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因教父，不爱金钱却要活到120岁，汪健究竟是怎样的人

谁也没能想到短短20年，基因就从科学研究的实验室，走进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现如今的基因在中国，早已成了热门词。

只不过跟基因相关的并不全是正面新闻，如果把基因比作为一枚硬币，那硬币的A面清楚地写着“转基因“三个字。

曾几何时，关于转基因食品是否有害就掀起过巨大的舆论风波。直到今天，一提到“转基因”，很多人都是唯恐避之不及。

这枚硬币的B面却是以基因检测为代表的医疗诊断手术。只要一滴血，就能知道有未来哪些疾病风险，光听起来就让人拍手叫好。

在中国要说基因检测，必然绕不过华大基因。华大基因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基因学从科研到产业的变迁史。

说到华大，就不得不提的就是华大基因创始人之一的汪建，他还有个更霸气的名头——基因教父。

40岁的汪建，给人的感觉是“这个湖南人很狂”。因为早在1994年，他就想要在中国引进一度被视为天方夜谭的人类基因组计划。

人类基因组计划最早在1986年先由美国人提出，并在1990年正式启动。

按照计划设想，要用15年时间把人体内约2.5万个基因的密码全部解开，从而绘制出人类基因图谱。

当时正在美国公派留学的汪健听说之后，便萌发了把人类基因计划引进中国的想法。

而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才刚起步，主要方向还是水稻基因。

1994年汪建回国，正值体制内科研人员下海创业的风口。汪建的身份除了学成归国的生物科学家之外，还多了个相当时髦的“老板”身份。

汪建办了一家生物技术公司，靠着推广艾滋和丙肝诊断试剂成功赚到了第一桶金，然后汪建拿着赚来的钱，开始积极活动，推动人类基因组计划在国内落地。

在外人眼中，毫无基因研究背景的汪建，一没资金二没人手，不要对这件事如此执着，老老实实做生意赚钱就行了。

但在汪健眼中，基因科学完全是一座尚未开挖的“超级金矿”，自己一定要做成。而做成这件事的首要条件便是国家要支持。

好消息是，遗传基因学在国内也在发展。在“中华民族基因组中若干位点基因结构”研究课题下，国家南、北方基因研究中心先后成立。

坏消息是，国家当时的策略是观察和跟随，对于是否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态度一直不明确。

转眼到了1997年11月，汪建受邀参加了在湖南张家界召开的遗传学研讨会，也正是在此次会议上，汪建和于军、杨焕明等人共同提出了中国人类基因组的构想。

在这些学者的共同呼吁下，国家终于开始重视。

1998年8月，中科院遗传研究所人类基因组中心在北京成立，汪建担任研究中心副主任，并在次年7月提出了加入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申请。

与此同时，中心也正式开展基础性的碱基对测序，但距离正式加入人类基因组计划仍然遥不可及。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1999年9月1日，人类基因组计划协作组要在伦敦召开第五次人类基因组测序战略会议，这是协作组最后一次确定各国任务的会议。

汪建他们知道，这也许就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如果不拼死一搏，历史性机遇有可能就会这样错过，他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在第五次人类基因组测序战略会议会场上，杨焕明向大会表示：我们代表中国加入，并且有能力在2000年末完成1%的测序任务。

在当时，这一行为并没有得到中科院相关的批准。但汪建们却等不及了。

四天后，中国正式成为人类基因组计划成员，承担人类3号染色体短臂端粒一侧约3000万个碱基对的测序和分析任务。

至此，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分工确定，人体23对染色体的30亿个碱基对的测序任务中，美国承担53.7%，英国承担33.8%，日本6.7%，法国2.7%，德国2.1%，中国承担1%。

但就是这看起来微不足道的1%，中科院人类基因组中心的现有的场地和人员都无法满足任务要求。

1999年9月9日，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宣告成立。汪健、于军、杨焕明和后来加入的刘斯奇成为联合创始人。

这完全是一家民营的科研机构，为了能在承诺的时间之前完成计划，汪建等人抵押了所有家产寻找投资，好不容易最后凑齐了3000万元，而当时买一台基因测序仪的就要50万美元。

这一天，距离他想要在中国引入基因组计划已经过去了整整5年。

2000年5月，华大基因团队终于完成了1%基因组序列草图的测定工作，又称人类基因图谱中国卷。

与此同时，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团队也进展顺利，原本预计需要花费15年完成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在启动10年后宣告完成。

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得知这一消息后，接见并表扬了汪建、杨焕明等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华大基因从此被圈内熟知。

在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后，华大将目光投向了水稻的测序研究。当时的华大基因，还没有独立完成一个项目的经验。

2000年4月，华大正式启动水稻（籼稻）基因组计划，测序所使用的样本是袁隆平院士提供的“籼稻93-11”品种。

作为亚洲基因领域的领先者，日本的粳稻基因测序工作已进行多年。随着华大的加入，一场水稻基因组测序的竞赛正式开启。

摆在汪建面前的问题仍然是钱和设备，在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后，北京市政府曾经拨给华大5000万科研经费，但这笔钱更多是用来归还之前的欠款。

杭州政府向华大抛出了橄榄枝， 2001年1月，为水稻基因测序计划而生的杭州华大成立。

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杭州华大就完成了水稻基因组测序。相关研究论文于2002年4月23日率先出现在《科学》杂志的封面上，比日本人早了一个星期。

因为水稻基因组项目，华大又欠下了一屁股债。汪建却认为，这个项目是华大独立完成的，给华大带来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力”，这钱花的值。

不过，所谓的国际影响力并不能解决华大当时的现实困境。

2003年，SARS在国内爆发。当时，汪建跟随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主任赴广东采集样本，却并无任何收获而返。

彼时的华大，名义上只是家民间性质的研究机构，并非“国家队”，没有相应防护等级的研究室，按照规定不能进行SARS研究。

但狂人汪建又岂能“坐以待毙”，最后他多处辗转，最终拿到了4株从SARS患者组织样本提取的冠状病毒，并开展了SARS病毒基因的研究。

经过近100个小时的努力，华大基因率先研制成功了冠状病毒抗体检测断试剂盒，并捐出了30万份诊断试剂。

最终中国打赢了SARS之战，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更参观了华大基因，之后华大基因便迎来了大变局。

中国科学院正式组建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将华大基因再次“收编”进国家队。国家给了90人的正式编制，任命杨焕明为所长，汪建为副所长。

这一时期的华大基因是科研为核心，他们展开诸如家鹅、大熊猫等物种的基因测序工作，并在着手准备第一个中国人（黄种人）的全基因图谱测序。

但实情却是，更多华大基因提出的研究课题被一一否决了。摆在所有相关利益方面前的问题是，基因科学的研发投入成本大的显而易见，经济效益却几乎没有。

汪建初心是建立一家非盈利的科学组织，有朝一日振兴民族，“华夏生骄子，大国有精英”，这才有了华大。

归入体制曾是他最初所信赖的路径，但是各种质疑和反对声却让他怀疑起自己的选择。

2006年，新一代高通量测序仪即将诞生的消息让汪建激动起来：测序能力百倍增加，成本百倍降低。

汪建兴奋的理由是：测序成本下降将使测序大规模商业化成为可能。

汪建给中科院领导写了一份30多页的报告，希望购买相关仪器，从而让国家在基因行业内在国际竞争中抢占先机。

但汪建看到的未来图景却不是所有人都相信的。学派之争，从来不可避免，当时在基因学术界也存在技术路线的分歧。

以汪建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借助计算机的运算能力，以工业化的手段解决问题。但另一派却坚持在生物学实验中寻求突破。

汪健的报告于是被打了回来，双方对峙的焦点最后莫名其妙地成了二代测序仪。

而汪建对采购这种昂贵设备表现出的急切，更被戴上了贪污吃回扣的帽子。他被人匿名举报，中科院随即成立调查组调查汪建。

尽管最终没有查到问题，但对于汪建来说，这却是莫大的侮辱，一场决裂不可避免。

在2006的冬天，他一个人开车从北京到拉萨，在布达拉宫面前做出了决定。

12年前他从美国回到中国，一个轮回后，他从北京前往深圳。

2007年元旦，汪健辞去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副所长职务，跟他一起南下的，还有另外90名华大基因的员工。

华大基因最终在深圳东部远郊工业区的一个旧鞋厂安家落户。

为了引进华大基因，深圳市政府“创新性”地批准成立了公益性研究的三类事业单位——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没有人员编制和固定事业经费，但可以获得免税优惠。’

而汪建则向深圳市政府夸下海口，称将为这座城市在未来五年内带来十篇《自然 nuture》、《科学Science》等顶级杂志的论文。

作为政府官们，其实并不知道这种论文有何价值，此前也从未有人以此为筹码换取支持。

等他们一调查才发现，整个广东省从新中国建立起也仅有两篇，这下论文就值钱了。

时任深圳市副市长的许勤随即向华大基因许诺，如果得以发表，论文的每一位作者都将获得100万元的奖励。

2008年，由华大基因团队撰写的名为《第一个亚洲人基因组图谱》出现在《自然》杂志的封面上。

而这正是由华大基因还在中科院旗下时就提出的“炎黄计划”的第一步。从此一发不可收拾，2009年华大基因发表了7篇同等量级的论文，2010年有23篇，2011年更达到了51篇。

最后连许市长都难以兑现奖金，他邀请汪建等人到家中做客，亲自下厨做了一餐红烧肉以示鼓励，这也成为了深圳创业故事中的一段佳话。

华大基因展现出的惊人科研能力，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是他们前所未见的科研方式。

2010年，华大从美国一次性购置了128台第二代测序仪， 随着新机器的到来，华大也随之迅速扩张，到2012年其测序数据产出能力占全球一半以上。

在华大从事基因数据分析的员工中，相当一部分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华大因此被一些人称作 “基因届的富士康”。

汪建对这一称呼并不反感，反而很自豪的说“把工业发展模式搬到生物经济上来，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家。”

技术提升和规模扩大带来了成本的降低。很快，华大基因就把基因测序的价格压低至美国的一半。

全世界的基因样本纷至沓来，华大基因顺势在40个国家和地区展开业务。

到了2012年，世界上每产生两份基因数据报告，就有一份出自华大基因。在1000种高等动植物的基因组测序中，华大基因主导和参与的超过70%。

海量的数据最终成就了华大基因在学术领域的喷薄而出，华大基因的商业模式也在这一阶段开始形成。

其中，在医疗领域广泛运用的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技术每年给华大带来10亿的收入。

此外靠着数量庞大的基因测序仪器，向其他科研及医疗机构提供基因测序报告，也是华大基因主要的资金来源，华大基因的产业规模迅速做大。

2012年，汪建启动了至今其在商业上最雄心勃勃的计划：收购美国Complete Genomics公司，虽然这更多的是商业竞争中的无奈之举。

华大基因是一家生物科技领域的技术服务公司，此前从未设想过进入工业制造的领域。

但就在2012年，华大上游美国供应商忽然不卖给他们仪器了，也不再给他们维修老仪器。

那时候的华大，根本还没有想过要去占领上游的市场，试剂、仪器全都是买来的。深感手脚被限制住的汪建决定对收购一家上游仪器公司。

Complete Genomics公司是美国的纳达克上市公司，在上游市场中排行第三，估值接近1.8亿美金。华大自身根本就拿不出这么多钱，迫不得已，华大只得再次对资本开放。

汪建本人对资本非常排斥，对于跟投资人谈判的前提更是“一高三不”——高估值，不对赌、不承诺上市和回购。

言外之意就是“信我你就打钱，不要那么多事”，一字一句，尽显狂人本色。

昔日无往不利躺着谈条件的资本们统通在汪建面前吃瘪。

最后在在王石的撮合下，华大拿到了光大创投、云锋基金、红杉资本等投资机构14亿美元的融资，完成了这这桩跨国收购。

引进吸收再造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汪建在此基础上组建了华大智造，并很快研发了新一款高通量二代测序仪，再一次提高了基因测序的效率，降低单次基因检测成本。

从2013年开始，中国的基因测序的产业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2017年，华大体系内的华大基因正式登陆资本市场。2022年，作为基因测序设备工厂的华大智造登陆深圳科创板。

当生物技术产业化大门开启，基因测序摇身一变也变成了一门大生意。在科学家的身份之外，汪建不得不兼顾商人和企业家的角色。

但他本人对财富的态度却跟所有的企业家不同，尽管随着旗下公司的上市，他的身价早已经过了数百亿。

在华大基因的上市发布会上，汪建这样说：“人要活得有点意思，天天算钱太无聊。待会你们接着算，我就先走了。”

汪建在深圳无房无车，在深圳的数年中都是租住居民房，且时常要为房东卖房而担心四处搬家，平时上下班要么坐公司大巴，要么骑自行车。

王健也没有自己的独立办公室，跟其他同事一起挤在开发的办公空间中。

在汪建身上，其实有一条成功商人的人生路径——从最初的一项科学发现或者技术创新起步，集合资源将其产业化并赚取财富，最终又将财富回馈社会和大众。

曾经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如此，那些跟汪健在90年代同期创业的中国企业家们也是如此。

但汪建也试图打破世俗关于商人的思维定式，他并不认同自己是个商人。

华大基因一直是一家“四不像”机构：不完全像真正的企业，不完全像科研机构，不完全像高校，还不完全像事业单位。

接受采访的汪建常常宣称，造福民生才是华大基因的战略。 为此，华大可以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说服一些地方政府，只为将无创产前基因检测纳入医疗保险报销之列。

这意味着当地孕妇可以免费接受基因检测，而像唐氏综合征、地中海贫血等遗传疾病就会被很筛选出来，从而减少新生儿的病发率。

在2020年武汉新冠疫情爆发时，66岁的汪建在封城后第二天便到了武汉，在一线与新冠病毒对抗。

几天后，华大便成立了“火眼”实验室，对新型冠状病毒进行检测，而且实验室每日检测量可达到万人，是当时武汉疫情中最主要的检测力量。

之后“火眼”实验室在全国范围内、以及海外国家进行广泛运用。

可以说，新冠疫情这场全球战役的胜利，汪健和华大基因在其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此时的汪建，给人的感觉依旧是“这个湖南人很狂”，经历过多年舆论的风口浪尖，他早已毁誉参半。

作为行业无可争议的领袖，不管是在什么场合，汪建都穿着一身户外运动服，就是与众不同。

他曾多次口出“狂言”，声称自己会活到120岁，并表示“我的员工必须活到100岁！”他明确反对目前流行但价格昂贵的宫颈癌疫苗，并呼吁大众应该接受相关基因检测。

除此之外，他还想用化学合成技术复活史前生物猛犸象。对于他这些天方夜谭般的“愿景”和张口就来的“大话”，网络路人自然纷纷讥笑。

尽管汪建早已不在体制内，但却不耽误各路专家轮番点评，甚至有知名的生物学教授，指名道姓批评汪建基因组学，不过就是运用计算机，没有什么专业水平。

而王健所谓的造福民生和扶贫行为，只不过是换取政治保护和商业利益的工具。

有人说他是中国基因的英雄，有人视他为欺世盗名的骗子，然而，不管外界说得如何难听，汪健丝毫不在意。

汪建不止一次告诉媒体，他从来都不关心别人的评价，并认为把时间花费在这种事情上完全是庸人自扰。

“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肯定比你们清楚，用得着你们来告诉我？”

他从不否认他的狂妄和自大，但他一心走自己的路，又管你有什么意见。

这就是狂人汪建，集科学家、商人、开拓者于一身。

他身价百亿，却对金钱和物质生活兴趣寥寥。

他狂热追求身体健康，并立下誓言要活到120岁。

现在，若问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他的自我评价却是：“贪生怕死，自私自利，贪婪懒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