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塔可夫斯基的最后一次会面

作者：米哈尔·莱斯斯卡齐洛斯基

译者：易二三

校对：覃天

来源：Sight & Sound

（1987年秋季刊）

「已过的世代，无人记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记念。」

——《传道书1:2》

那个七月的夜晚，夜色是如此浓烈，似乎让人无法穿行，时间也已经停止。只有汽车收音机里播放的音乐和单调的引擎声证明时间确实在流逝。在这个关头，我终于找到了沙隆火车站。我攥着要带给安德烈的书，背着我的小背包，如释重负地钻进了车厢。

我让售票员到斯图加特的时候叫醒我，然后开始阅读我随身携带的另一本书。那是布努埃尔的自传，我将向安德烈汇报心得。看到布努埃尔经常「作弊」，在仪式约定的时间之前喝下第二杯马提尼后，我睡着了。这样的琐事满足了我的笑欲，我总是爱笑，这也是我与塔可夫斯基合作的那一年的一大特点。

我只在后视镜里对晨光中的斯图加特匆匆一瞥。我急着去找安德烈，在这喜悦的匆忙中，我想起了1985年9月我们开车横穿德国的情景。我们开得飞快，几乎丧失了理智，车内播放着巴赫、阿姆斯特朗和史蒂夫·汪达的音乐，我们谈论着信仰和政治。

在剪辑室辛苦工作了五个月之后，我们终于可以在从斯德哥尔摩到佛罗伦萨的一周旅程中无忧无虑地放松一下。当时，我们谈到了康拉德，他在自己的一本书的序言中谈到了艺术的任务——一部艺术作品的真正开端意味着斩断时间的无情奔流和生命的短暂进程之间的联系，唤醒读者心中对直接社区、所有起源的奥秘和生命的不确定性的认识。

回到我匆匆赶去见安德烈的话头。我在上午9时30分到达疗养院。安德烈称疗养院的建筑为「现代化的」，因为他无法忍受它们。整个地方就像一个军营，关押着纪律严明的年轻拓荒者，他们的生活被剥夺了任何更好的设计。一切都很实用，都是单调的塑料色调。

令人欣慰的是，疗养院的医疗服务享有盛誉。当我到达安德烈的房间时，他已经躺在床上，同时，他正在和他的主治医生、远在巴黎的施瓦岑贝格教授通电话。他微笑着向我招手，让我坐到椅子上，并示意我可以自行拿一块蛋糕尝尝。

处于病中，安德烈的五官似乎完全被眼睛所占据：眼眸黑如煤炭，闪烁着顽皮的火花，总是提溜着转动。在他放下听筒的那一刻，拥抱、亲吻和提问如洪流般涌了过来。

我从背包里拿出那本书：塔可夫斯基的《休憩遐思》（Thoughts on Coming to Rest），一本新近出版的关于他的作品的选集。安德烈并不是那种自负的剪报收藏家，但我看得出，他从这样一本书中获得了满足感，意识到他的作品被人们所认识和理解。

我率先跟安德烈报告了我与法国实验室的沟通，以确保《牺牲》在法语电影市场的拷贝质量。安德烈对技术质量要求很高，即使在他生病的糟糕时期也是如此。我记得在我们合作的最后三个月，他留下我们独自去确保配乐按照他的设计完成。

所有演员配音时他都在场，除了女主角，她的配音特别难。原声是由苏珊·弗利特伍德用英语完成的。瑞典语配音本来不会有太大问题，除了一场歇斯底里的戏——抽泣、哽咽的哭声、语无伦次的尖叫，音调之高，以至于无法让另一位女演员以同样的「情感浓度」再演一遍。

最后，安德烈找到了一位声音酷似苏珊·弗利特伍德的女演员，这让我们至少可以使用该场景的部分原声。可惜的是，他没有时间指导这个部分。我们匆匆忙忙地完成了这部分的工作，这样到1986年1月中旬，整部影片的同步对白终于可以给安德烈检查了。

就在那时，我们第一次见到了卧病在床的安德烈。他显然被病痛击垮了，但当我们播放视频的那一刻，这位大师撑起了枕头，重新担起了他的导演职责。他身上似乎突然涌现出一股能量。在那1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里，他向我们所有人简要布置了下一阶段的工作。

回到斯德哥尔摩与厄兰·约瑟夫森聊了一次后，我打电话给安德烈，建议由另一位演员来扮演女主角。他的决定实事求是：只要有改进的机会，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抓住。因此，女主角的配音有三位女演员参与。现在连我自己都无法确定哪个版本的配音是由谁完成的：她们都完全融入了阿德莱德这个角色。

我们一共去了巴黎四次，向安德烈展示我们的工作成果，争分夺秒地完成影片。他的病来得很突然，我们都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我知道1985年12月他感到身体不适，并进行了全面体检；但令我意外的是，圣诞节前夕，在动身前往佛罗伦萨之前，他让我送他去机场。

在路上，他开始口述同步配乐的最终版本，以及声像的空间和对比度。他还让我修改片头的献词：「献给我的儿子安德柳沙，我必须留下他独自去战斗。」他对我的问题置之不理，只是说圣诞节后他很可能不会再回斯德哥尔摩，并嘱咐我务必完成影片。他说：「把它带到意大利交给我。」圣诞节的第二天，我得知安德烈患上了癌症。我们调动了所有的资源,完全按照安德烈的吩咐完成了这部电影, 以让它无可争议地是一部塔可夫斯基的电影.

但是，1986年7月的一天，在德国，他似乎痊愈了，而且距离康复期其实还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兴致都很高，像过去一样开着玩笑。我给他讲了一些关于布努埃尔的闲话，安德烈很崇拜布努埃尔，一直想见他一面。我用蹩脚的俄语为他翻译了关于衰老的一段话——布努埃尔对食欲不振和长寿带来的无奈深表遗憾。安德烈拿起放在床边小桌上的《圣经》，读起了《传道书》：「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他又翻了几页，继续读道：「年轻人哪，你在年少时当快乐；在年轻时使你的心欢畅，做你心所愿做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神必审问你。」

宗教在塔可夫斯基的生活中十分重要，他总是热衷于结识宗教人士，与他们讨论信仰问题。他时常有一种冲动，想拍摄一部以圣经经文为题材的电影 但他又认为自己太过渺小，不敢做如此巨大的尝试。然而，除了他，还有谁适合做此尝试呢？我们也讨论过未来的事项。

按计划，安德烈的下一部电影是《霍夫曼尼亚》（Hoffmanniana），改编自他在俄罗斯创作的一个老剧本。二十年间，他只被允许在俄罗斯拍摄五部电影，其余时间都投入到电影学院的教学和剧本创作中。我们原本打算在1986年秋天开始拍摄《霍夫曼尼亚》，而安德烈当时正在创作一个以《哈姆雷特》为主题的剧本。

塔可夫斯基是一个工作狂，同时也是一个高度自律的人，他讨厌混乱，只有在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之后才会来到拍摄现场。很多时候，我发现要跟上他的节奏非常吃力——这并不是说塔他对合作者提出了不合理的要求，而是他力图让所有人了解他的节奏，以及让整个团队都乐于跟随他的节奏。在剪辑过程中，我可以看到这个系统是如何工作的。

《牺牲》仅有120处剪辑，但每处剪辑都经过了严格的检视。剪辑这部影片并不意味着盲目遵循事先安排好的概念。它意味着在固定的视觉轴心和素材的内在动力之间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剪辑的数量并不能完全说明剪辑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第一次放映时，影片长达190分钟。后来又缩短了40分钟。但唯一被全部删除的是亚历山大给家人写信的场景。

塔可夫斯基认为，电影是唯一能在时间维度上呈现现实的艺术。一部电影就是时间的马赛克，电影中的其他元素都是在这种结构下产生的，导演可以任意选择。在布景设计、服装和剪辑工作中，安德烈始终在场。

他与摄影师斯文·尼科维斯特的合作也同样专注细节。画面的构图、镜头的长度、演员在画面中的动作，这些都是塔可夫斯基的拿手好戏。他会是剧组里第一个操作摄影机的人，并根据摄影机的表现来修正演员的角色。对尼科维斯特来说，这意味着一种新的工作方式。

他告诉我，这也导致他与导演之间产生了一些冲突，直到他意识到，这并不等同于不信任投而是塔可夫斯基认真的工作方法。这也说明了塔可夫斯基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丝毫不会影响他认识到《牺牲》依赖于团队合作。

我们还谈论了关于电影、电影人和美国电影的问题。安德烈曾去过美国，但从未在那里感到自在。对他来说，电影是艺术，是年轻的，不受任何负担和僵化传统的束缚，他为那些受到商业压力影响的天才美国电影人感到遗憾，因为只有少数人没有受到影响。

塔可夫斯基的欧洲血统让他无法接受这种艺术移民，尽管他从远东的诗歌和音乐中寻找灵感，并梦想着去游历印度和日本。他对文学和艺术的选择也非常考究，虽然他看了很多电影，但他对电影的评价非常严格。他最常谈论的创作大师是布列松、安东尼奥尼、费里尼、黑泽明、瓦伊达、扎努西和伯格曼。

说到这个，我又想起1985年11月发生的一件事，当时安德烈和我正在斯德哥尔摩的电影之家（The Film House）观看电影海报展览。我发现塔可夫斯基从未见过的伯格曼——虽然他们一直想见面——从那里的某家电影院走出来的时候。这一次，会面看起来似乎很自然，几乎不可避免地即将发生。两人大约相距15米，马上就能看到对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大吃一惊：他们各自掉了个头，就像在进行某种精心策划的演习一样，然后朝不同的方向走去。就这样，世界上最伟大的两个电影人擦肩而过，没能碰面。

诸如这样的回忆让我们在那个七月的早晨一直忙个不停。病号吃的午餐是灰色的汤、灰色的麦片和一块煮过头的肉——安德烈向我眨了眨眼睛，然后笑了笑。护士走后，他无奈地挥挥手，把那些根本称不上是餐食的营养品扔在一边。最后，他把盘子从我眼前推开。

我怀着既悲伤又期盼的心情，提议去法国吃一顿像样的牛排。安德烈的眼睛闪闪发光，但他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他负担不起这样的奢侈。为了弥补徒劳的午餐，我们开始回忆起以前每周一次在斯德哥尔摩一家韩国餐馆享用的生鱼片。

「美食狂欢」是我们在一起工作时的闲暇活动之一，这在意大利达到了顶峰，在那里找到一家好吃而简朴的餐馆不成问题。部分剪辑工作恰好是在佛罗伦萨完成的。安德烈可以说是佛罗伦萨的荣誉市民，他把佛罗伦萨当成了自己的新家，剪辑室就在他们夫妇下榻的大楼里。

与此同时，他的妻子拉丽莎则负责管理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准备好房子，等他们的儿子安德柳沙能和他们团聚时就可以直接搬进去。拉丽莎用之不竭的精力帮助这对夫妇克服了离开家乡前后的种种困难。他们的一些共同经历被写进了安德烈的电影中，比如《牺牲》中亚历山大和阿德莱德找一个住所的故事，来自于这对夫妇留在苏联的邸宅的故事。

下午在疗养院散步对安德烈来说似乎是一种仪式。在散步的过程中，我们谈到了《约伯记》中描述的爱的复杂本质，爱要经受种种考验、痛苦，同时爱也会产生痛苦和不幸。这次散步大约持续了四十五分钟，而我们走了不过300米左右，就在散落在院子里的长椅上停下来休息。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安德烈变得多么虚弱。在那个阶段，疾病本身并不令人担忧；真正的危险似乎已经过去，安德烈为未来制定的计划的细节之多也让人对他的健康状况感到乐观。

安德烈走得精疲力竭，他躺下来，拿起《圣经》，再次诵读《传道书》：「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你还记得吗，」安德烈问，「我曾想让我们的电影取这个名字，『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但不知怎么的，这句话用瑞典语听起来不太对劲。」塔可夫斯基躺在疗养院的房间里，看着墙上的圣像。森林的嗡嗡声和燕子的啼叫声盖过了他的话语。过了一会儿，他又继续阅读起来：「......我察觉上帝给世人重担，使他们忙碌不休。祂使万事各按其时变得美好，又把永恒的意识放在人心里，人却不能测透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

安德烈把《圣经》放在一边，拉起毯子给自己盖上，缓缓地抚平它，寂静再次降临。这不是空洞的，而是充满深思的沉默。突然，护士走进来，给安德烈端来了茶和饼干以及药，这让我回到了悲伤的现实中，回到了它自身存在的节奏中。她拿走安德烈喝剩的汤，向他道了晚安，并用混杂了德语、意大利语和英语的话语询问他是否需要什么。

安德烈点了点头，同时用俄语对我说，他唯一需要的就是去意大利，其他的都是徒劳。我离开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们拥抱吻别，说着「意大利再相见」。

那是1986年7月26日，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尘土仍归於地，灵仍归於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安德烈的葬礼在巴黎圣谢尔盖教堂举办，那天，我们手持蜡烛向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告别。 牧师点燃自己的蜡烛，将烛火传递给站在前排的人们。

他们依次将烛火传递下去，最后，所有的蜡烛都点燃了，烛光跳动着，把我们对于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记忆串成了一条链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