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议捐赠总额首破“百亿大关”，大额捐赠如何科学助力高校学科建设？

本报（chinatimes.net.cn）记者周南 北京报道

近日，由明善道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下称“明善道”）发起并编写的《2023中国高校基金会大额捐赠观察报告》（下称《报告》）在京发布，这是明善道连续第三年发布的该主题报告。

《报告》基于高校基金会年报等公开披露信息得出，2022—2023年间国内高校基金会接收了471笔金额大于等于1000万元人民币的大额捐赠，大额捐赠项目的到账总额和项目总数均出现下降，但2022年新发起的高校大额捐赠项目协议捐赠总额首次突破100亿元。

随着高校大额捐赠迎来“亿元时代”，对财富如何通过支持知识的进步，推动可持续的未来发展这一思考也成为必须。为此，本次《报告》设专章观察大额捐赠如何助力高校学科建设。

“社会参与高校学科建设的实践还处于起步、探索期。在协助大额捐赠人规划和落实向高校的捐赠时，我们也发现大额捐赠人的诉求并非更快花完，而是如何确保花得尽可能好，有时还包括如何可持续乃至永续，即科学地用好每一分钱，通过捐赠，企业家携手高校共同为提高社会整体福祉而努力。基于此目标来看，高等教育学科建设方面目前存在专业支持机构建设、社会捐赠与国家激励机制协同等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情况亟待重视。”明善道总裁、《报告》主编赵坤宁说道。

“亿元”捐赠时代来临，企业（家）为捐赠主力

当时间的指针滑向2022年，因新冠疫情带来的慈善捐赠热潮已逐渐消退，这在高校大额捐赠中也有体现。

《报告》指出，2022—2023年，中国高校基金会接收的大额捐赠项目总数和到账总额均有下滑。2022年，中国高校基金会有235个项目接收了大额捐赠，较2021年下降7%，到账总额为66.08亿元，较2021年的86.04亿元下降23%；2023年，236个项目接收了大额捐赠，到账总额为52.20亿元，较2022年下降21%，与2019年疫情前的水平持平。

但不必急着悲观，一个令人欣喜的变化是，在年度到账总额回落的背景下，2022年内新发起的高校大额捐赠项目数量达193个，协议捐赠总额为106.24亿元——首次突破100亿元，为2015年以来的新高。

“且自2019年以来，每年新发起的协议捐赠额1亿元及以上项目逐年上升，截至2023年占比已达16%，‘亿元’高校捐赠越来越频繁。可以说，我们正在见证高等教育的单笔大额捐赠从千万向亿级跃升。大额捐赠人对高等教育议题和高校基金会的捐赠热情依然高企。”赵坤宁说道。

“高企”的背后，将目光投向捐赠人，企业和企业家依然是高校大额捐赠的绝对主体。

《报告》指出，2022—2023年间，79%的大额捐赠项目由企业/企业家捐赠。同时，上市公司或其负责人发起的项目占比在2023年过半（52%）并达到2015年以来新高。近9年来，已有976个捐赠人向高校做出了至少1笔到账1000万元及以上的大额捐赠，197个捐赠人曾向高校基金会做出了至少1笔协议捐赠在1亿元及以上的大规模捐赠，高校大额捐赠群体稳定增长。

而《报告》所设“青云壮志榜——对中国高等教育最有承诺的大额捐赠人榜”共计75名上榜人，在2015—2023年间，他们向高校基金会做过至少2笔大额捐赠项目。上榜人对高校基金会的大额捐赠额达95.28亿元，在9年间到账总额中占比近20%，是中国高等教育大额捐赠的中坚力量。其中，28位捐赠人在此期间捐赠到账额均达1亿元及以上，跻身高等教育“亿元捐赠人”。46位捐赠人来自上市公司或是其负责人，其中，大北农集团董事长邵根伙在2022—2023年间共发起了5个新的大额捐赠项目，首次进入榜单第一梯队；湘江公益基金会、泰康人寿、杨元庆和腾讯构成第二梯队。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致敬近年来捐赠巨资兴办新大学的捐赠人，今年“青云壮志榜”增设特别贡献榜。曹德旺发起的河仁慈善基金会和虞仁荣发起的虞仁荣基金会，分别筹办福耀科技大学（暂名）、宁波理工大学（暂名），投入巨大，荣登首期特别贡献榜。

在“经济发展不景气”的声音甚嚣尘上的今天，高校大额捐赠还能迎来“亿元时代”，捐赠人对大学依旧慷慨，赵坤宁却并不意外。

“看一下捐赠人背景就不奇怪了，他们半数来自上市公司，是企业家，是被大学改变命运的一代人，他们受益于此，所以乐于向大学，尤其是母校捐赠。因而在给大额捐赠人提供公益咨询的实务中，主要研究的命题常是如何捐赠，而非为什么捐赠。”赵坤宁说道。

马太效应凸显，科学助力高校学科建设成必然

在为富有“青云壮志”的高校大额捐赠人之慷慨和热情高歌时，也不得不直面种种“背面”所带来的挑战。

根据《报告》，在近两年总体471笔高校基金会大额捐赠中，现金捐赠占比94%，仍然是主流。同时，股权/股票捐赠自2019年起持续攀升，2022至2023年间高校基金会接收了13笔股权/股票大额捐赠，以捐赠A股上市公司的股票居多，显示股票/股权捐赠在高校基金会端的接受度不断提高。但是，2019年以来留本永续型的大额捐赠遇冷，从2019年的22%下降到2022—2023年的5%至6%，反映了在利率下行背景下，留本捐息的现金捐赠形式难以保障持续性，慈善资金的增值保值给捐赠人和高校基金会在实操层面带来很大挑战。

对此，赵坤宁建议以优势视角去看，“高校大额捐赠到账额与经济的冷暖紧密相关，但它的热情不减，后劲不小，因为我在实践中‘见证’了不少富有激情的捐赠计划因为相关政策、机制的原因未能实现，留本永续不仅是一种捐赠形式，也是捐赠人的一种梦想，这与高校的人才培养、师资建设等长周期工作需要十分契合，值得大力倡导，类似的还有慈善信托。所以现在的遇冷实则提醒我们，如果能在税收政策、监管机制方面有改善，将激发更多社会慈善资金进入高校，也让大额捐赠化作‘涓涓细流’持续、稳定地支持高等教育。”

留本永续型的大额捐赠遇冷之外，高校作为受捐方，其所在地域的差异、资源分布不均等特征凸显。

根据《报告》，2022—2023年间，共有116所国内高校基金会接收大额捐赠，其中39所期间承接了协议捐赠规模在1亿元及以上的大额捐赠项目，17所高校是大额捐赠的频繁接收方，这些高校全部为中央部属、拥有“双一流”学科的高校，除四川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外，均位于东部和中部。

涉及“学科建设”的大额捐赠项目占比50%左右，始终稳居首位。而2015—2023年间，近90%的学科建设类捐赠项目由中央部属高校接收，华北和华东高校接收相关项目数量是西北和西南高校项目数量的超10倍，同时中央和地方的社会捐赠配比政策进一步放大马太效应。

“因此，我们建议从大额捐赠人的角度首先打开视野，激发他们对提升某一学科的水平和竞争力感兴趣，将资源投向最有需求的地区和同样有一流学科的学校，它带来的效应和受重视程度将是巨大的，也促进了教育公平和正义的实现。相对于扎堆塔尖的名校，这样的选择视野更开阔，更具理性和公益性，值得鼓励。同时，我们也建议教育部门、财政部门等在配捐激励机制上做出改革。”赵坤宁说道。

此外，目前学科建设用途的大额捐赠多囿于一地一校，这种点对点的、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捐赠实际面临着资金利用效率不高，风险相对较大的挑战，对于推动学科建设整体进展来说也比较缓慢。

“我们希望有类似高校联盟类的枢纽组织或第三方支持机构站出来，做学科建设地图、进展扫描和高校与捐赠人之间的沟通协调。而对于有志于在学科建设方面贡献力量的大额捐赠人来说，跨地域、跨学科做捐赠不是目标，产生协同效应、推进学科建设成效更快才是，那么关注交叉学科很重要，关注学科带头人群体的可持续发展很重要，促进学科建设社会生态的形成将更具雄心。”

赵坤宁还指出，推动学科建设创新发展应充分挖掘和借助大额捐赠人的价值，“大额捐赠人们的价值绝对不仅在于善款，更在于他们拥有对于行业发展、社会需求有着天然的敏感和洞察，拥有丰沃的社会资本，可以为高校提供企业级的科研机会等等。因此，不仅让捐赠人作为赞助方参与，更要抓住产教融合的宝贵机会，让他们成为高校基金会专业能力的重要组成。”

责任编辑：方凤娇 主编：文梅