自秦朝以来，无论是御史还是给事中等谏官，选人条件明确，纵然君主也不能以个人好恶而任意用人。历代选任御史的标准虽不尽相同，但不无共同之处，“通常以学识、德行及政治经验三者，为遴选御史的评价标准”。

监察官之学识首重律令知识，次重官吏职守及相关政治、经济知识，便于其能究明法律责任，判断各级官吏遵纪守法、履行职务的绩效。监察官之德行须以效力国家社稷为己任，爱惜名节，不受权力与利益之诱惑，且勇毅刚正，不畏权贵。出任监察官者必须有三年以上担任其他官吏的经验，如无经验，须经试用合格方能任职。总此学识、德行、经验三项任职条件，监察官多为德才兼备之干城。

“位卑、权重、厚赏”的理念，源自法家对监察官的职位设计，秦朝之后沿袭不替。汉朝的御史大夫秩二千石，而巡视地方的刺史仅为六百石；唐朝的御史大夫为正三品，巡视各道的监察御史仅为正八品；明清左右都御史为正二品，监察御史仅为从七品。

历代监察官员都延续了“位卑权重”的特点，正是因为位卑，可以因弹劾之功获得厚赏，可以越级擢升，并且晋升空间极大，既可在监察系统内晋升，也可以转为其他系统的职官。“厚赏”成为对监察官的现实激励，促使其竭诚尽忠于本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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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对实现良好的政治法律秩序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清朝的“康乾盛世”，莫不以良好的监察制度作为保障；明朝阉党柄政、皇帝昏聩，却能享国二百七十余年，其中不乏众多监察官竭力维系之功。

然而，监察制度不可能超越整个政治法律体制，在抗拒社会各方面压力的过程中，纵然好的制度也会发生蜕变，逐渐丧失最初设计的制度理念与功能。

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有三方面的力量会消解监察制度的理念和功能，促使其蜕变：

其一，皇权对监察制度有着构建之功，也有侵蚀的危险。以汉朝为代表的台谏分置监察体系，以唐朝为代表的台谏相辅监察体系，都对君主起到约束、规谏的作用，但约束最高权力的监察制度能否发挥功能，却深受君主个人的影响。在宋朝以后，随着君主集权的加强，监察体系的整体性价值在衰退，工具性价值却在上升。

其二，有效监察地方权力的前提是能够超越于其上，不被其所牵制，又能深入于其中，同时不陷入其利益格局。可是，能做到超越于其上、又能深入其中，是非常难以把握的。汉朝设置部刺史监察巡察地方，最后演化成了地方官；唐朝设置按察使巡察地方，也渐渐地方化；明清两代的提刑按察使、总督、巡抚都是从监察官转化而成的地方官，都失去了中央监察地方的制度职能。可见，超越于其上，深入于其中，在制度上颇难把握。

其三，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及其附属的御史和谏官，本为维护国家整体利益、涤荡吏治污弊、实现公正的政治法律秩序而设置，可是在复杂的政治权力环境中，少数监察官或依附权贵，或为利益所诱惑，制度虽称良善，却难达预期。监察官的监察为历代所重，而监察者又须被监察，不免造成机构的重叠、国家治理成本的上升。

张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